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有价值的分析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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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毛泽东最有价值的分析问题的方法 毛泽东多次讲,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是要最善于运用科学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代伟人。可以说毛泽东既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形成了一整套既有哲学高度又有实用价值的方法论体系。例如,调查研究法,提纲挈领法,阶级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等。我认为,在毛泽东的方法论体系中最有价值的是矛盾分析法。 古时候,楚国有个卖矛和盾的人,夸他的盾说:“我的盾坚固得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刺破。”又夸他的矛说:“我的矛锋利得没有一个东西刺不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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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最有价值的分析问题的方法 毛泽东多次讲,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是要最善于运用科学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代伟人。可以说毛泽东既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形成了一整套既有哲学高度又有实用价值的方法论体系。例如,调查研究法,提纲挈领法,阶级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等。我认为,在毛泽东的方法论体系中最有价值的是矛盾分析法。 古时候,楚国有个卖矛和盾的人,夸他的盾说:“我的盾坚固得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刺破。”又夸他的矛说:“我的矛锋利得没有一个东西刺不破。”有人说:“用你的矛来刺你的盾,会怎么样?”那个人就回答不出来啦。刺不破的盾和什么东西都刺得破的矛不可能同时存在。 事物自身包含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叫做矛盾。简言之,矛盾就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是指矛盾双方互相区别、互相排斥、互相斗争。所谓统一是指如下两种情形:第一,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存,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 要正确地理解和把握矛盾的含义:第一,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始终是不可分割的;第二,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关系,既指事物内部存在的这种关系,也指事物之间存在的这种关系;第三,不能把哲学上的辩证矛盾同逻辑矛盾混为一谈。 矛盾具有普遍性: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并且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即矛盾无处不在,矛盾无时不有。矛盾还具有特殊性:具体事物的矛盾及每一个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点(横向);各个具体事物的矛盾及每一个矛盾的各方面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各有特点(纵向)。 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矛盾的普遍性范畴表明,矛盾具有普遍性与客观性,我们要敢于承认矛盾、揭露矛盾;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即任何事物都有两点,而不是一点,我们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矛盾分析法,对事物作全面的分析。在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时,既要看到事物的这一面,又要看到事物的那一面,即坚持两分法、两点论,防止片面性。矛盾的特殊性范畴表明,矛盾及其各个方面在不同发展阶段各有特点,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基础,也是正确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我们在观察事物时,一定要注意矛盾的不同特点,把握个性、特点,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不同的人和事要区别对待。 在同时存在的多个矛盾中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分,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又分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主要矛盾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事物的性质。我们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时,一定要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只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方法决定成败。矛盾是客观与主观的对立统一,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想之中,矛盾只有被人的主观思想所认识才有价值和意义。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对于我们科学地看问题、办事情,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学会了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就等于学会了唯物辩证法,就等于掌握了认识事物的“解剖术”,就等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金钥匙”。 我们来看一看庖丁解牛的故事: 一天,庖丁被请来为梁惠王宰杀一头牛。只见他用手按着牛,用肩靠着牛,用脚踩着牛,用膝盖抵着牛,动作极其熟练自如。他在将屠刀刺入牛身时,那种皮肉与筋骨剥离的声音,与他运刀时的动作互相配合,显得是那样的协调一致。他那宰牛时的动作就像踏着商汤时代的乐曲《桑林》起舞一般,而解牛时所发出的声响也与尧乐《经首》一样十分合拍。 站在一旁的梁惠王不觉看呆了,他禁不住高声赞叹道:“啊呀,真了不起!你宰牛的技术怎么会有这么高超呢?” 庖丁放下刀子回答说:“臣下所探究的是事物的规律,这已经超过了对于宰牛技术的追求。当初我刚开始宰牛的时候,对于牛体的结构还不了解,看见的只是整头的牛。三年之后,见到的是牛的内部肌理筋骨,再也看不见整头的牛了。现在宰牛的时候,臣下只是用意念去接触牛的身体就可以了,而不必用眼睛去看,就像感觉器官停止活动了而全凭意念在运刀。顺着牛体的肌理结构,劈开筋骨间大的空隙,沿着骨节间的空穴使刀,都是依顺着牛体本来的结构。宰牛的刀从来没有碰过经络相连的地方、紧附在骨头上的肌肉和肌肉聚结的地方,更何况股部的大骨呢?