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人仰慕大元上国之风主动剃发易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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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朝鲜陆地相接,海上交通近捷便利,自古以来交往频繁,关系十分密切。在长期交往中,我国政治、经济以及包括风俗习惯在内的文化,对朝鲜发生巨大影响。同样,朝鲜人民的优秀文化成果也为我国所吸收。我国对朝鲜的影响,往往随着古代王朝的更迭,呈现出时代特色。元代,蒙古族占居统治地位,因而蒙古族的习俗对当时的高丽王朝(918年建立,1392年为李氏朝鲜取代)影响很大。


自1231年起,蒙古连年对高丽用兵。尤其是定宗、宪宗时(1246—1259),“凡四命将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不过,蒙军遭到了高丽军民的顽强抗击,多次损兵折将。但是,连年战争使高丽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士兵战死,众多百姓被杀,还有数以十万计的人口被掳走。在蒙古一时无法将高丽灭掉,高丽也已很难再将战争打下去的情况下,宪宗九年(1259),高丽高宗被迫派世子(即太子)王倎(后改名禃)奉表如元,双方议和。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在其给高丽的诏书中宣布:“完尔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家室”,也就是说承认了高丽的独立。但是,高丽对元要尽“纳质、助军、输粮、设驿、供户数籍”等义务,实际是处于藩邦地位。


元世祖初年,对高丽有过“衣冠从本国之俗”,“风俗一依旧制,不须更改”的承诺。可是议和之后,两国关系日益密切,使臣来往频繁。而且,从王倎,即高丽元宗起,几乎每任高丽国王都要派世子赴元入侍、宿卫。一些世子往往在元为质、宿卫数年。自忠烈王开始,高丽又先后有五位国王与元皇室联姻,尚蒙古公主,成为元王朝的驸马。他们经常带大批随从入元朝觐,在元滞留短则数月,多则经年乃至数年。元朝在高丽派有达鲁花赤(监临官),一个时期还派驻过军队。蒙古公主入高丽时,也带去大批怯怜口,即公主的私属人户。由于高丽统治者和蒙古王公贵族接触频繁,关系密切,甚至长期在元居住,逐渐染蒙古之风。因此,有元一代蒙古习俗对高丽统治集团,进而对平民百姓产生很大影响。


这一影响首先表现在发式和衣冠上。高丽忠烈王王昛,在中统二年(1261)曾以世子身份入元祝贺忽必烈击败与其争夺汗位的弟弟阿里不哥,以后又数次入元朝觐。至元八年(1271),王昛入元为秃鲁花,也就是质子。王昛入质不久,就改留蒙古发式。本来高丽和我国汉族人一样,一向留全发。蒙古族则和我国北方的鲜卑、契丹、女真等族 相似,有髡发习俗。所谓髡发,并不象我国古代的髡刑那样把头发全部剃光,而是剃去一部分,保留一部分,各族的剃法不同。《高丽史·忠烈王世家》记载蒙古男子发式的剃法是,“剃顶至额,方其形而留发其中”,蒙语把这种发型叫“怯仇儿”,但说的不很具体。宋人盂珙在其所撰的《蒙鞑备录》中,对其剃法描述得比较形象。他说,蒙古族“上自成吉思〔汗〕,下及国人〔指蒙古族百姓〕皆剃婆焦,如中国〔指汉族〕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十三世纪中叶出使蒙古的***修士鲁不鲁乞,在其《东游记》中对蒙古男子发式作了更为形象的描述。“男人们在头顶上把头发剃光一方块,并从这个方块前面的左右两角继续往下剃,经过头部两侧,直至鬓角。他们也把两侧鬓角和颈后(剃至颈窝顶部)的头发剃光。此外,并把前额直至前额骨顶部的头发剃光,在前额骨那里,留一簇头发,下垂直至眉毛。头部两侧和后面,他们留着头发,把这些头发在头的周围编成辫子,下垂至耳”。上述文献中的描述,与传世元代画卷及近年发掘元墓中的壁画、陶俑等蒙古男子发式基本一致。王昛入质时“开剃”,留的就是这种发型。《东游记》中说,妇女结婚后也把头顶当中至前额的头发剃光。但内蒙赤峰元墓蒙古女墓主的画像却不是剃光。抑或蒙古已婚妇女和契丹妇女一样,只把前额边缘头发剃去一小部分,上面的头发垂下来,因而从画面上看不出来。


至元十一年五月,王昛在元尚世祖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后追封齐国大长公主)。六月,其父元宗王倎病故,王昛回国继承王位,是为忠烈王。同年十月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赴高丽,前往迎接的大将军朴球等已模仿国王“开剃”。十二月,高丽大臣宋松礼、郑子玙等率先“开剃”,其余臣僚遂纷纷效仿。其实,早在高丽元宗时就有人劝国王“效元改形易服”。元宗回答说,我不忍心一下子改变祖宗家风,我死后你们怎么办都可以。果然,到忠烈王四年(1278)时,高丽已是“自宰相至下僚无不开剃,唯禁内学馆不剃”。时隔不久,学生也一律剃发,改留蒙古发式了。



朝鲜古代本有独具本国特色的服装,即所谓章服“循习土风”。从新罗太宗王(654—661在位)到新罗统一,开始“袭用唐仪”。此后,“冠服之制稍拟中华”,即穿用类似唐朝汉族统治阶层所着的各色服装,老百姓的服装式样,大概也受到唐的影响。高丽王朝建立后,虽然对我国辽、宋、金三个王朝也有“朝贡”“事大”关系,辽、宋、金统治者也多次向高丽国王赠送衣冠,但高丽并未从上到下改变本国的衣冠。


