解密:1989年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秘闻

1989年2月,邓小平在上海会见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图为会见结束时他应客人请求在俄文版的《邓小平文选》上签名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邓小平同志与他举行的会见,宣告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最终实现 ,这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本文作者李景贤亲历了那个特殊而庄重的时刻。


外长互访为高级会见做准备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苏联解体,中苏关系这段历程相对比较短,只有42年零86天。其中,有过不长的美好年代 ,但更多的是不堪回首的岁月。1988年秋天,随着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逐步得到消除,特别是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开始有了眉目,作为这一"正常化"标志的中苏高级 会见自然就被双方摆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中苏双方商定,两国外长于1988年12月初、1989年2月初先行互访,为中苏高级会见做准备。


中苏两国外长已经有30多年没有来往了。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只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曾见过几次面。因此,钱其琛外长把这次出访苏联看得很重,称之为"破冰之旅"。对于姗姗来迟竟达几十年之久的这次中苏外长互访,两国高层 自然寄以厚望。


1988年12月1日,钱其琛外长到达莫斯科,开始对苏联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这是30多年来中国外交部长首次踏上苏联的领土。中苏两国外长着重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 交换意见,并达成了一些共识。


2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钱其琛外长。这是他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继1985年春、冬两次在莫斯科会见李鹏副总理以后,第三次会见重要的中国官方人士。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才不过五十七八岁,但入主克里姆林宫已快四年。当时,他正在大力推行旨在使苏联摆脱"停滞"困局的"新思维"。中苏关系正常化即将实现;苏美关系没有太大的波折;东欧"改制"的苗头虽已显露,但戈尔巴乔夫自信仍可维系"华约"集团于不散。他见到钱外长时,在轻松的气氛中,滔滔不绝地讲,国内改革 、苏中关系、国际大势,都谈到了,给人一种"春风得意"的感觉。


在交谈中,戈尔巴乔夫主动说:对于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有过错"。这是在长达1小时40分钟的会见中,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最有分量的一句话。听得出来,此话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有备而讲的。苏联最高领导人 正式向我方承认有过错,这在中苏关系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谈及中苏高级会见时,戈尔巴乔夫还主动表示,出于种种考虑,他准备前往北京。鉴于在这次会见前,双方已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时间表这一关键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钱外长便顺势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戈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参照他的表述,苏方与我方还达成了以下共识:中苏高级会见是指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


就这样,戈尔巴乔夫1989年正式访华,与邓小平举行高级会见一事便正式定了下来。


1989年2月2日至4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了回访。这是新中国成立40年以来,到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的第一位苏联外交部长。他是苏联最高层第三四号人物。


中苏两国外长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继续交换意见,又达成了一些新的共识。


由于小平同志4日将在上海会见谢瓦尔德纳泽,中苏两国外长便于3日一起飞抵沪。在会见中,老人家说出了已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还扼要点明了:与戈尔巴乔夫见面时,大体上讲些什么,怎么讲。后来,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所发表的那篇运筹帷幄达三年多、成竹在胸的"516谈话",便是他与苏联外长这次谈话的深化与扩展。

谢瓦尔德纳泽在交谈中说,戈尔巴乔夫建议 5月15日至18日访华,两国外长已经谈了这个问题。他显然是想打个马虎眼,让小平同志先确认戈访华的日期,使之成为既成事实,然后避开苏方依然感到有点棘手的柬埔寨问题。小平同志当即识破了苏联外长的这个小计谋,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两位外长的谈话还未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 。老人家还幽默了一句:访问日期由两位来定,"我听你们指挥"。


2月6日,双方发表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同时宣布戈尔巴乔夫将于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正式访问中国。


