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特使与两岸的秘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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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人们的记忆中,自从1959年西藏叛乱后,达赖便开始与中央政府誓不两立,双方在对骂和相互丑化中对峙至今。但在这种对峙背后,达赖派出的特使却始终保持着与海峡两岸颇为频繁的秘密接触。 1959年3月17日夜,达赖喇嘛化装成一名普通士兵,在“四水六岗护教志愿军”的护卫下离开拉萨,前往印度,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在整个中国内部而言,达赖始终保持着与国共的接触。1960年代,与达赖特使秘密接触的另一端是台北,1979年之后,转移到了北京。 1990年代之后,达赖方面与台湾的交往日益频繁,但由于岛内自解严后发

在人们的记忆中,自从1959年西藏叛乱后,达赖便开始与中央政府誓不两立,双方在对骂和相互丑化中对峙至今。但在这种对峙背后,达赖派出的特使却始终保持着与海峡两岸颇为频繁的秘密接触。


1959年3月17日夜,达赖喇嘛化装成一名普通士兵,在“四水六岗护教志愿军”的护卫下离开拉萨,前往印度,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在整个中国内部而言,达赖始终保持着与国共的接触。1960年代,与达赖特使秘密接触的另一端是台北,1979年之后,转移到了北京。


1990年代之后,达赖方面与台湾的交往日益频繁,但由于岛内自解严后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交往的性质与意义,与之前已截然不同。


身份独特的“邮差”


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这些秘密接触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中介角色。


嘉乐顿珠曾经与国共两党很多高层人物打过交道,从蒋介石、蒋经国到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胡锦涛……“文革”之后,与北京方面两次开启高层接触,嘉乐顿珠都是其中的重要人物。


作为达赖的兄长,娶了汉族女性为妻,能说一口流利汉语,曾在达兰萨拉“流亡政府”内阁任职,与国共两党、康巴游击队、美国中情局、英国人、印度人接触甚深,这种独特身份,使得嘉乐顿珠成为各方力量博弈中的桥梁。


中共视嘉乐顿珠为藏独势力中的头号人物;国民党方面曾想把他培养成“心向中央”的地方领袖,后来又认为他意图分裂西藏,对其心生厌恶;海外激进藏独分子指责他拿了中共的钱,往北京跑得特别勤。而用嘉乐顿珠自己的话来说,他只是当了几十年的“邮差”。


嘉乐顿珠比达赖喇嘛要早几年离开中国。1952年,毛泽东希望嘉乐顿珠率西藏青年代表团进京,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大会,然后加入中青代表团出席奥地利维也纳的世界青年大会。但他却取道山南地区流亡印度,这正是达赖几年后出走的通道。


嘉乐顿珠毕业于国民党南京中央政治学校。该校前身为1927年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是国民党在“训政”时期培养政治、经济、外交人才的主要基地,1946年与中央干部学校合并,改名为国立政治大学,1954年在台湾复校。1947年之前,该校的名誉校长一直是蒋介石。


当年在南京读书的藏人,有很多是贵族子弟。嘉乐顿珠入读这所学校,国民政府用意不言自明。嘉乐顿珠在校期间学习政治与历史,还拿到了蒋介石的奖学金补贴,并与其同学,汉族女孩朱丹结婚。


在各方势力中穿梭


二战后的中外局势风云变幻,注定了嘉乐顿珠的传奇经历和复杂的政治角色。


对共产主义的担忧和恐慌,使得美国开始在全球采取遏制共产主义的措施。对于中国而言,则是积极干预台海和西藏事务。中情局与嘉乐顿珠的故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的。


西藏的叛乱并非始自1959年。1955年,因反对“民主改革”,最先在西康地区出现了由康巴藏人组建的“雪域护教志愿军”和“四水六岗护教志愿军”。这两支游击团队组织严密,尤以后者为甚,转战各地,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游击战。


