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智而近妖”:孔明何以登上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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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多智而近妖”:学者点评诸葛亮何以能登上神坛 鲁迅先生曾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无限夸大诸葛亮的智慧与能力,把他描写成“多智而近妖”。而历史学家胡觉照认为,从树立、拔高诸葛亮个人形象,直到将他塑造成一个完人而推上神坛,是《三国志》、历代政治家、史学家、《三国演义》等集体力量的结晶。 崇拜的发端 诸葛亮其所以能登上神坛,首先归功于本人的资质,即贤相、廉吏二者兼有的身份。这不仅是统治阶级需要的,也是整个社会需要的,它是社会各种矛盾的润滑剂,是使社会保持相对稳定的支撑点,这种官员十分罕见,

“多智而近妖”:学者点评诸葛亮何以能登上神坛


鲁迅先生曾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无限夸大诸葛亮的智慧与能力,把他描写成“多智而近妖”。而历史学家胡觉照认为,从树立、拔高诸葛亮个人形象,直到将他塑造成一个完人而推上神坛,是《三国志》、历代政治家、史学家、《三国演义》等集体力量的结晶。


崇拜的发端


诸葛亮其所以能登上神坛,首先归功于本人的资质,即贤相、廉吏二者兼有的身份。这不仅是统治阶级需要的,也是整个社会需要的,它是社会各种矛盾的润滑剂,是使社会保持相对稳定的支撑点,这种官员十分罕见,因之也就更可贵。


刘备死后,诸葛亮集军、政、财、文大权于一身达九年之久,必然会形成个人崇拜,另有三个因素使个人崇拜得以深化:一是庞大的国家机器对民众的严密控制,只有九十四万人口的蜀国,官吏竟有四万多,军队十五万,平均27.5人养一个官,并负担近五个士兵,在后方生产第一线的,已只能是妇孺老幼了。民众供养了庞大的国家机器,庞大的国家机器反过来又成为悬在民众头上的利剑,以妇孺老幼为主体的西蜀举国,就难以形成反抗的力量。


二是对外战争转移了民众视线,不满情绪容易转化为同仇敌忾,原本就不能代表自己的民众,更将战争的胜利结束,丈夫、儿子荣归故里的希望,一股脑寄托在诸葛亮身上。


三是严刑峻法的威胁。这是诸葛亮治蜀的基本思路,将严刑峻法贯彻始终,使得百姓不满情绪只能藏匿于胸腹无法沟通,高压之下出舆论一律,出赞词颂歌。久而久之,这些虚假的赞词颂歌就成了全体国民普遍的思维模式。


诸葛亮五伐中原时,形势远远恶劣于夷陵之战前,丞相身份远逊于唯我独尊的皇帝,但同僚们却无人敢讲不同的意见。这说明,诸葛亮的个人崇拜已经形成,人与神之间已不能交流而只能顺从。


《三国志》拔高、隐瞒史实塑忠臣


陈寿出生于益州巴西安汉县(今四川南充市),生于公元233年,诸葛亮死时年仅两岁,从学于蜀国典学从事谯周(教育部副部长或部长助理),出仕后任观阁令史。他父亲曾是马谡参军,身份当是高级军官,军人的思维较为单纯,以建功立业封妻荫子为目标,故崇尚战争,不可能认识到诸葛亮治国方略的错误,其父的认识必然影响到陈寿;优越的家庭环境,使陈寿无法了解到战争带给下层民众的深重苦难;陈寿的后辈身份和低微的官职,自然生活在诸葛亮的阴影之下;更加之诸葛亮死后,蒋琬、费、姜维等解决不了宦官黄皓的专权与胡作非为,陈寿也因不肯曲意阿附而屡遭贬黜,从而对诸葛亮就有了更多的崇拜与怀念,容易忽视其过失而追念功勋。所以在传记中发生了诸多偏颇,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诸葛亮时代,西蜀是典型的战时经济体制,它的特点是一切服务于前线,一切都为了战争,民众的疾苦生死当然会无暇顾及。然而在所有人的传记中,却只字不提民众遭受的战争苦难,只字未提蜀国人口急骤下降的事实及原因,对北伐中前方将士的叛变,《晋书·宣帝本纪》中记述得十分明白,而《三国志》却加以隐瞒。