王昛以世子身份入元为质时,在“开剃”的同时,也改穿蒙古式服装。至元九年(1272)他短期回国时,已经是“辫发胡服”。“辫发”指的是剃蒙古发式,“胡服”自然是指蒙古式服装。蒙古男女均着长袍,多为窄袖,腰系帛带或皮带;女性有时在长袍外加罩半袖短衫,而且袍襟比男性长,有的甚至拖地。南宋彭大雅《黑鞑事略》说,蒙古“其服右衽而方领”,与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等左衽袍服不同。不过从元墓壁画上的蒙古族服饰看,男子的确基本穿右衽长袍,而女性着左衽长袍者也屡有发现。王昛回高丽即王位后,朝廷大臣们一方面纷纷开剃,同时也陆续效仿国王改穿蒙古式服装。忠烈王四年二月,又下令“境内皆服上国衣冠”,也就是说全国人都要穿元朝式服装,戴元朝式帽子。据《元史·舆服志》载,元代之天子冕服,皇太子冠服,下至百官祭服、朝服,亦即各种典礼或官场中的正式服装是“近取金、宋,远法汉、唐”,但又说有关服色等第的规定,“蒙古人不在禁限”。这表明除重大典礼、仪式外,蒙古人一般穿着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服装。《高丽史·舆服志》也明确指出,“事元以来”“袭胡服”。可见,所谓“令境内皆服上国衣冠”,指的是穿蒙古式服装,戴蒙古式帽子。


元代蒙古族的冠制,即帽子式样男女有别。《黑鞑事略》载,蒙古男子“帽而夏笠”。元末明初人叶子奇在其《草木子》一书中也说,蒙古“官民皆带〔戴〕帽,其檐或圆,或前圆后方;或楼子,盖兜鍪之遗制”。所谓“楼子”,指的大概就是笠,所以才说它是兜鍪〔古代头盔〕之遗制。所谓笠,是一种圆檐斗笠形帽,因为形状象钹,所以叫钹笠冠。这种冠有顶,冠后还垂一片帛以护颈。夏天也戴软帽,冬天则戴毛皮制软帽或毡帽。这类帽本来无前檐,后来忽必烈射猎时感到日光刺眼,察必皇后特意给加了前檐,从此蒙古族便都戴这种有圆檐、或前圆后方式的帽子了。后来大概受中原影响,蒙古族也有戴幞头的。蒙古贵族妇女戴姑姑冠。这种冠以木或竹为胎,外面包以红绢或帛,高二尺许,上面插以装饰彩色丝绸的柳枝或银枝。鲁不鲁乞《东游记》中称这种姑姑冠为“孛哈”。该游记,约翰·普兰诺·加宾尼的《蒙古史》,以及我国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草木子》等书中,对这种冠的形制均有具体描述。日常生活中,蒙古妇女也戴头巾。自忠烈王开始,高丽国王、臣僚乃至学生,一般都戴蒙古男式帽子。


高丽上下“皆服上国衣冠”,并不是元统治者的强迫命令,而是曾长期在元居住的国王带头“开剃”,穿戴蒙古式衣冠,大臣百官群起效尤,最后由高丽统治者下令在全国推行的。因此,当至元十五年世祖皇帝问康守衡高丽服色如何,康守衡回答“服鞑靼衣帽,至迎诏贺节等时以高丽服将事”时,忽必烈很惊讶,并说:“汝国之礼何遽废哉。”


蒙古族的习俗,也影响到高丽国王个人的爱好、行为等方面。从忠宣王开始,高丽国王大多有蒙古名宇。忠宣王的蒙古名叫益智礼普化,忠肃王叫阿剌讷忒失里,忠惠王叫普塔失里,恭愍王叫伯颜帖木儿,等等。忠烈王有时喜欢穿蒙古戎装。1274年当他迎接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返回开京时,面对京城百官和民众的欢迎队伍,他本应穿传统礼服。但忠烈王不听大臣的劝谏,坚持穿蒙古式戎服与公主同辇入城。忠烈王还非常喜欢打猎,这大概与他入元宿卫期间经常参加蒙古王公贵族的围猎有关。当了国王后,他仍沉溺于畋猎,经常亲持弓箭,臂驾鹰鹘,纵横驰突。他多次和公主一道行猎,常常是并驾齐驱。《高丽史·忠烈王世家》有关他与公主四出行猎的纪事,可以说不胜枚举。忠烈王之孙忠肃王同样喜欢田猎。他有时带数百猎骑进行大规模围猎,有时只率数人微行出猎。这祖孙俩还都喜欢打马球,都羡慕唐玄宗那种行猎、击球、饮宴的享乐生活,并极力效仿。为满足国王打猎之需,高丽也象元一样,专设饲养鹰鹞以供狩猎的鹰坊,鹰坊属户享有免役等特权。忠烈、忠肃两王耽于畋猎,而且不顾农时、民力、灾情,加重了高丽人民的负担。高丽曾多次向元进献酥油。酥油本是蒙古等游牧民族喜食的奶制品,以农业为主的汉族、朝鲜人一般不制取,不食用。由于入高丽的蒙古公主、随从人员及达鲁花赤等的需要,而元政府又在高丽耽罗(韩国济州岛)等地放养大批马、牛,所以高丽有条件制取酥油等奶制品供公主等人食用,并有部分作为贡品进献于元。高丽国王、世子多在元住过较长时间,又有与其长期共同生活的蒙古妃子,蒙古风味的食品不时出现在国王、世子的餐桌上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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