技术高明的厨工每年换一把刀,是因为他们用刀子去割肉。技术一般的厨工每月换一把刀,是因为他们用刀子去砍骨头。现在臣下的这把刀已用了十九年了,宰牛数千头,而刀口却象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的一样。牛身上的骨节是有空隙的,可是刀刃却并不厚,用这样薄的刀刃刺入有空隙的骨节,那么在运转刀刃时一定宽绰而有余地了,因此用了十九年而刀刃仍象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一样。虽然如此,可是每当碰上筋骨交错的地方,我一见那里难以下刀,就十分警惧而小心翼翼,目光集中,动作放慢,刀子轻轻地动一下,哗啦一声骨肉就已经分离,像一堆泥土散落在地上了。我提起刀站着,为这一成功而得意地四下环顾,一副悠然自得、心满意足的样子。拭好了刀把它收藏起来。”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世间万物都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只要你在实践中做有心人,不断摸索,久而久之,熟能生巧,学会了解剖事物的方法,就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迎刃而解,事情就会做得十分漂亮。 1、学习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就要对立统一地看问题。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又称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它揭示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等领域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内在的矛盾性,事物的内部矛盾运动推动事物发展。 对立统一规律包含以下基本内容:(1)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统一和斗争是矛盾双方所固有的两种属性,统一性表现为对立面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的性质,斗争性表现为对立面之间具有相互区别、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的性质。(2)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是相互联结的。统一是对立面双方的统一,它是以对立面之间的差别和对立为前提的。矛盾的斗争性寓于矛盾的统一性之中。斗争是统一体内部的斗争,在对立面的相互斗争中存在着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斗争的结果导致双方的相互转化,相互过渡。(3)矛盾的统一性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矛盾的统一性是指它的条件性,任何矛盾统一体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矛盾的斗争性的绝对性是指它的普遍性、无条件性。矛盾的斗争性不仅存在于每个具体矛盾运动的始终,而且也存在于新旧矛盾交替的过程中,即时时有矛盾,处处有矛盾。(4)矛盾双方既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发展。矛盾的统一性是矛盾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矛盾双方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为矛盾的解决准备了条件;矛盾的斗争性导致矛盾双方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不断变化,以致最终造成矛盾统一体的破裂,致使旧事物被新事物所取代。 唯物辩证法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而对立统一规律提供了这一科学方法论最根本的内容。“对立统一”的观点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这一规律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并提出了一系列在具体工作中分析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尽管共产党与国民党是有区别的,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但两党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合作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基础上达成的统一,第二次国共合作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的基础上达成的统一。 在一个集体中,先进与落后是相互对立的,但二者的区别又是相对的,即使再过一百年甚至一万年,落后还是存在的。先进与落后相伴而生,没有落后哪有先进?没有先进怎能显出落后? 从政治范畴的角度来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因为敌人与朋友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与共产党军队的士兵杀得你死我活,但当国民党军队的士兵被我军俘虏后,就可以通过教育使他们成为我军的一员。 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杂草年年要锄,一年要锄几次。你说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长粮食,不能长一根草。话尽管那样讲,凡是到田里看过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动手锄,草实际上还是有那么多。杂草有个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你说它没有用?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所谓锻炼出来的,就是奋斗出来的。你草长,我就锄。这个对立面是不断出现的。杂草一万年还会有,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斗争一万年。”在这里,毛泽东用香花与毒草、庄稼与杂草的对立统一关系,形象地说明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的正确性,并指出杂草也有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 既对立又统一,这是矛盾的常态。构成事物的两方面,不可能只有对立没有统一,也不可能只有统一没有对立。夫妻之间,不是冤家不聚头,有夫唱妇随的时候,也有吵架打架的时候,在吵过打过之后,夫妻关系往往更加亲密。 2、学习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就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唯物辩证法所说的“一分为二”是指一切事物、现象、过程等都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对立和互相统一的部分。就整个物质世界的发展过程来讲,一分为二是普遍的,但不能作机械的理解,应该看到事物可分性的内容、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要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排斥,也要看到双方的联系和统一,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一分为二通常指全面看待人或事物,既看到积极方面,又看到消极方面。 “一分为二”的观点象一条红线贯穿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又象一条星河闪烁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一分为二,就是将事物分为两部分来认识,每一个事物都有好与坏、正与反、先与后、多与少、大与小等等不同的属性,只要我们一分为二地来看,就能很好地把握事物的性质。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毛泽东是一分为二的。他指出,当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时,他们就倾向于革命;当革命威胁到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又会反对革命。他们象“两面人”,举起左手高呼“我要革命”,举起右手高喊“反对革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中国革命就可以争取他们,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还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美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从表面上看,反动派很强大,但是由于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失去了民心,人民不拥护,所以他们是外强中干,象纸老虎一样一捅就破。美帝国主义也一样,貌似强大,但不得人心,因而象纸老虎一样并不可怕。美国统治者也在变化,尼克松对中国的看法就与别的统治者有所不同,从而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中美建交。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犯过错误,但他仍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导人。斯大林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有些人摇那么几次,取得了经验,就不摇了。有那么一种人,是永远要摇下去的,就象稻子那一类作物,因为秆子细,风一吹就要摇。高粱、玉米比较好些,秆子比较粗。只有大树挺立不拔。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是由工人和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出身的人组成的。但是,也有许多党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或者是富裕中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中间有相当多的人,虽然艰苦奋斗多少年,有所锻炼,但是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多,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还是跟稻子一样,风一吹就要摇。”在这里,毛泽东用稻子、高粱、玉米、大树等对不同人的态度作了生动的描述,一分为二地指出不同的人的立场是不同的,有的是摇摆不定的,有的是坚定不移的,还有一种人是处于中间状态的。 没有绝对的白,也没有绝对的黑;没有绝对的高,也没有绝对的低;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没有绝对的正确,也没有绝对的错误……只有相对才是绝对的。因此必须对事物一分为二地来考察。这种一分为二的方法是普遍适用的,而且非常好用。 3、学习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就要举一反三地看问题。 有一天,孔子对他的学生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是说,我举出一个墙角,你们应该要能灵活地推想到另外三个墙角,如果不能的话,我也不会再教你们了。后来,“举一反三”演变为成语,意思是说,学一件东西,可以灵活地思考,运用到其他相类似的东西上。由此可见,“举一反三”的方法是通过一个事物可以看到许多问题的方法。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指挥14个旅23万人在空军配合下,从洛川、宜川分两路直取延安。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一个旅另一个团共26000人驻于延安以南地区。双方在运动中激战6天,胡宗南部被歼5000余人。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撤离延安。毛泽东在临行前说,打仗不在一城一地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有人失地,地终可得,有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少则1年,多则2年,延安仍要回到人民手中。 一次,胡宗南在黄河西岸布下重兵,又派兵对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形成包围态势,企图将我中央机关追赶到黄河边的狭长地带一举歼灭。在向西走还是向东撤的问题上,任弼时与毛泽东争执不下。任弼时认为,黄河东有我大部队策应,如果向东撤,万不得已可以东渡黄河,确保中央机关安全。毛泽东则举一反三,逆向思考,认为向东撤正好中了敌人的圈套,而向西走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可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看似险棋,实则有惊无险。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谋略更高一筹。 窥一斑而见全豹与举一反三的意思是相近的。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机械的教条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与举一反三是相悖的。 4、学习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就要融会贯通地看问题。 融会,就是融合领会;贯通,就是贯穿前后。融会贯通就是把各方面的知识和道理融化汇合,贯穿前后,得到全面透彻的理解。《朱子全书•学三》:“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至于此。” 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过去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的人认为旧中国是封建社会,有的人认为旧中国是殖民地社会。毛泽东将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以后的历史融会贯通来考察,认为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雄辩地证明,毛泽东的观点更符合旧中国的实际,因而更正确。 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级才起床。他这么一闹,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什么干部评级,根本不评了,工资大体平均、略有差别就是了。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头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在这里,毛泽东显然是将新旧官员融会贯通地加以对比的,指出一些共产党的干部竟然不如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 在学习上更应该融会贯通,囫囵吞枣、不求甚解 、浅尝辄止、死记硬背是无法学好的。 