其二,在记述诸葛亮治蜀德政时候,结论性语言过多也过于抽象,并没有实例作支撑。这同书写其他人传记的手法颇为不同,也违背了治史的证据原则。


其三,为了塑造诸葛亮的忠臣形象,陈寿立传有曲笔。在诸葛亮、诸葛均兄弟二人何以去隆中躬耕一节,陈寿曲笔下写了:叔父诸葛玄带着他二人去豫章(今南昌)接任太守职务,后来朝廷改派了朱皓,诸葛玄就带他二人去荆州投靠故旧刘表。诸葛玄死后,诸葛亮兄弟二人躬耕陇亩。这是难圆其说的。《献帝春秋》记述的事实是:豫章太守周术死后,刘表推荐并经袁术同意(属袁术辖区),诸葛玄带着两个侄儿前往豫章就任太守。但朝廷没有批准刘表的推荐,而派朱皓前去接任,大概是诸葛玄不肯移交的原故,朱皓从扬州刺史刘繇处借兵攻打了进去。诸葛玄兵败后退居西城,西域百姓蜂拥而起杀了他。那末,诸葛亮兄弟二人的去荆州,只能是自己的选择。


其四,为塑造忠臣形象,陈寿对诸葛亮有亏臣节的内容都隐瞒不书。南征回成都之后,仅以不足挂齿的功劳,诸葛亮已欣然接受了五锡,即:“金斧钺一具,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同曹操比较,诸葛亮显得性急了许多,这些有亏忠臣形象的重大内容,陈寿一概隐瞒了。


陈寿对诸葛亮的拔高和隐瞒,已将传主推到了近似完人的地步。关于后人指斥陈寿因家父被诸葛亮剃光头发而挟嫌报复事,是不攻自破的恶意中伤。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将街亭失败的责任分剖得十分明白:“马谡背离诸葛亮的调度安排,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定和部署(原文为“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其父是马谡参军,马谡的错误,同其父自然联系在一起。此段史料已证明,陈寿不仅无报复之嫌,而且有自认父亲之短的美德。


历代政治家、史学家是二级火箭推进器


有五个原因,促使诸葛亮的忠臣形象已树立起来,其一,刘备永安宫托孤时曾明确表示:“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类诏书是历史上难得一见或绝无仅有的。有此诏书在,诸葛亮已有了取刘禅而代之的口实。


其二,刘备病逝后,诸葛亮已掌握了政治、财政等大权,通过南征,又将李严兵马大元帅(统内外军事)这一至关重要的权力拿了过来,已集军、政、才、文于一身,成了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皇帝刘禅只剩下一具招牌。


其三,《出师表》中那句 “此诚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的表白,虽在政治上愚昧可笑,但很符合普通中国人知恩图报的美德标准。


其四,病死五丈原的悲剧结局,原是诸葛亮追求人格完善的策略,借以掩盖五次失败的责任。后世不察,从而使他获得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殊荣。


其五,陈寿在本人传记中有意隐瞒了诸葛亮与李严之间的倡答“九锡”、“十锡”的内容,隐瞒使忠臣形象高大突出。


刘禅是一位玉玺皇帝,军权异化为皇权不仅已有了可能,刘备的临终遗嘱,又成为诸葛亮顺理成章登上皇帝宝座的铺路石。然而,诸葛亮不敢贸然行事,而是谨慎地、隐蔽地逐渐推进。凑巧的是,取代意图尚未彰显,他已命终五丈原,从而完善了自己的人格。


再与同时代人曹丕、司马炎相比,当他们握有军政大权后,就立即使军权异化并最终篡位。其先祖曹操、司马懿、司马昭等虽持重一些,也都有逼宫、杀弑及宫廷政变,这使诸葛亮完善人格的魅力更相得益彰。


在忠贞标准上,诸葛亮几成完人,而其子孙亦无瑕疵,其子诸葛瞻虽然不是将帅才具,率兵到涪城抵御邓艾时,不能采纳黄崇依山拒险、“无令敌得入平地”的正确意见,致使邓艾部长驱直入包围了绵竹,但是这只是才具。更重要的是,他继承了乃父的“忠贞”衣钵,曾经拒绝了邓艾表封“琅邪王”等高官厚禄的引诱,斩了来使以示决绝,并为蜀国战死于绵竹,以壮烈成仁为先父名节画上了完满句号。其孙诸葛尚是带着负罪心情踏上战场的,“乃驰赴魏军而死”。诸葛尚之死,又为祖父“忠贞”名节锦上添花。有如是不贰忠臣及后代,后世当然要大加推崇。诸葛亮成为统治阶级标榜推崇的一面旗帜。