嘉乐顿珠的出走,根据他自己的解释,是不想跟着藏人反对共产党,也不想帮共产党做事得罪藏人。在当时,他的确是热门人物,甚至苏联克格勃也与之有过接触。一个具有特殊身份,才20岁出头的小伙子,开始穿梭于各种力量之间。


康区出现叛乱后,美国中情局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他们找到身在印度的嘉乐顿珠,希望其能联络康巴人,物色人员出国受训,策划藏区针对中共的游击战争,并承诺给予大力援助。


据“雪域护教志愿军”头领普巴本多年后回忆,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在与之交涉时曾警告“不要和美帝国主义分子嘉乐顿珠等人联系”,但这一警告反而启发了普巴本,他开始不断派人到印度去找嘉乐顿珠。


不久之后,印度噶伦堡派人前来接洽,并带来了嘉乐顿珠的一封信。嘉乐顿珠要求他们选派一些人出去受训,并向他们打听1957年第一批空投到大陆的受训人员下落。


在与“雪域护教军”接触之前,嘉乐顿珠已物色了一批康巴人送往塞班岛受训。国民党到台湾后,发起“反共抗俄,光复大陆”的运动,其情报人员频繁与康巴人联系,希望组织他们赴台接受训练。


根据第一批赴塞班岛藏人的回忆,他们之前打算去台湾,嘉乐顿珠与他们联络后,建议他们去美国,他们才放弃了赴台计划。1957年3月21日晚,嘉乐顿珠驱车将一些康巴人送到印巴边境,渡过西里古里河进入孟加拉,之后飞往塞班岛。


1958年,受训后的洛才和阿塔被空投回藏,想通过帕拉(达赖管家)与达赖进行私人会面。他们带着CIA交予的任务,希望达赖能公开表态要求美国援助,使得美方的介入更加名正言顺,但这一任务未被完成。


美国方面的文件则显示,由于无法获得达赖的公开表态,中情局最后绕过了达赖,与游击队之间建立直接合作关系。


对于嘉乐顿珠来说,借助“国际力量”帮助“西藏抗暴运动”是他的目的,只要于此有利,都可交往。但美国人似乎并不在意“西藏独立”,只想在共产党国家进行滋扰,影响稳定。达赖多年后回忆此事时也承认,美方对“藏独”并不关心,关心的只是“反共”,并感慨美国后来对他们的“出卖”。而台湾方面,国民党也以“反共复国”、“五族共和”、重建“大中华民国”等作为原则与嘉乐顿珠及游击队接触,对其“藏独”主张也毫不关心。


除了“反共”这一共同点外,各方的目的南辕北辙,这种合作无比诡异。“四水六岗护教军”被解放军围剿,撤退至尼泊尔木斯塘建立基地。1970年代,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得到改善,游击队因此失去援助,后在与尼泊尔政府军发生冲突中被剿灭。达赖出走到印度后,其诉求从“抗暴”日益明显转化为“藏独”,又与台湾的目标严重冲突,双方也断绝了联系。


从秘密访台到秘密访京


嘉乐顿珠当时看重的是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他曾经写信给“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希望借助其在联合国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帮助西藏独立。


1959年3月,蒋介石在台发布了《告西藏同胞书》的文告,这份文告成为国民党各部门处理西藏问题的最高原则。但达赖与嘉乐顿珠等认为文告对“西藏地位”表述并不明确。


达赖与嘉乐顿珠等人日益强烈的“藏独”诉求使得台湾方面疑虑重重,态度越来越犹豫。嘉乐顿珠等人也对台湾方面在宣传中把他们视为“反共爱国(指中国)”的“难胞”非常不满,他们反对台湾把西藏问题称为中国内部问题。


1960年,国民党中常会讨论:“达赖喇嘛与嘉乐顿珠旨在宣传西藏并非我国领土之一部分,为将来策动西藏独立铺路之阴谋……西藏问题,我们的立场,当然坚持是国内问题。”


