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下午,在北京xx饭店的政协委员会议休息室,本报记者就中国的时政和经济问题访问曾担任第7届、第8届、第9届委员,又在第11届成为新任委员的何新。这位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活跃在理论前沿且倍受争议的政经理论家,发表了他对当前经济和****问题的独特见解。



我只是人生和政治的观察者


与新中国同龄的何新委员1980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后,多年间陆续就中国的改革开放、******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他的《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为中国声辩》、《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新战略论》、《致中南海密札》等著作的发表,每每引起中国理论界的关注和争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策层。以至于有人评价何新说:“你可以不赞同他,但不能不重视他。”



记者与何新委员的谈话,是从他新近的研究领域开始的。他告诉记者,他近年并不太关注时事政治,主要精力用在对历史、艺术和中国国学的研究上。当记者就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发展战略、民主政治建设等热门话题询求何新委员的见解时,他和善而谦逊地表示:“我仅仅是人生和政治的一个观察者。”



改革开放应以国家整体利益为目标


何新作为一名自成体系的政治经济理论家,具有面对现实、独立思考的治学方法和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从他的言谈话语中,更能感受到他强烈的民族精神。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他的长篇文章,《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引起社会和决策层广泛关注。这篇长文是当时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何新根据他与日本经济学家、横滨市立大学教授矢吹晋的谈话整理而成的,《人民日报》给予三个版面全文刊登。在刊发该文时“编者按”称赞何新“着眼于从世界的大视野来观察中国的事情,又着眼于从历史的大趋势来分析现实世界的纷争,对他注重以经济利益去揭示世界各国各种势力的政治取向、注重从生产力的发展来讨论中国对生产关系的选择的唯物主义观点,”以及他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申明把为祖国和民族谋利益作为一切学术活动的最高宗旨的爱国主义立场”,给予褒扬。当时,刊登何新这篇文章的《人民日报》分外“抢手”,引起中央高层和海内外民众关注,但也有海外舆论指责何新是“保守派”、“强硬派”。



何新委员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告诉记者,“我并非保守派,我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开放,支持市场化改革。但我主张,改革开放不应以微观局部的经济利益为目标,而是应以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为目标”。他说,过去毛泽东时代曾与赫鲁晓夫发生争论,中国人究竟是要裤子、鸡蛋还是要原子弹,毛泽东回答说先要原子弹。实践证明,毛泽东是对的。当然,最好是裤子、鸡蛋和原子弹都要,但在“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时候,毛泽东首先选择原子弹,这是为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说,2002年他出版的《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一书中,完整体现了这种观点,这也是他和“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的最大分野。



何新委员说,他的这些观点,在2002年之前不甚被人们重视。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的经济理论成熟了,意识形态成熟了,年轻人成熟了,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成熟了。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更加关注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关注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充分体现了以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为目标。



重视就业和农村问题


何新委员说,改革开放不但要以国家整体利益为目标,还要注意在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他说,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曾对“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建立全面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改革思路,不断提出疑问。他不赞成采用俄国式的“休克疗法”。他当初曾强烈批评下岗转制,反对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但是,“当时我那套想法是非主流,许多人说何新你太“左”了。胡温新政时代,国家政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完善发展,我支持这些新政方针。”



“我始终高度关注就业和农村问题。因为我是历史学家,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大的社会动乱,都是由无业游民的暴动所引发。”何新说,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有许多目标,如环境质量目标、GDP增长目标等,但重中之重还是扩大社会就业目标。



下层官员权力扩张阻碍民主政治建设


何新委员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近年已有比较大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从现实看,中国中央的政治已很民主,基层自治民主也有很大发展,但在基层民主建设方面还存在许多值得重视的问题。而这与中国目前的某些制度仍不完善和权力构造失衡有关!”



何新认为,民主的本质,一是分权,权力要有分工和制衡。二是要有自下而上的监督,就是使被统治者能约束和限制统治者。中国的干部制度,在中央高层由于实行集体领导、定期任职和分工、分权制,体现了民主的原则。但到地方和基层,权力仍然高度地集中于一把手,所以一个书记只要一句话就免了一个局长。高层讲法制,基层皆人治。权力被个人垄断,官越小反而实际权力越大。小地方有小独立王国,发生一种小诸侯现象。目前对地方官员在制度上缺乏制衡和监督,除了直属的顶头上司,谁也管不了这些小官爷。对中央的法规政策,不仅有人阳奉阴违,而且有人公然抗命。因此居然发生某县的县老爷派警员到北京“抓记者”的事件。进京抓人,这么大事,竟然不需要在县委班子里议一议,竟然没有一票反对意见记录在案。可见县老爷专横跋扈到何等程度。公检法就像是县老爷自家设的一样!


这种情况,和中国历史经验正好相反。唐宋以后,虽然是皇权至上,皇帝专制,高层高度不民主。但越到下面,社会基层,对官员的监查、管束和限制反而越严格。绝不允许小官们直接作威作福,鱼肉百姓。因为唐宋以后的统治者总结了历史经验,懂得如果放任地方官吏胡来,最容易激起民怨直接引发社会动荡,危及皇权统治。



何新说:因此,中国目前的民主政治建设,恰恰要增加中央的领导权威,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状况;同时要从改革基层干部制度和权力配置入手,建立各级的集体领导制,分权制、监察制,弹劾制,削弱小官、地方高官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力。强化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地(市)、县(市)、乡一级干部的民主监督,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老百姓欢迎的真正民主化****。


何新说:“中国的民主政治,今天比昨天已进步得多。中国应当走出一条自己的民主化道路,而不是一些学者说的要实行‘美国式’的选票民主。”他说:我近期一直关注和观察台湾的所谓“大选”。台湾模仿美国的选举制,搞得乌烟瘴气,臭不可闻,丑闻频频不断。活像马克·吐温一篇喜剧小说的重现。而陈水扁掌权后活脱一个独夫民贼,权力得不到制衡,一家人肆无忌悼为所欲为。哪里有什么民主可言?!未来中国大陆绝不应走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