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誓——北洋舰队 第二部旭日东洋、第三部菊花文章、第四部 明治天皇 第12章:兴办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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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45节:船政学堂


同治五年(1866年)大学士、闽浙总督左宗棠继承林则徐、魏源的“师灵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认为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培养自己的专业人才,是当务之急;必须自制自驶轮船,掌握夷人垄断之“长技”,建立独立的海军,才能达到防御侵略,巩固海防的目的,他上书朝廷建议在福建设立造船厂和海军学校,设厂坞,制造轮船,设立学校,培养人才,设置指挥和保障海军的基地,集中这三方面的设施于统一领导之下,加速将“西法传之东土”。

当年秋天(1866年10月),清廷下旨: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这便是中国近代最早的领导海军建设的机构。

这个“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马尾船政”,初建时,设于福州城内的白塔寺和仙塔街以及城外的亚伯尔顺洋房,取名为求是堂艺局。它除了领导建设船厂、设置基地外,还加紧设立学校。左宗棠一再阐明:“夫学造船,非为适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用;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辗转授受,传习无穷耳”。他同法国人日意格等签订聘请外国专家的合同,要求他们在五年内教会中国学员自制自驶轮船,

学堂建好后,定名为船政前、后学堂,前学堂培养能够设计、制造舰船和动力装置的人才,由法国专家授课,后学堂培养能在海洋上驾驶、指挥战斗、运用和保养舰船主副机的人才,由英国专家授课。

建校之初唯恐学生与外籍教师言语隔阂,便四处聘请深谙英文或法文的中国教师,先后在福建聘请了黄绍本、林宪曾,在广州和新加坡聘请了曾宪文、曾恒忠四位老师,以教授外文和数学。

不久,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他推荐江西巡抚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职务,卸任的税务司法国人普罗斯佩。日意格和洋枪队统领法国人保罗。德克卑为船政正副监督并负责筹建海军学校。

1866年底,第一次招生。由于当时社会性风气未开,而且青年学子又多醉心于科举,故前来应试者很少,录取了严宗光(严复)、刘步蟾等福建、广东和南洋华侨青年学生230名,称为艺童,多为家境贫寒子弟。后来又在广州招收了已略通英文的李和、邓世昌等十余人。

同治六年(1867年7月),沈葆祯正式到任,就职后第三天对学生进行外语甄别考试,按照成绩分别升级或留级。1868年1月5日开学,学生入学后,到第二年七月以学习中外语言为主,为日后攻读专业课程奠定基础。

沈坚决执行左宗棠的办学计划,他指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深刻指明了创立船政的目的和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他规定学堂的专业课程由外国专家任教,设外语课,采用外文和译文教材,主张“诵其书,通其学,而后西法可行于中国。”

六年,建在召尾山中岐乡船政厂内的新校舍落成,开设制造、驾驶、管轮三个班。此后船政还设立了学习制图的绘图院和培训技术工人的艺圃。

船政学堂的课程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并重,基础课程有外语、算学、代数、几何、三角、枪炮、微积分等课程,制造专业课有重学统论、水力重学、轮机重学,材料配力学,枪机制造、机器画法等待驾驶专业课为航海天文、弧三角、磁学、船艺、海图等等;管轮专业课为重学、汽理、汽机、机器文艺等。引外,学堂还必修圣谕、孝经、策论等。学堂每三日考试一次,由外籍教习分别等次,成绩一等的学生奖银洋10元,二等不奖不惩,三等记惰一次。连续记惰两次的戒责,连续戒责三次的学生勒令退学。连续三次获得一等奖的,奖给衣料等到物以资鼓励。学堂无寒暑假、星期日,每年端午、中秋节放假三天,春节时于封印日、开印日到校上课。学生的伙食费及医药费均供给,此外每月还发给白银4两以赡养家人,品行皆优的学生每月发给奖学金白银数十两,但学生必须住校。