然而,陈寿写《诸葛亮传》时,虽有拔高之虞,仍将传主作凡人看待。所以也写了缺失,在评及诸葛亮的才能时,曾写了“于治戍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这是对五次北伐的考评,唯见其轻,不见其过。在论及其子诸葛瞻时,也有瞻工书画,名过其实的判词,这也是有根据的。然而,统治阶级既然要高举诸葛亮这面旗帜。就必须洗刷掉旗帜上面的污点;要洗污点,就得推翻陈寿的结论。


此后,虽有众多的史学家如崔浩、朱彝尊、钱大晰,赵翼等为陈寿辩巫,且证据充分有力,但仅限于被动地洗刷其罪名,已无力也没有胆量再次确认诸葛亮的缺失了。房玄令及其他史学家、政治家树立这面忠臣旗帜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


《三国演义》更将诸葛亮推上九霄


诸葛亮能登上神坛,实得力于《三国演义》。不是罗贯中老先生蓄意造神,而是他反映了那个时代华夏民众的心理诉求,这得从十分复杂的历史大背景说起。


罗贯中生活于南宋王朝统治下,当时,为了使南宋这一被蒙古铁骑所逼而流亡的政权具有合法地位,文化人从历史上找到了依据,即通过“化妆”三国时期蜀汉割据政权来证明,福建南宋小朝廷仍然是正统政权;既然是正统政权,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出来作为旗帜,文化人宁可篡改历史!正是这一背景下,各种《三国评话》版本陆续出现,并最终发展为历史宏著《三国演义》。它有几个显著特点:


其一,《三国演义》反说历史,它以蜀汉割据政权为正统,将曹魏说成篡汉的奸贼;无视曹操统一国家的大业,而极力歌颂诸葛亮、鲁肃两个《隆中对》,以及造成国家在即将统一时重新分裂的一系列活动。这不是缘于历史而缘于现实。当时,中原民众渴望一个“正统政权”并企图以此为根据展开反攻,最终赶走蒙古铁骑,一统河山。各种《三国评话》版本的得以出现,江南民众的百听不厌,都是为难以宣泄出来的万千思绪寻找寄托。


其二,诸葛亮成为民众呼唤的人物。当时,蒙古人摧枯拉朽般地向南奔袭,腐败的南宋小朝庭已没有德高望重、一呼百诺的领袖人物,小皇帝只是个傀儡,左丞相文天祥原没有军事才干,且被俘身死;右丞相陈宜中在人品才具上可称道的并不多,他曾因与黄镛等上书攻击奸臣丁大全获得六君子美誉,然登入仕途之后,又因依附奸臣贾似道而声名狼藉。当元朝大将伯颜迫近临安,他出面讲和未果时,不能担负道义责任的此公,竟置国家危亡不顾而逃回家乡。在南宋流亡政府灭亡前夕,身担宰辅重任的陈宜中,又一次放弃责任,逃往越南南部的占城。这就是当时南宋王朝的政治形势。在节节失败之中,中原广大民众呼唤着,呼唤着“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英雄伟人,希望他能顶天立地地站出来改变历史!去哪里寻找这样的人物?现实中既然没有,那就只能从梦幻中寻求,既然已经选中了蜀汉政权做旗帜,诸葛亮当然成了民众心目中唯一的人选。



在《三国演义》中,神化拔高诸葛亮有几个手法。一是移花接木,即将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妙事嫁接在诸葛亮身上,如草船借箭,原是孙权夜晚乘船窥视曹军水寨时的被动应急,却演义成了诸葛亮的主动立功;黄盖放火烧曹营战船的建议,也移到诸葛亮的功劳簿上。二是无中生有,如刘备三顾后,就将军事指挥权全盘移交等。三是捕风捉影,如赤壁之战前,东吴原有统一与分裂两种意见的争论,所以演绎出舌战群儒。四是褒贬参照,如反长沙一节,借贬低魏延以褒赞诸葛亮识人之明,以鲁肃之愚陪衬诸葛亮聪明机智等。五是装神弄鬼。为把诸葛亮之智推向绝顶,遂虚构出八阵图、泸水祭鬼、禳天乞寿等,不可思议。


诸葛亮因为一本小说而遨游九霄并吞噬民众的灵魂,怕是罗贯中老先生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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