会议上说,嘉乐顿珠愿受台湾的援助,但汇款必须寄给达赖。对于嘉乐顿珠,因为其一贯主张西藏独立,且为从事西藏独立活动最强烈之人,奉蒋介石指示,不再与之联络。当时台湾方面已很不信任嘉乐顿珠,也为后来双方争夺流亡藏人埋下伏笔。


与印度、美国、台湾方面的联系,嘉乐顿珠偏重于政治接触和争取“外援”,而木斯塘“康巴游击根据地”军事方面的工作则由他的助理拉莫才仁具体负责。


国民党逐渐察觉,嘉乐顿珠接触的目的是想借助美国和“中央”支持而达到“藏独”,于是开始绕过他,在木斯塘游击队中进行策反工作。


拉莫才仁在接受台湾记者采访时曾透露,1963年,台湾“国防部”第二厅一个叫格德仁波切的人来到木斯塘游击根据地总部大吉岭,建议藏人跟台湾合作,由台湾支援,委派指挥员。


嘉乐顿珠写信给“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后,得到的表态是,对方对“西藏独立”不关心。因此嘉乐顿珠开始在藏人中宣传,不需要台湾的支援,不要台湾派人。木斯塘方面随后便枪毙了格德。


但是台湾方面的情报人员仍然陆续渗透进来,策反了很多“四水六岗护教志愿军”的藏人参加国民党。入党那天,这些藏人都站在蒋介石照片前宣誓,拍了照片寄回台湾。以安多藏人贡唐催成为首的十三部被台湾策反成功。他们不向“流亡政府”纳税,不服从其管理,并大骂其为“流亡政府”。


与此同时,台湾方面还接走一些噶伦,在台成立了另一个噶厦政府。这让嘉乐顿珠等人非常头疼,以至于当时在木斯塘游击队的训练中,台湾被列为“抗暴”的次要对象。


1963和1964年,嘉乐顿珠三次秘访台湾,与蒋经国会面,参与会面的还有国民党秘书长唐纵和情报单位的负责人。会晤的目的主要是“沟通关系”,解决双方的“冲突”。嘉乐顿珠希望台湾停止在他们内部搞“破坏”,应该承认和支持达赖领导的政府,并向全世界进行呼吁。


但这一沟通没有取得成效,嘉乐顿珠只带回了一封蒋介石给达赖的亲笔信。信中,蒋仍然把西藏问题视为“反共抗暴”,这自然不能令达赖满意。此后,达赖方面断绝了与台湾方面的任何官方联系,直到李登辉时代才逐渐恢复。


达赖出走后,与北京方面的官方接触完全中断。大陆“文革”结束,拨乱反正,1978年的一天,邓小平委派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李菊生在港找到嘉乐顿珠,主动提出和解意愿,并希望他能去北京看看。此时的嘉乐顿珠已在“流亡政府”中任职。


嘉乐顿珠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异常兴奋,李菊生告诉他,“可以当天去当天回”。嘉乐顿珠回印度请示达赖并得到同意后,以私人身份访问了北京。


1979年元月,在李菊生的陪同下,嘉乐顿珠赴京,住在圆明园附近一处招待所。邓小平与他在人民大会堂见面时,像老朋友一样握手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住在世界各地的西藏流亡人士,为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而前来。”


中断了20年联系之后,达赖方面与北京重新开启高层接触,建立对话管道,并最后促使达赖提出“中间道路”。


嘉乐顿珠频繁赴京


嘉乐顿珠接触过无数国共两党领导人。被视为“藏独”重要人物的他,对这些领导人都颇具好感。嘉乐顿珠曾对媒体说,他最崇拜孙中山和蒋介石,邓小平的爽直率性令他感动,胡耀邦的开明务实让他印象深刻,胡锦涛对西藏情况了如指掌,令他惊奇。


