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从警察保护妓院到提倡禁欲主义对付卖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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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卖淫是人类社会的痼疾,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初期,卖淫现象不但一度泛滥成灾,一些妓院甚至和警察搞起了合作。近日,俄罗斯的《生意人·政权》杂志,回顾了当年的情景。 1.帝俄时期卖淫合法 要对苏联时期的卖淫问题有所了解,还得从帝俄时期说起。 据考证,俄罗斯妓院最早出现于彼得一世执政时期(1682~1725)。1765年,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曾发布命令,将“不规矩的女子”送往西伯利亚,之后又发布命令,要把街头妓女送进感化院教育半年。1840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将卖淫合法化,但是需要对妓女

卖淫是人类社会的痼疾,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初期,卖淫现象不但一度泛滥成灾,一些妓院甚至和警察搞起了合作。近日,俄罗斯的《生意人·政权》杂志,回顾了当年的情景。


1.帝俄时期卖淫合法


要对苏联时期的卖淫问题有所了解,还得从帝俄时期说起。


据考证,俄罗斯妓院最早出现于彼得一世执政时期(1682~1725)。1765年,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曾发布命令,将“不规矩的女子”送往西伯利亚,之后又发布命令,要把街头妓女送进感化院教育半年。1840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将卖淫合法化,但是需要对妓女进行严格的体检,以遏制当时在俄蔓延的性病。为防止妓女逃避体检,她们的身份证被收回,而发给她们一张“黄卡”(托尔斯泰名作《复活》中就提及“黄卡”)——健康卡。


监督妓女的工作始终由警察负责,因此妓女就很容易与警察达成某种协议。有人曾抱怨说,即使在控制最严厉的年份,每年夏天都有1.2万名妓女到莫斯科,为季节性工人和外商提供性服务,警察对此视而不见。


卖淫合法化之后,每个大城市都建起了法医委员会,由医生和警察组成。但是,当时的人回忆说,这些人很难公正地工作。当时,每个警察负责一个区(例如,首都彼得堡就被划成20个区)。白天,警察必须与委员会一起为妓女做体检,搜索逃避体检的妓女,而且还需到管区的妓院,看看妓女是否都遵守规则;晚上还要查明旅馆和澡堂有无地下妓院;而且还需经常到那些未登记地区,检查有无单独的妓女试图招揽嫖客。


2.俄警察帮妓院追捕妓女


主管风化的警察,薪水是每月35卢布,而当时首都街头的妓女每月收入可达1000卢布,因此,这些警察很快就开始接受妓女和妓院老板的“上贡”,并为妓院老板效劳。当时的报纸经常爆出这种警察与妓院合作的故事。风化警察还会按照妓院老板的要求,为他们追捕逃跑的妓女。


类似事件曾发生在波兰(当时属于俄帝国),经媒体报道后轰动了全俄罗斯:华沙的一名女子被逼无奈沦落风尘,她说服嫖客帮她逃走,逃走计划几乎就要成功了,她到了车站,就在这时,妓院老板派来的警察追上了她,准备将她带回去。但是,管铁路的不是警察,而是宪兵,于是,宪兵终止了这起发生在自己地盘上的非法逮捕事件。


3.一些警察甚至帮老鸨逼良为娼


应该说,华沙的这名女子是幸运的。但另一个名叫菲克拉·阿布拉莫夫娜·朱可娃的农妇,就没这么幸运了。


俄罗斯媒体记录了朱可娃的回忆:“为了找点活,1908年我到了高加索地区的巴库。我不熟悉城市,临时待在一家旅馆,并在当地报纸上发广告,希望找到工作。第二天,一名妇女来到我这里,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一家妓院的管家拉赫曼,她用欺骗的手段,假装经营女帽作坊,将我带到那家妓院。当我看到去的是妓院时,绝望极了,求他们放了我。我去找警察局的警探,却遭到一顿责骂。他们不让我上街,不让我收发信件,也不让我与任何人谈话。这样,我被扣留了近两个月,直到他们看到我悲痛欲绝、身体虚弱不堪,才把我放了,但是没给我一分钱。就在这时,警察沙赫塔赫廷斯基称他是奉命行事,逮捕了我,收走了我的东西,把我带到车站。和他一起到车站的还有那个妓院管家。在那里,我遭受了最粗暴的屈辱和暴力。”


幸运的是,一位叫伊兹马因斯基的警官帮助了朱可娃,命令妓院的管家拉赫曼付给她20卢布路费。拉赫曼给了她15 卢布,但是她必须留在城市里,因为她的身份证还在警察手里。