有位智者曾精辟地指出,中苏外长互访标志着两国关系实现了"半正常化"。


将近20年过后回想起来,在这一去一来的两国外长互访中,我方与苏方就柬埔寨问题谈得很艰苦。在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钱外长访苏期间,在戈尔巴乔夫将要会见他的头一天晚上,双方就柬埔寨问题长时间进行磋商,但总是谈不拢,卡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第二天清晨4点来钟,钱外长因国外 的环境特殊,"无法运筹于帷幄",只好顶着莫斯科严冬零下20多摄氏度刺骨的寒风,同两位主要顾问,在那堆满着雪的宾馆院子里"遛弯","决策于穹庐"。此时,其他随行人员还在梦乡。我跟随钱其琛同志在莫斯科谈判多年,记得很清楚,以"遛弯"这种独特方式进行内部沟通,乃"家常便饭"。


在苏联外长访华之初,双方本来就已商定,关于柬埔寨问题 的声明和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日期同时发表和宣布。但是,商定戈访华日期后,苏联外长却突然变卦,不愿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声明。为此,钱外长与他在北京谈,在上海也谈,在从沪返京的包机上亦谈,在首都机场贵宾室还在谈,坚决要求 苏方信守诺言。


钱外长后来忆及这次外长互访时曾说过,那三四天在莫斯科和北京,"几乎夜夜无眠"。


两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礼仪


在中苏高级会见的准备工作 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两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礼仪安排:


其一,对苏联人仍以"同志"相称。


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前,中共与苏共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书面上,均以"同志"相称。在新中国成立后很短一段时间内,中苏双方在书面上曾互称"先生"。 毛泽东主席1949年底至1950年初第一次访问苏联时,苏方在公开报道 中就称他为"先生"。听说,国内有些人当时对苏方这一做法感到不可理解。对此,我求教过长期主管对苏工作的余湛副外长。他解释说:这只是一种策略考虑,以免西方怀疑我国是苏联的"附庸"。为此,双方事先有专门约定。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双方在书面上就改以"同志"相称。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双方以"同志"相称。赫1964年下台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对苏联人是否仍以"同志"相称,便成了一个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我们也没有称其为 "先生"。1969年春夏在两国边境地区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后,当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首都机场 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时,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吗,柯西金同志?"戈尔巴乔夫1985年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双方都希望使中苏关系由冷转暖,而且,两国实际上依然承认彼此的社会主义性质。于是,对苏联人是否称"同志",问题就不像过去那样敏感了。在小平同志请人给戈尔巴乔夫所带的口信中,对他就以"同志"相称。


尽管这样,鉴于中苏关系长期严重恶化,在戈尔巴乔夫来访及此前的两国外长互访时,对苏联人究竟以何种敬语相称,还是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有些人认为,对苏联人可以称"同志",因为苏联仍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执政的依然是共产党。但有些人则指出,中苏对立、对抗了20多年,甚至还兵戎相见过,党际关系早已中断,彼此间毫无"同志" 情感 可言。


对苏联人究竟如何称呼,最后是这样定的:在访问日程表、宴会请帖上,称戈尔巴乔夫及其他苏联人为"同志";在会见、会谈中,不妨也称一两次"同志",但不可过于频繁;在新闻 报道中,对苏联人一般以职务相称。


写到这里还应提一下,小平同志1989年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在讲完"结束过去"后说:"目的是让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么认识‘过去'的"。


1991年8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他便成了我们称为"同志"的最后一位苏联最高领导人 。


其二,与苏联人见面时"不拥抱"。


谈及与戈尔巴乔夫访华有关的问题时,小平同志曾特别交代:与苏联人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礼仪问题,它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小平同志是我党对外关系的决策人之一,与苏共及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多次举行过谈判。他对国际 共运的历史十分了解。见苏联人时"不拥抱",这是老人家针对20世纪下半叶那段曲折的国际共运史和中苏关系史有感而发。"不拥抱"这三个字形象地勾勒出中苏关系未来的定位:睦邻友好合作,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抱团"。