船政学堂最早的训练船是同治九年船政自造的福星兵船。但是太小,排水量仅515吨,只能容纳十余名学生,后来以银洋14191元购进德国旧船一艘,按照训练船的式样进行改装,可容纳学生百余名。还安装了前膛边炮四门,后膛炮一门。同治七年,派严复、刘步蟾、邓世昌等数十名学生登船,由南向北经淅江、上海、烟台、天津返回马尾。北上时,学生们轮流值班驾驶。同治十三年,又将1560吨的扬武兵船改为训练船,每年远航至北美洲、菲律宾、日本以及国内诸港口。

1873年底,前学堂第一届制造班的21名赏毕业。他们成绩显著,具有领导设计和担任教学的能力,被分配到船厂和学校工作。后学堂第一届驾驶班的33名毕业生,也都能胜任轮船驾驶和学校教学的职务。

沈认为应派学生出国深造方能更好地建设强有力的海军,遂上书建议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清廷将其奏折抄发各省及有关部院征求意见,获得各方赞许。但因种种原因,经过几年的周折,才选定了制造学生14人,驾驶学生12人,艺徒7人,共33人,于光绪三年(1877年)在李凤苞和日意格带领下,自马尾经香港赴英法留学。前后共去四批,第四批也有去日本、德国的学生。每批学生在国外学习年限是制造三年,驾驶二年,他们回国后,除留在福建水师外,有的被派北洋、南洋、广东水师任职。

1884年甲申中法海战中的海军分队长和舰长吕翰、许寿山、陈英、叶琛等都是船政学堂培养并出洋留学的人才。船政学堂可谓培养我国近代海军人才的摇篮。因此,李鸿章称:“闽堂(指马尾船政学堂)是开山之祖”。

其实早在1863年,李鸿章还在江苏巡抚任上时,就采纳了苏州宿儒冯桂芬的建议,奏准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亦称上海同文馆)。这个广方言馆名义上是仿照京师的同文馆建制,实则有了很大的不同。同文馆实为八旗子弟的学校,而上海广方言馆则广招周边地方十四岁以下儿童入馆。同文馆仅仅是个外语学校,而广方言馆除了学外语(分英、法、日、俄班),还学自然科学知识,不仅培养翻译人才,还培养近代科学技术人才,学制三年。

1869年,江南制造局就成为近代中国传播近代科学技术的大本营。它设立了翻译馆,引进了很多西方科技和工程技术人员,比如著名的西方翻译家和科学家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等都在其中任职。同时还有中国的著名数学家和科学家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人,真是人才济济,师资力量不仅雄厚,而且堪称完善。有了这个实力,李鸿章便把广方言馆并入了江南制造局,招收十五到二十岁的学生入学,除了外语,又增设算学、舆地等学科,学制改为四年。

这个学校,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语言和工程技术学校。在上海广方言馆创办后的第二年,李鸿章又对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发起了挑战,这无疑是个绝对大胆的改革创意。他认为传统的科举制度排斥近代科学技术教育,是中国在自救自强中,人才缺乏和技术落后的原因之一。而中国要想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必须学习制造外国利器,而要造出先进的外国利器,必须先要引进外国的“制器之器”,并且要培养自己的“制器之人”。

中国人把太多的聪明才智用到章句考证和应付八股文上去了,而一旦要对付西方的坚船利炮,却无一人才,这是中国教育的多么大的浪费和悲剧! 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

沿着这个思路,他向清廷提出,应当把学习近代科学技术也列入科举的内容,变通一下考试制度,“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让那些在科学技术方面学有专长的人,也能获得科举的功名,这样不是可以带动全局了吗? 可是那时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改革教育的事情根本还轮不上排进清廷的议事日程。

1871年9月,由容闳提出的官派幼童留美的动议终于得到了清廷的批准,第二年第一批幼童得以从上海起程出国,这是李鸿章与曾国藩联名上奏的结果。原定每年从沿海各省选出三十名十三四岁至二十岁的聪慧幼童赴美,连续选派四年,共计一百二十名幼童。先入美国一般学校,再入军事院校或船政院校,连续在美学习十五年,以期学到真本事,回国时正是三十岁上下,正是可以为国效劳的时候。