但朱可娃再次遭到厄运,警察粗暴地命令她收拾东西,将她一顿毒打,带她到了警察局。一些警探毒打、奸污了她。


4.苏联早期对性的认识混乱


1917年十月革命后,形势似乎应该有所变化。在人们的印象中,当时应该不存在妓院或被收买的警察,但事实并非如此。


苏联早期对性问题的认识一度很混乱。20世纪20年代,一些青年男女以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性关系应该不受约束。《真理报》曾写道:“年轻人显然认为,对性爱问题最原始的观点就是共产主义观点,每个男性青年都必须满足自己的性欲,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性压抑被认为是“小市民习气”。


另外,当时饥荒、战乱、失业也迫使许多女性卖淫,出现了不少以澡堂、私人商店、公共宿舍为掩护的卖淫场所。而狎妓者也包括工人、共青团员、布尔什维克党员等,警察或一些政府人员甚至和妓院形成某种合作关系。


对卖淫问题,苏联政府的态度是不断变化的。起初,苏联领导人试图说服卖淫女子从良,回到工厂。当时的口号是: “我们要同卖淫现象作斗争,而不是同妓女作斗争!”但是,失业现象还在加剧,妓女从良也找不到工作。于是,只好改变口号:“我们要同女性肉体的剥削者作斗争!”也就是说,打击的目标开始针对妓院的老鸨。


1922年,莫斯科“红色普列斯纳”区的一家妓院曾被处罚,其中还涉及基层的苏维埃工作人员给妓院当保护伞的问题。


《真理报》曾报道了该案的审理过程:


1922年7月2日,法院开始对科马洛娃和莫罗佐娃的案件听审:她们被起诉开设“潘西昂”妓院,剥削妇女。“ 红色普列斯纳”区苏维埃工作人员帕尔西科夫和第18警察局局长格罗兹金被传唤,他们被控受贿和包庇卖淫。


法院传唤了证人、“潘西昂”妓院的妓女库苏琳娜。库苏琳娜说:她和妓院里的所有姑娘都完全服从女老板,无权在晚上见熟人,若没请假就不许去任何地方。库苏琳娜说,有一次,区苏维埃工作人员帕尔西科夫曾醉醺醺地到她那里,要她委身于他,否则就将她逮捕。女老板也拒绝保护她,结果,她只好屈从。她后来得知,警察局长格罗兹金光顾“潘西昂”妓院不付钱。


晚上,法院又传唤了另一名妓女、证人叶尔马科娃,她证实:“潘西昂”妓院里的女子没有任何自由。谁要是不驯顺,老鸨就会威胁将她们赶到街头。叶尔马科娃称:苏维埃工作人员帕尔西科夫也曾强行与她发生关系。


7月3日早晨,法院又讯问了证人伊诺泽姆采娃,她表示,老鸨待她们非常严苛:甚至她怀孕后,老鸨都强迫她接客、喝酒,直到她怀孕快6个月时才罢休。


7月3日晚上,被告的辩护人法利克主张,被起诉人曾起诉这几名妓女,她们因此怀恨在心,证词是在诽谤被起诉人。辩护人说,不能严惩妓院老鸨,因为找不到相关的法律条文。经讨论,法院判决科马洛娃监禁1年半,莫罗佐娃被监禁1年,帕尔西科夫被保释,格罗兹金则无罪释放。



《生意人·政权》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苏俄的法院沿袭了帝俄时期的“官官相护”,为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开脱,让案件最终不了了之。


5.苏联曾用禁欲主义对付卖淫


许多历史学家证明,20世纪20年代,卖淫等消极现象曾在苏联迅速泛滥,其真实情景令人难以想象。前述的“红色普列斯纳”区是当时苏联人花柳病发病率最高的地方,88%的病人在被问起时,都说是被妓女传染的。


在布尔什维克干部的摇篮——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中,有1/5的学员染上性病。1925年前后,全国就清查、关闭了2228处卖淫场所,而这还不是全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苏联政府开始将卖淫问题政治化。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苏联政府对国民的控制加强,私生活领域不再只是个人道德问题,对性方面的宣传调子发生了变化。生活不检点的人有可能被视为人民公敌,受到严厉惩处。性生活被视为可耻之事,只在繁衍后代时需要。精神恋爱、女性保持处女贞洁受到推崇。党的宣传机构向人民提倡禁欲主义生活方式。医生也配合党的方针,宣传禁欲主义生活方式的益处。卖淫、性乱被视为对共产主义道德的政治犯罪,被宣传为资产阶级有意识地腐化无产阶级。


此后,苏联的卖淫现象逐渐减少。1936年,苏联的刑法删除了惩治卖淫的条款。那些夜间在街头提供性服务的女性被视为破坏社会秩序,最多处罚金15卢布。苏联政府对地下卖淫现象讳莫如深。不过,在整个苏联时期,卖淫现象都不曾根除过。(王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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