“大家往前看啊,希望达赖喇嘛能早日回来”,邓小平与之会晤时告诉他,除了“西藏独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邓小平坦诚地说,以前在西藏的工作有很多错误,很多人受到迫害,但不光是西藏,其他地方也一样,包括他自己也不能幸免。邓小平还扭头问了一下在场的乌兰夫:“你被关了几年?”乌兰夫答:“坐了9年牢。”


嘉乐顿珠在会晤中向邓小平提出三个要求:开放中印边境,使流亡藏民可以回去探亲;恢复班禅的自由;由达兰萨拉方面派遣藏语教师回藏搞教育。


这3个要求邓小平很爽快地答应了:“我马上派人去处理,恢复班禅的职位,我们委任他做政协副主席。”派遣教师一事,嘉乐顿珠只说初次派几十人,以后逐年增加,但邓却豪爽地称,应该派1000人来。


经过首次接触,到1980年,达兰萨拉方面先后派出三批访问团到达西藏。达兰萨拉方面称,访问团赴西藏后,到处遭到群众包围诉苦,令他们无比震惊。嘉乐顿珠将情况告之李菊生,李向中央汇报了情况。


1980年3月,胡耀邦主持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非常开明、著名的“胡六条”。座谈会纪要以中央31号文件下发全党。胡耀邦和万里5月又亲赴西藏进行实地考察。此后,座谈会形成了惯例。


1981年7月,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嘉乐顿珠,交给他“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五条方针”邀请达赖回国定居,要求达赖不要再纠缠历史,1959年的事,忘掉算了;允诺达赖回来后,其待遇不变,可以让他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达赖何时想回来,只要发个声明就行,如取道香港到广州,派一名部长去迎接,坐飞机回来就举行欢迎仪式。


这次会谈中,嘉乐顿珠向胡耀邦提出“大藏区”问题,胡耀邦答道:“这个你是第一个提出来,以后慢慢再研究。”


1989年的拉萨骚乱后,嘉乐顿珠去北京,邓小平希望他与胡锦涛见个面,胡锦涛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正在北京养病。嘉乐顿珠与胡锦涛聊得很多很细,从政治、经济一直到拉萨的公厕和野狗,胡锦涛一一给予解答。


“很不错,很谨慎,很务实。”这是嘉乐顿珠对胡锦涛的评价。


交锋和矛盾


邓小平邀请达赖回国一事,嘉乐顿珠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表示,当时很多人都不主张达赖马上回国。此后达兰萨拉方面声称,在实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达赖不便回国。


“五条方针”中提到,达赖可以回国,但是不要去西藏了,这一句引发了很多风波与争执,出现了“达赖回国会遭软禁”的传言。时任统战部长的阎明复后来补充了这一说法,表示达赖是宗教领袖,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中央政府方面多次声称,欢迎达赖回国是真诚的也是急切的。


而达赖认为,中央政府有意把问题缩小至“达赖个人安排”,而不是与之商讨西藏问题。达赖回应,西藏问题不是他回去和地位的问题,而是藏人的“自由”和“人权”问题。在达赖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中,也一再重申他的这一立场。两边的目标完全不同,初期接触毫无成效。


通过嘉乐顿珠与北京的接触,达兰萨拉方面急切想知道北京对达赖方面所提要求将作何安排。1981年3月,新华社香港分社通过过嘉乐顿珠向达赖作出回应:原则上同意达赖在拉萨设立联络办事处以及派遣教师,但开设联络办的事最好暂缓,双方应通过香港或中国驻印大使馆进行接触;担心达兰萨拉派来的教师不习惯物质贫乏的西藏生活,建议此事也暂缓实施,但部分老师可先暂时派到国内的民族学校,然后再逐步进入西藏。


达赖方面后来同意不在拉萨开设联络办事处,但对于派遣教师一事却甚为殷切。为了打消中央政府的疑虑,达赖方面作出保证:“我们希望你能重新考虑这件事。老师们将只专注于教育事务而不会从事任何的政治活动,因此没有必要担心这件事。”


