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多次在青年至中年时代东渡日本,其思想的形成与日本有不解之源。究其思想根源,与日本人崇拜王阳明有极大的关系。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海军的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刻了一块印章,佩戴在身,上面刻着“一生伏首拜阳明”。在日本,对王阳明的思想的研究的人比中国要多些。蒋介石青少年时代,中国正是处于国外的新思想进入中国的热潮时代,而蒋则因为近于日本人的原因,却对王阳明的哲学五体投地,从而在思想上与日本人有了共鸣。在行动上,由于蒋介石在日本军中实习了近一年,深受日军中的治军思想和纪律影响,加上在日军中的冷水洗澡,平常吃不饱,体罚等生活的磨练,对他的意志锻炼是个帮助。可以说,无论从思想上和行动上,蒋介石已经与日本人无异了。

日本人学习和总结王阳明的思想,其结果用于实际生活中时,却是总结成“先干起来再说”的实用哲学。结合日本民族的文化,于是成为了日本民族独有的“先干后看”的奇怪思想。因此,近代和现代的日本军人形成了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下克上”现象。在平民生活中,形成了只知道对上级的“哈衣哈衣”,然后不看目标的干事情。也由此,铸就了日本民族偏执的性格吧。


王阳明 (1472-1529),汉族,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被贬贵州时曾居住于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朱熹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创始人。如果为了便于区分的话,可以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归结为“唯心主义哲学”的范畴。

王阳明的学说简单的总结说就是“知行合一”,“知”是“知善知恶”,即人们的道德认识;“行”是“为善去恶”,即人们的道德行为,也包括情感。“知行合一”的主要含义:一是指“知”和“行”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即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是同一过程中相互渗透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的。二是指“知”和“行”并进,缺一不可。如不重“知”,仅重“行”,就会“冥行妄作”,缺乏遵守道德的自觉性;如只重“知”不重“行”,就会“悬空去思索”,没有实效。因此,他主张将“知”与“行”统一起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基准是“良知”、“天理“,但他注重道德认识和道德时间的统一,对于纠正社会上的知行脱节、言行不一的风气,是有积极意义的。

王阳明《大学问》说“至善”就是吾心之“良知”,他说:“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


虽然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原是不错的,但是崇拜念经却是每个人自己的事,结果每个人的理解不同,也就有了结果的不同;遗憾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证明蒋介石念好了这份经,无论从良知或是至善上来讲,他所做的都差的比较远。虽然他推崇王阳明的学说,但也似乎是摆样子。也虽然将台湾的“草山”更名为“阳明山”,但似乎没有对王阳明的哲学有更深入的理解和实践了。而且,也未见蒋介石将王阳明的学说发展到另一层高度。这样看来,蒋介石在理论上只是高举王阳明的旗帜,实际上却无学习之实;倒是对日本人的行为与做事了然于胸,所以与日本人的言行相近了。

纵观蒋介石一生中所做的事情,从“至善”上来讲,给中国人民的至善没有看到有大的事情做出来,“祝寿献金”倒是有几次,不用说常常看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无谓,以至于出了日军在河南开仓赈灾,救济河南受灾的中国老百姓的让中国政府丢人的事情。作为中国当时的领袖,其“良知”和“天理”何在?在日军侵略中国时,先推行“攘外必须安内”政策,以在当时最为先进的德式装备的军队不是用于抵抗外来侵略,其主要的目标是消灭不同政见者。

至于在“明德”和“亲民”层面上,蒋介石的词典里似乎看不到这个词。远的不说,就说其拜把子的一堆“金兰换帖”兄弟,大部分不是后来被蒋介石明攻暗算了?在国家的层面上来讲,蒋介石自己怕也不好意思讲对中国人民的“明德”和“亲民”的诸多事迹吧?

蒋介石不仅是对王阳明的哲学崇拜,对其兵法也崇拜。可以说,在蒋介石在掌握重权之前,受王阳明的学说影响较大;而在掌握重权之后,基本倾向与曾国藩的思想接轨吧。

写到这里,笔者似乎有些明白了:蒋介石崇拜王阳明和曾国藩的思想和兵法,可能是其对工农红军追杀的思想根源之一。


蒋介石断续在日本曾经生活了一些时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将日本当成了第二故乡了。在被赶到台湾之后的不长时间里,他命令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在日本买豪宅,准备流亡到日本,在事情败露后又杀了无辜的朱世明。


在找到蒋介石和日本人的思想和行动上的相同之处后,就不难理解蒋介石为何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些决策了,为何能袒护冈村宁茨,为何请日军的“白团”来培训台湾国军军官,等等一系列亲日的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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