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辱:抗战最后一次会战,国军竟然放走日军的一个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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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45年湘西会战,国军优势占尽,当5月12日杨伯涛师夺取山门以西隘路后,被吸引在雪峰山下的日军116师团,已被断绝退路。 抗战十四年,中国军队还从没有完整歼灭日军的师团。这一次,国军却还是放走了日军,中国军队失去了最后一次完整歼灭日军师团的机会。 “国军放走日军”的丑闻,见于国军当时参战部队主力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18军11师师长杨伯涛、副师长王元直的回忆文章。 国民党第四方面军的参谋长,战役计划起草人邱维达中将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溆浦指挥所接得王耀武电话说:前方战事




45年湘西会战,国军优势占尽,当5月12日杨伯涛师夺取山门以西隘路后,被吸引在雪峰山下的日军116师团,已被断绝退路。


抗战十四年,中国军队还从没有完整歼灭日军的师团。这一次,国军却还是放走了日军,中国军队失去了最后一次完整歼灭日军师团的机会。


“国军放走日军”的丑闻,见于国军当时参战部队主力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18军11师师长杨伯涛、副师长王元直的回忆文章。


国民党第四方面军的参谋长,战役计划起草人邱维达中将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溆浦指挥所接得王耀武电话说:前方战事仍未结束,何应钦总司令很着急。……委座电催何回重庆,亲自向大会报告湘西大捷经过。何总说,战斗仍在继续,他去报告大捷,前方后方岂不矛盾。何总要我同你研究一下,如何早日结束这场战争,要你考虑一下。我说让我考虑几分钟再回答你吧。”


乍听王耀武提到“早日结束这场战争”这句话,邱维达心里已经有了底,统而言之,不外乎草草收兵。



抗战八年,打的败仗多,胜仗少,这次将士们流血牺牲,眼看只要坚持一周最多也不过十天,就能取得一次完胜。想到这里,邱维达说:


“我已经考虑过,为了善始善终结束这场会战,最快也得5天左右。如果你们真要这样干,我作为幕僚长,利害得失我不能隐瞒,我不能执行,请你直接打电话告诉部队行动。”


王耀武回复说,就在洞口公路附近放开个口子就行了。


不久,何应钦也给邱打来电话。


邱维达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说我后天清早要回重庆,王佐民同你谈的问题,希望你全面考虑。”


最重要的一句,我至今仍未忘怀,他说:‘军事要配合政治吧。’”


事后邱维达了解到,洞口公路方面的口子开放了,敌军逃走一部分,是王秉承何的意图直接向军师长打的电话。


据说,五十年代,当王耀武(参加湘西战役时任国民党第四方面军司令)、杨伯涛(参加湘西战役时任十八军十一师师长)还同是俘虏接受改造的时候,曾谈及此事,当时杨将军仍然怒不可遏的对王说:


“你是日本人的功臣,你是中国人的罪人!”


王说:“我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你是奉了我的命令,所以蒋介石要负责任,我也要负责任……”


杨伯涛想了一下,终于低下了头:“最后的口子还是我开的。我们都是罪人!”


直到八十年代,时任政协委员的邱维达还曾有信给杨伯涛忆及此事:


“未知你还记得否?王耀武、何应钦有没有用电话通知你部,在右下江放开一个口子,把被围的日军放走一部,以便早日结束战役。此中情况我是知道很详细的。我在电话里不知打了多少官司。当时我是绝对反对的。何说:蒋要开三中全会(注:因事隔数十年,邱此处记忆有误,这次会议应为1945年5月5日至21日于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大。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是1947年3月召开的),要让他飞赴重庆向大会报告湘西大捷的好消息。如战局不结束,报告出去,报上一登,战争还在那里打,岂不是一场滑稽戏吗。王耀武在电话里也提了蒋、何的意图,我说瓮中之鳖,为什么要放走它呢?牺牲人力物力那么大,不是全功尽弃吗?听说结果还是王耀武向胡琏通了电话,放开二百米的口子,让敌人逃走一大部……”


以下种种迹象表明会战后期半个月的国军却有“草草收场”的依据:


1、上报战绩与会战结束的时间间隔。该会战以1945年4月9日进攻的日军开始调离驻地,至6月7日战线全部恢复到原来态势为止,为期近2个月。然何应钦早于6月1日递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就以王耀武于5月26日上报的电报公布了会战的战绩,而该战绩由各部逐渐上报上缴战绩及汇总当在更早的23—24日左右,然因时间仓促,却并未全部清查上缴完毕。可见至少在会战正式结束的1天前,大的歼灭战,尤其围歼战已不复存在。


2、双方战史为证。因我军在会战后期主要是追击敌出境,且敌在后续部队10个大队的接应下,作有次序的撤退,故人员、武器的损失不大,遂在日军战史中有如下表述“到5月下旬,敌人对第20军行动消极,对后退妨害不大,对宝庆、衡阳的危险性也减弱。”同时,依据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的《抗日战史——湘西会战》所述的陆、空军作战也可见一斑:陆军方面,除芙蓉山在战前就配置的100军19师57团的孙廷简第1营对敌撤退有所截击外,其余部队仅作“礼送”般的追击,几乎没有大规模的激战;空军则在5月23日协助陆军收复芙蓉山、桃花坪之后,仅在27、28日对战场外的武昌、岳阳给予袭击,尤其5月28日一次性以12架P-51战斗机对武昌发动会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轰炸,此后的10天就毫无动作了。


3、个人的推测。国军不可能将“放口子”的丑闻记录于战史,但仅从《抗日战史——湘西会战》关于11师如何与当面116师团残部交战及该敌撤退叙述得模糊不清,似乎有意避讳,主要表现为:


(1)战史所述对原始电报有所篡改。王耀武在5月21日的电报为“巧午(指18日),暂6师收复土桥,与11师取得联络。”然在P138却称“5月19日,11师向土桥之敌攻击,激战至12时,将该地完全攻克……”以国军惯例而言,嫡系吞并杂牌的战功本不足为怪,然毕竟编撰战史初稿时,胡琏在台湾军界还是位高权重的,故此时为弥补将“放口子”一事的责任推卸给11师,遂将战功加在11师的头上,并进而将5月21日“放口子”一事只字不提了。当天,何应钦即回重庆,在六大闭幕上宣布会战胜利。


(2)战史对116师团残部突围之事仅以寥寥数语概括,甚至以该敌“东溃”来混淆视听。19日16时,18军就奉方面军于当日9时的电令,对日军向东北突围企图作相应的布防,攻击其侧背,粉碎敌企图。然当日,116师团3000残敌仍攻11师的南岳老高地达4次,以策应其突围企图,如此诡秘行动与5月30日晚的鄂西会战之石牌保卫战几乎如出一辙。20时,敌主力东移,11师一部追击至牛栏老附近,遇敌400余,当予猛烈侧击,至15时(咋从20时直接到了15时,难道已是20日?),敌我仍在对峙中。其后对于20日的敌情未做叙述,仅有11师将白眉山以西地区之敌完全肃清后,即集结于水东桥附近。接着在21日,18军当面之敌大部东溃,而11师又集结到水西桥,仅派出118师分2路纵队跟踪追击到侯家岭后龙山附近,与2000余敌激战交县、山陡老上至362高地之线,战至22时。


由此可见,湘西会战随政治而起,又应政治而终。军事服从于政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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