后来我听一位苏联朋友说,中方礼宾人员曾把这一提醒特意透露给苏联驻华大使馆,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又立即将其报告 了戈尔巴乔夫本人。1989年5月16日10时,戈尔巴乔夫见到邓小平同志时,确实没有忘记这一"提醒",只与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握手。不过两人握手的时间相当长,有位朋友看电视直播时掐着手表算了算,整整35秒钟。


口译工作 的特殊安排


对于小平同志与苏方客人会见时的口译工作,外交部领导做了周密安排。记得1989年元旦一过,钱其琛外长就对我说,谢瓦尔德纳泽外长来访时,小平同志要见他,可考虑安排一位精通俄语 、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当翻译,同时也让一位年轻有为的翻译在场"见习、见习"。过后不久,他指定了这两位高翻的人选。


大约在3月下旬,钱外长又特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交代了一项不太寻常的任务。他说:小平同志2月初与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交谈时,听苏方译员百订林讲的汉语感到比较费劲。老人家很快就要会见戈尔巴乔夫了,要想个办法,让他所说的每句话都能够清清楚楚地传译 给小平同志,以便老人家听起来不再感到费劲。我听后提出了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是:小平同志说的话由苏方译员翻,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则由我方译员翻。这种口译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比较常见,但后来很少用了。况且,我担心苏方译员译小平同志的话时,翻得不够全面和准确。


另一种方案是:中苏两位最高领导 人所说的话,由我方译员一个人翻译。但苏方未必会接受这种办法,因为在国际上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大国领导人相互交谈时,如遇语言不通,则"各翻各的"(由本国的译员翻译 本国领导人所说的话)。在近20年中苏会见、会谈的口译实践中,都是这样做的,无一例外。


钱外长赞成后一种方案 。他说,要努力与苏方人员沟通好,讲清楚这是"一次性的特殊安排"。我与苏方人员几经沟通后,对方终于对这种"一次性"安排的"特殊性"表示理解和尊重。于是,钱外长便指定外交部俄语界的后起之秀宫建伟作为邓戈会见的唯一翻译。


写到这里,顺便说一个小插曲:5月16日10时一过,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入座前的两三分钟,我与苏方主翻百订林作为双方的主要记录人,在两位领导人所坐的沙发后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百订林故作"怒"状,操着一口并不太生硬的"京腔",用手轻轻捂着嘴冲着我说:"我早就猜到,肯定是你这小子给我使的坏,剥夺了我今天 在头儿面前显摆(指给戈尔巴乔夫当翻译)的机会!"我跟"老百"很熟,即使在中苏关系最为艰难的日子里,我们两人也保持着一种不错的个人关系。于是,我立即挑了几个挺"油"的俄文 词,给他回敬了过去,汉语的意思是:"您也忒会‘抬举'人啦!您的忠实仆人(俄语的自谦词,常用于熟人间开玩笑)哪儿来的这份能耐?"


往事并不一定如烟


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定于1989年5月16日10时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始举行。


8时20分,我与两名高翻宫建伟和张喜云,因为怕堵车,早早就离开了钓鱼台国宾馆前往人民大会堂。


9时10分至20分,李先念、姚依林、吴学谦、阎明复等领导同志和钱其琛外长陆续来到了东大厅。他们握手寒暄后,都默默地坐下,等候即将举行的历史 性会见的主角--邓小平同志的到来。


往事并不一定都如烟,重要的历史"镜头"会永久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中苏间整整40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此刻,一幕幕似乎在我眼前"回放":


--从十年友好,到十年对立,再到十年对抗,直至兵戎相见,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由于"冷战"转入"热战",盟国成了敌国,"本是同根生",却"相煎"一二十年,双边关系几乎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


--20世纪70年代 末,小平同志复出后,着手实行强国富民、缓和世界局势、与各国友好合作的务实政策。调整对苏关系这一影响战略全局的大事,自然也就进入到他的视野中。差不多与此同时,苏联与美国 争霸已经力不从心,逐步从对外扩张的顶峰往下跌,从而被迫实行战略调整,也开始思考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