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浩田撰文回忆三十年前大转折中的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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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30年前的大转折,开启了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新纪元,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回首那激动人心的岁月,许多往事历历在目,令人终生难忘。   一   1976年10月6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当晚10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了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决定迅速夺取“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大权。具体安排是:由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耿飚负责接管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由我和孙轶青同志接管人民日报社,刘西尧接管光明日报社。整个行动是在政治局开会的同时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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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大转折,开启了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新纪元,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回首那激动人心的岁月,许多往事历历在目,令人终生难忘。



1976年10月6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当晚10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了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决定迅速夺取“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大权。具体安排是:由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耿飚负责接管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由我和孙轶青同志接管人民日报社,刘西尧接管光明日报社。整个行动是在政治局开会的同时布置并实施的。当时,我任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正在地震废墟上紧张地指挥部队抗震救灾。6日深夜,突然接到中央让我紧急返京的命令。第二天一早,我乘专机返回北京,直接到中南海领受任务。一进西楼会议室,我就看到了早就守候在那里的耿飚、刘西尧、孙轶青等人。耿飚见我进来,呼地站了起来:“你是浩田同志吗?”我说:“是。”他一把握住我的手,兴奋地说:“告诉你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说着,伸开双臂就要拥抱我。虽然我对这位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老同志所用的西方礼节不习惯,但仍毫不迟疑地张开双臂,与他相拥着倒在了沙发上,又从沙发上滚到了地毯上。在场的人深受感染,一起享受着胜利的喜悦。“四人帮”作恶多端,坏事做绝,粉碎“四人帮”是中国人民的第二次解放。我们当时都预感到,神州大地将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转折即将来临!


这时,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政委的纪登奎走进来,他代表中央向我交代任务:“浩田同志,把你从抗震救灾前线召来,是让你到《人民日报》去,把权从‘四人帮’的手中夺回来。中央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受“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重灾区。十年内乱中,张春桥、姚文元及其亲信利用这个阵地,连篇累牍地发表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文章,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严重地玷污了党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在此紧要关头,夺回《人民日报》的控制权刻不容缓。我顿时感到使命的光荣和责任的重大,坚定地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鉴于“四人帮”被粉碎还处于严格保密阶段,我建议马上进驻。用军事术语来说,就是兵贵神速,赶快抢占阵地。


为顺利开展工作,中央以华国锋的名义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大意是:为了加强《人民日报》的工作,中央决定派迟浩田等同志参加核心小组的领导,重要事情要向他们报告。


7日晚8时许,我和孙轶青等人进驻人民日报社。到报社后,我们立即召集报社核心小组成员开会,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要求大家通力合作,把《人民日报》办好。同时警告“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亲信,要听招呼,不要搞小动作。


“四人帮”虽然在人民日报社插手很深,但由于他们倒行逆施,很不得人心,报社的许多同志主动向我们反映情况,揭发“四人帮”及其亲信的种种劣行。我们团结和依靠群众,很快就把《人民日报》这个舆论阵地夺了回来。


为配合全国揭批“四人帮”,我们组织发表了系列文章。12月17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灭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以铁一般的事实戳穿了“四人帮”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急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


在揭批“四人帮”中,报社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阴谋诡计。1976年清明节前后,许多群众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这一正义的行动触怒了“四人帮”,他们授意人民日报社的亲信,编造谎言,歪曲事实,把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人民日报社的那个负责人秉承“四人帮”的旨意,突击编发了多期《情况汇编清样》,对一些重大的情节进行歪曲篡改。姚文元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加工修改,然后印成《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政治局,进而欺骗党中央和毛主席,并由此撤销了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4月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登出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即是根据上述材料炮制的。


群众的揭发引起我的重视,我们立即组织报社有关部门进行紧张的内查外调,很快查清了报社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人和事,写出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的清查材料,并以我和孙轶青的名义,于12月10日上报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复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3个月后,我受命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参政治部主任。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聆听他的教导,落实他的指示,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总参在全军率先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就是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四人帮”被粉碎后,全国人民迫切期望尽快结束“文革”动乱局面,平反冤假错案,努力发展经济,振兴国力。然而,1977年2月7日以两报一刊社论名义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的文章却提出“两个凡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延续十年动乱的局面,阻挠邓小平同志复出。


“两个凡是”一提出,就遭到邓小平的严厉批评。他出来工作不久,曾对我和杨勇、李达等同志说,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要出来工作了,那什么事都干不成。他还说,“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迟早要解决,这个问题早晚绕不过去。这样重大的问题,邓小平及时向我们交底,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拉开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序幕。次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追求思想解放的人们,为这篇文章连连叫好,认为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打破思想桎梏、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必将产生重要作用。但也有不少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此不理解,认为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人甚至指责说,这篇文章很坏,政治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是砍旗,是砍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这篇文章发表后,总参党委十分重视,立即组织了学习。我们意识到,文章阐述的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根本原则问题。在这个重大是非面前,每个人都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


我当时分管总参的政治工作,主持总参日常工作的副总长杨勇和我商议,总参应该迅速表态,支持这场大讨论。经请示小平同志,获得了肯定的答复。随后,总参党委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做了研究部署。我根据总参党委的意图,和总参政治部的同志一起拟订了学习计划。计划拟好后,经杨勇同意,呈报给了小平同志。邓小平担负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保证他集中精力抓大事,总参党委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大事要请示,小事不打扰”。我们感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事关全局,学习计划应该报请小平同志审阅。


邓小平同志仔细审阅了总参的学习计划后,打电话给我说:“你们的计划我看了,非常好!过去我们经常讲,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这是不够的,还得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你们要联系实际想一想。”时隔多年,这句话仍时常在我耳边响起。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坚定态度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为我们总参开展这项活动指明了方向,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参及时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军起到了先导作用,引起了强烈反响,也为军事工作的拨乱反正及加强总参的全面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充分证明了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和总参党委集体决策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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