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建立信任感,达赖还于1981年3月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1987年,嘉乐顿珠访问北京的时候,拉萨发生骚乱,当时的统战部长阎明复对他说,“这是受你们指使发生的”,并通过他向达兰萨拉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备忘录。达兰萨拉方面也不甘示弱,回了阎明复一封辩解信,同时发泄了颇多“怨气”,比如1981年达赖写信给邓小平,没有回复;向邓小平提出的要求也没得到满足……


中国社会从改革开放后处于大转型时期,不安因素非西藏独有,但涉及民族问题,所以格外敏感。据称,胡耀邦当年辞职时,曾被指责在西藏搞“贵族主义”。


邓力群在他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批评胡耀邦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有问题,走“上层路线”,“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邓力群说,胡耀邦到西藏考察后,得出一个错误结论:中央每年给西藏的五六个亿,80%用在汉族干部身上了,并且胡还点名批判了工作搞得不错、但是有点左的阴法唐(曾任西藏自治区区委第一书记)。


1980年代以来,藏区常有“事件”发生,都对双方的接触产生不良影响。每当有不稳定因素出现,中央政府便强调“达赖集团”策划煽动、借接触之机到西藏搞分裂活动;达赖则要求中央政府公示证据,并指责中央政府缺乏诚意。一方面在友好地秘密接触,一方面公开对骂不断,在国际上的角力从未停止。即使在1989年,西藏实施戒严后,达赖还建议双方在香港会谈。


随着中国内部局势的变化,中央政府与达赖的接触和对藏政策与1980年代初相比,有收紧的趋势。


接触再度开启


达兰萨拉方面,希望与中央政府直接“谈判”,而北京却只愿意“接触”,不愿进行达赖方面要求的“谈判”。达赖派出的考察团和代表团,北京只当做是回国访问的海外藏胞,可以受到高规格的礼遇,立足点是希望他们回国了解祖国和西藏的发展,尽量不涉及政治对话。


中共领导人也在极力寻找解决西藏问题的新思维。1988年9月,中央政府向达赖传递出愿意“谈判”的信息,并表示时间地点由对方定夺。


据海**体的报道,后来因为达赖方面提交的“谈判代表”名单中有一个荷裔美籍国际法教授瓦尔特,使得这次原本定于日内瓦举行的谈判最终夭折。瓦尔特从小就参与“国际支持西藏运动”,并成立了相关组织。


班禅1989年1月28日圆寂,北京于2月7日向达赖喇嘛发出邀请,望其在2月15日来参加班禅追悼仪式。本来这也是一次机会,但达兰萨拉方面推脱称,由于时间仓促,达赖不能成行。


从1979年至1993年,据达兰萨拉的统计,达赖共派出4个考察团,两个代表团回国访问,而达赖的私人代表,更是经常性地前往北京,与中央政府会晤。1993年,中央政府与达赖因分歧过大、缺乏互信,中断了正式联系。


1980年代中后期,达赖开始加大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力度,并赴美国和欧洲,公布了其解决西藏问题的新方案,并取得“成效”。


中央政府在各个场合均宣称,只要达赖放弃分裂祖国的企图,公开宣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谈判的大门永远敞开;达赖方面则声明,早已提出中间道路,不追求独立,紧抓住当年邓小平“除西藏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的承诺,指责中央政府。这成为了双方最大的矛盾。


1990年代中后期,虽然达赖一直热衷推行西藏问题国际化,但处在经济巨大发展中的中国,中央政府对与达赖进行接触,似乎不像以前那么热心了。


倒是2001年,达兰萨拉开始着手恢复联系的工作。最终还是嘉乐顿珠再次出山,第2年他以个人的名义回国访问,并在藏区参观了一个月,再次敲开了达赖与中央政府之间关闭了多年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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