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改革30年系列评论之八

1985年流行词:婚外恋

人们对性的觉醒,总要稍晚于对钱的观念。婚姻和性,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被看作一项事业,它承载的是人类生存和繁衍这一重大使命。所以婚外性行为,在此前被称为“乱搞”和“搞破鞋”,也就不足为奇了。很久以来,无论婚外性行为或是离婚,不仅要付出较高的社会和心理成本,还有极高的政治成本。

中国人性观念的变革,和1980年的两个政策有关。从那一年开始,一切就预示了改变。这就是1980年新《婚姻法》公布,和开始倡导和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婚姻法》中,离婚条件被改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这等于从法律上承认了爱情至高无上的地位,它将逐渐确立起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一观念。

独生子女政策成为国策,对性观念的冲击就更大。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它等于第一次公开并合法宣称,人们过性生活的目的,不仅仅是生儿育女,还有表达爱情和寻求身心快乐的功能。这一国策不仅减少了女性怀孕、生殖和哺育的时间,也使避孕和堕胎的合法化,减少了她们对怀孕的担忧。如此一来,女性潜在的性欲望和性能力,在潜移默化中便被打开了。

当时间到了1985年,有关性的传统观念开始全面受到质疑。细察这一年的热点文化事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它们或多或少都与性有一些关联。

这一年最火的小说,是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小说首次涉及到性压抑问题。两个社会异己分子,在劳动改造时,仍然不忘性的欢愉。他们在麦田里避开看守,做了半小时的露水夫妻。8年之后两人见面了,性的内涵成为作家思考文化和生命的主题。这个让人唏嘘落泪的情爱故事一出版,在民众中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这一年,“巴蜀鬼才”魏明伦的荒诞川剧《潘金莲》登场了,也在文化界掀起了一场思想风暴。魏氏为潘金莲的翻案之举,开始让人们反思中国女性的命运,传统的婚恋观正在被人们看作女性的枷锁。潘金莲的不幸和挣扎、沉沦与反抗,也成了中国女性悲剧的象征。这一年,洁本《金瓶梅》对处级以上作家开禁了。虽然只有1000套,删去了近2万字,但获得优待的作家们,还是纷纷走进书店抢购。

这一年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们不再谈“性”色变了。1982年,吴阶平教授编译的《性医学》出版,成为打破性学禁区一个信号。到1985年,阮芳赋著的《性知识手册》公开热卖,表明性学不再一个敏感的禁区。这一年,主流的报纸和杂志可以公开讨论性知识了。性首先作为一种知识,终于成为人们可以自由言说的东西。

随着性意识觉醒,人们开始承认,爱情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婚姻也是有寿命的。当一些人察觉到婚姻中爱情的缺失时,或许会在婚姻外去寻求弥补。虽然这一年人们对婚外恋还有着强烈的道德谴责,但“陈世美”“第三者插足”之类的称谓,在主流媒体逐渐被更为中性的“婚外恋”一词所替代。很多人渐渐明白,婚外恋是一个很难避免的婚姻副产品,不只是道德水准那么简单。

1985年,婚外恋这一现象虽然渐成热点,但真正这么做的还少数。也许很多人会在内心权衡,是回到平庸的伴侣身边,还是选择新的情人?但国人普遍还是选择了继续忍受心灵的煎熬。据一些研究者调查表明:那一年,人们对婚外恋虽然有了宽容的态度,但有过婚外恋的人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