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书信看真实的鲁迅:慨然收取不义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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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鲁迅在信中还说自己慨然收取了中山大学一个月薪水的不义之财:“鲁迅已经‘不好’,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爽松爽收下了。” 鲁迅:孩子是个累赘 周海婴:爸爸是不是可以吃的   看新版《鲁迅全集》第14卷里的《书信(致外国人士)》部分,颇有感触。如1932年11月7日,鲁迅致日本女歌人山本初枝的信里说到儿子周海婴:“孩子是个累赘,有了孩子就有许多麻烦。你以为如何?近来我几乎终年为孩子奔忙。但既已生下,就要抚育。换言之,这是报应,也就无怨言了。”——命运无可抗拒,生下


鲁迅在信中还说自己慨然收取了中山大学一个月薪水的不义之财:“鲁迅已经‘不好’,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爽松爽收下了。”


鲁迅:孩子是个累赘


周海婴:爸爸是不是可以吃的


看新版《鲁迅全集》第14卷里的《书信(致外国人士)》部分,颇有感触。如1932年11月7日,鲁迅致日本女歌人山本初枝的信里说到儿子周海婴:“孩子是个累赘,有了孩子就有许多麻烦。你以为如何?近来我几乎终年为孩子奔忙。但既已生下,就要抚育。换言之,这是报应,也就无怨言了。”——命运无可抗拒,生下来就有义务受苦,无可逃脱,不知道周海婴读到此句作何感想?


山本初枝(1898-1966),笔名幽兰,是中国文学爱好者,1931年与鲁迅结识。曾经写过一些不满日本军国主义的和怀念鲁迅的文字。


而在此前的6月28日,鲁迅写给增田涉的信里说得更加“悲观”:“我为这孩子颇忙,如果对父母能够这样,就可以上二十五孝了。”——我们至今也常常是对孩子鞠躬尽瘁而对父母得过且过,不容易呀。


记得后来鲁迅也在曾经致萧军、萧红的信里说:孩子,偶尔看看还可以,但养起来实在麻烦。也无怪乎周海婴五六岁就发问:“爸爸是不是可以吃的?”


鲁迅所尊重的人


书信里唯一一封致青木正儿的信全文(译文)如下——


201214 致青木正儿


拜启:惠函奉悉,《中国学》亦接着收到,甚谢。


先前,我在胡适君处的《中国学》上,拜读过你写的关于中国文学革命的论文。衷心感谢你怀着同情和希望所做的公正评论。


我写得小说极为幼稚,只因哀本国如同隆冬,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为冲破这寂寞才写的,对于日本读书界,恐无一读的生命价值。今后写还是要写的,但前途暗淡,处此境遇,也许会更陷于讽刺和诅咒罢。


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实有不胜寂寞之感,创作的新芽似略见吐露,但能否成长,殊不可知。最近《新青年》也颇颇倾向于社会问题,文学方面的东西减少了。


我以为目前研究中国的白话文,实在困难。因刚提倡,并无一定规则,造句、用词皆各随其便。钱玄同君等虽早就提倡编纂字典,但尚未着手。倘编成,当方便多了。


我用这么拙劣的日文给你写信,请原谅。


青木正儿先生 周树人十一[十二]月十四日


青木正儿先生(1887-1964),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当时任日本同志社大学文学部教授,并编辑《中国学》杂志。著有《支那近世戏曲史》、《支那文学思想史》等著作。


以往在《鲁迅年谱》里见到过此信里断断续续的几句,现在是全篇——全集里不少书信来自日本版的鲁迅著作。

从此信可见(1)青木正儿先生对五四文学革命是极力支持的,而鲁迅认为其持论公正。(2)鲁迅虽然长青木6岁之多,但对于青木很是尊敬、谦谨。(3)鲁迅为什么写小说?以往的评论说法是“听将令”、为五四呐喊。,现在看来至少也有为文学繁荣和为排遣寂寞二因素。(4)鲁迅并不以为自己写得很优秀,对于文学的窘境与有限的功用有清醒的认识。(5)鲁迅对于《新青年》杂志减少了文学的篇幅小有不满,因为文学同样可以用来思想启蒙。(6)鲁迅对于彼时的白话文研究认识清醒——不似我们今天吹捧的高不可攀。(7)鲁迅对钱玄同的编字典之举是嘉许与期待的。(8)在青木跟前,鲁迅认为自己的日语太一般。


鲁迅慨然收取不义之财


以往不少鲁迅传以小说或他人回忆为据,不无偏颇——鲁迅是具有阿Q性格的某些则面,但小说毕竟的艺术加工过后的,非“信史”也。王晓明先生的《鲁迅传》便回避了方家熟知的生平史料,在404处引文中130次引用了鲁迅的书信,此外还引用了许广平、周作人、周伯超等人致鲁迅的信札,很有说服力。如写到1927年夏天,鲁迅经历了“活着还是死去”的生存意义的大困惑,居然函致章廷谦曰:“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并且积下几个钱来。”、“我已近于‘刹那主义’,明天的事,今天就不想。”——这不成了《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了么?而且鲁迅在信中还说自己慨然收取了中山大学一个月薪水的不义之财:“鲁迅已经‘不好’,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爽松爽收下了。”的确,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精神世界中的一切全在屠刀下化为虚无之夜的碎片,为什么还要在生活上苦自己呢?“说什么都是假的,积点钱要紧。”“义”的虚妄和“利”的实惠跃然纸上,这不又成了“彻底失败”之际的孤独者魏连殳了吗?


“三家一主将,五最一方向”的旗手与“时代落伍者”的区别何在呢?——这是以往的传记作者不敢或不愿意认可的。


又如从鲁迅晚年的信札中可知,他当时屡次计划撇开“琐事”,“专事创作和研究文学史”,他感到疲惫,“时常想歇歇”。这一切又与“要赶快做”、“勇猛进击”的定论颇相径庭。然而就鲁迅彼时彼刻的心态考查,却又不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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