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清廉与张居正的腐败

水师军品2 收藏 7 1882
导读:北宋王朝传至神宗赵顼,已历108年,朝政日益腐败,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王安石受命危难之时,立志通过改革,“均天下之财,使百姓无贫”,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他在神宗的支持下,强制推行的一系列法律,限制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盘剥,引起他们不满。所以保守派对王安石群起而攻之。他们把天灾人祸,外敌入侵,甚至天象变化都说成是王安石变法的恶果。这样又哄又吓,弄得神宗没了主意,对王安石撤了又任,任了又撤,折腾了八年,使改革终于失败。但是所有对王安石的攻击,不过是骄傲自大,侵官拒谏,不信天命,不尊祖制之类。王安石一生不讲饮食,不修

北宋王朝传至神宗赵顼,已历108年,朝政日益腐败,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王安石受命危难之时,立志通过改革,“均天下之财,使百姓无贫”,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他在神宗的支持下,强制推行的一系列法律,限制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盘剥,引起他们不满。所以保守派对王安石群起而攻之。他们把天灾人祸,外敌入侵,甚至天象变化都说成是王安石变法的恶果。这样又哄又吓,弄得神宗没了主意,对王安石撤了又任,任了又撤,折腾了八年,使改革终于失败。但是所有对王安石的攻击,不过是骄傲自大,侵官拒谏,不信天命,不尊祖制之类。王安石一生不讲饮食,不修边幅,不拘小节。吃,粗茶淡饭;穿,破衣烂衫,有时不洗脸,长期不理发,蓬头垢面。这也许不雅,但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高官,如此行事,难能可贵。还有一点值得深思:即使对王安石攻击最凶的人,也不敢说他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他身为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大得很,但他罢相后隐居金陵南京郊外,只茅舍一处,聊蔽风雨,四周连墙都没有。他自己买一头小毛驴,常常骑驴外出游逛,也够逍遥的。那时他的住地在城东七里,离钟山也是七里,故称为“半山园”。有一次患大病,王安石以为自己将死,就把住宅捐给僧庙。但并未死,就另租别人的房子住。后人在半山园修建的王宅,经数百年风雨,至今犹存,现在处于海军指挥学院营区内,游人前往凭吊,现有复原的瓦房数间,败亭一处,可见当年王安石生活的艰难和淡泊。廉能生威,这在王安石身上是得到验证的。他大权在握时,也很少有人敢于巴结奉承他。有个官僚叫邓绾,曾为王安石的弟子和女婿求取官职,王安石就将此事公开,并宣布为邓绾的“罪过”。


王安石的这种言行,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他被贬后,还不时有人去探望他、慰问他。就是王安石的政敌司马光,以及先是对他支持,后又反对他的苏东坡,也对他很尊重。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分析这种现象,总是说他们都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无论争斗多么激烈,最后自然会“言和”。这显然是简单化了,如果以这种论点来看待历史,就难以解释商鞅何以被秦国统治者“车裂”。笔者以为,王安石的廉洁至少是他失势后颇受尊重的原因之一。


明朝的政治家张居正官居首辅。其改革的决心之大,措施之有力,惩腐之敢于碰硬,四百多年来,为人所称道。但他个人的下场却是悲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此人心地不洁,惩治别人腐败、反对别人搞特权,自己却也大搞特权。例如,在他当政之初,曾制定过一个官员外出住招待所的规定,即《给驿条例》。规定官员非公外出、奔丧,不得住官立的驿站。因公外出不得超用车马,不得借出差旅游会友,不得利用职权沿途索礼受礼,不得向乡里进行摊派。这些规定,今日仍值得借鉴。开始张居正确实是带头执行。他父亲过生日,派仆人骑驴回家送礼,特吩咐不得住驿站。但后来他回乡葬父,坐的是三十二抬的特制大轿,沿途地方官员郊迎郊送,还要呈上奠金,担负护卫任务的是比国家正规军装备还要精良的特殊卫队,弄得上下议论纷纷。他反对别人受贿,而自己受贿却十分惊人。张居正做官前,家中只有田数十亩,他死后被抄家时,没收的财物折合近二十万两白银,另有良田800万亩。身为一品大员,他的月俸不过87石米,即使他不吃不喝,一生薪俸加起来,也只有两万两白银。其他那些来路不明的财富,自然是受贿而来的。以史为鉴,可以知成败。比如,现代许多国家的法律,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是反腐败的一个有力武器。公职人员的正常收入如果不透明,有的开支远远超过其收入,其廉洁就很值得怀疑。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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