1872年8月,首批年龄九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得以在上海登船赴美。这个破天荒的计划,虽然在十年后因遭到了保守派、反对派的阻挠而告部分中断(已经在大学就读的近六十名学生继续完成学业,而还没有进入大学的幼童,除了在中等学校就读外,就只能在一些专门学校进修一段时间后,就返回了) 。但毕竟首开官派学生留美的先河,为日后的人才培养创下了范例,何况十年间,还为中国的近代化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他们中有五十多人考入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大学。回国后他们中许多人卓有成就,除了中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还有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唐廷枢的侄子),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唐廷枢的儿子),天津轮船招商局总办、著名实业家周寿臣……他们中还有不少人回来就职于北洋水师、天津水师学堂、鱼雷学堂、电报学堂,也有些人被送到开平煤矿和天津医院。他们中还有一部分进入了外交界。

这项开创性的计划从上层来说,倾注最多心血的是李鸿章,因为曾国藩在第一批幼童尚未出国之前五个月(即1872年3月)就去世了。此后的一切奏章和矛盾交涉,凡是涉及到上层的,无不由李鸿章一肩担当。

关键时刻还惊动了美国总统格兰特。李鸿章对于上海的格致书院(即上海格致中学)的支持和赞助,也能体现他的中西兼容、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

“格致”是一个古老的词汇,是“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的简化,是说必须穷究事物的原理才能获得知识。晚清时代的人,把从西方传进来的光学、电学、化学、地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统称为“格致之学”,而格致书院的创办,正符合李鸿章倡导的摆脱旧科举的藩篱,大办“新学”的主张,因此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

这所书院是由我国著名科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及在沪英国人伟烈亚力、傅兰雅、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等人一起创办的、以理工科为主的近代学校,最初的八名校董中中外人士各占一半。

这所学校是中外合办、亦中亦西的,采用中西结合的方针办学,除了固定的科目,还定期邀请中外著名学者来校讲演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为了使学校教育更加贴近社会现实,也为使地方督抚大员更加了解学校的教育情况,沟通学校与地方的联系,学校还别出心裁地定期请北洋大臣、南洋大臣,以及津海、东海、江海、浙海、粤海等海关的关长(海关道)为学校出考试题,命学生课试,优秀者给予奖励。

中国人中除了徐寿父子,还有著名实业家唐廷枢和一位清军副将王荣和。1874年,当徐寿写信给李鸿章,请他给予支持时,李鸿章非常高兴地支持了这一新生事物,不仅为之捐款银一千零八十七两,还为学校题写了“格致书院”的横匾。

李鸿章曾多次被邀请为学校试题的命题人,他出的题目有:中西格致说含义异同;西方格致说源流考;化学原子名称中译问题;《周髀算经》与西法平弧三角近似说;德奥意合纵、俄法连衡论等等,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和时事政治各方面。

从中可以看出,他这个科举出身的进士,在近代硝烟的熏陶下,已具备了不少自然科学的知识。当时如果清廷给他更大的权力,说不定他那时就会办起清华大学了呢!

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上多年,李鸿章始终是近代学堂的积极创办者和支持者,大凡各类于洋务有补的专业学校,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海军学校)、天津武备学堂(陆军学校),都是他亲上奏折,并悉心维护的。

从这些学校毕业出来的中高级技术人员和近代职业军官,有不少成为后来的叱诧风云者,如段祺瑞、段芝贵、王士珍、冯国璋等人皆是,可知其影响之深远。

北洋大臣身边的弟兄们旧式科举制度出身的李鸿章,对于近代洋务诸项要政不可能是先知先觉、无师自通的,他的聪明在于除了悟性高之外,主要还在于他能客观地看到自身的局限和不足,善于学习,把握时机,与时俱进,广闻天下事,不让自己成为瞎子和聋子,善于调动和运用别人的聪明智慧,愿意听取别人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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