5、学习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就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在哲学上,具有普遍性的辩证法规律主要有三个,它们是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其中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客观存在具有的特点,任何事物内部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动力。量变质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形式上具有的特点,从量变开始,质变是量变的终结。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矛盾运动过程具有的特点,它告诉人们,矛盾运动是生命力的表现,其特点是自我否定、向对立面转化。因此,否定之否定规律构成了辩证运动的实质。 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一成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尽管事物的发展过程是曲折的,但事物的变化在总体上呈现出向上的趋势,是一种螺旋形、波浪式的形态。这是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在井冈山时期,林彪等人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从革命的低潮中看到了在不久的将来革命高潮的到来,从理论的高度并且用事实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而鼓舞了士气。 一个坏人可能会变好,一个好人也可能会变坏。在阶级社会里,劳动者与剥削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解放后,我党对民族资本家、地主、富农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他们放弃了剥削压迫劳动者的立场,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则蜕变为贪污受贿的腐化堕落份子。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按照辩证法,就象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6、学习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就要善于抓住重点,重点突破。 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抓重点。抓住重点问题,重点突破,将最主要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在攻打长沙的计划流产后,5000多人的起义部队只剩下了2000人左右。部队从文家市出来后,由于粮食不足,缺医少药,加之天天翻山越岭,还要对付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地方武装的不断追击、骚扰,士气十分低落。特别是9月22日,部队在萍乡的芦溪遭到赣敌袭击,虽然突出重围,但伤亡很大,总指挥卢德铭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芦溪受挫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份子和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份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去?”不久部队便由1500多人锐减到800多人。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由于暴动时只是各路部队相约进攻长沙,来不及对部队进行集中整训教育,起义部队中的军官大多数都是从旧军队过来的,残存的旧军阀主义习气较为严重,随意打骂士兵的现象经常发生。在秋收起义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士兵则是粗茶淡饭,官兵待遇极不平等。于是在士兵中形成了逆反心理,使官兵之间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这种情形直接影响了官兵之间的团结和部队的战斗力。 在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是党员,但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核心,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份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 由此可见,当时起义部队面临着一个十分紧迫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把以农民和旧军人为主要成份的革命部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 1927年9月29日,在永新县三湾村的“泰和祥”杂货铺,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部队的思想情况,增补了前委委员,针对部队中存在的问题,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主要是:(一)将人数不多的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减少了指挥员,增加了战斗员,更加便于指挥作战;(二)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三)针对当时部队中存在的严重的军阀主义作风的问题,决定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设立士兵委员会。 三湾改编后,红军连以上都设立了士兵委员会,红四军的军级士兵委员会主任是陈毅。士兵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有五项:一是参加军队管理;二是维持红军纪律;三是监督军队经济;四是作群众运动;五是作士兵政治教育工作。在军队中建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参加军队的民主管理,以确立新型的官兵关系,这是对建军原则的一个重要创造。实行民主主义,对团结广大士兵、瓦解敌军起到了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湾改编又丰富了我党早期的统一战线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统一战线工作出了很大贡献。 事实雄辩地说明,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抓住了当时红军中存在的主要矛盾,抓住了重点问题。在革命战争时期,“是党指枪还是枪指挥党”的问题长期存在,有时还表现得很突出。 眉毛胡子一把抓,是不善于抓主要矛盾的生动写照;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是不善于抓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生动表述。当然,强调抓重点,并不是说对非重点可以放弃不管。有时一个不起眼的细节也会导致满盘皆输。比如,马掌的一个铁钉坏了,就会导致马不能正常行走,最终影响部队战斗力,造成战役失败。一个坏牙不拔,就有可能导致其它的牙齿松动,最会使满口牙全坏掉。一个木筒能装多少水,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所有的长板,而是最短的那块板。 矛盾分析法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适用的。牛与牛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一面,但不管是南方的牛还是北方的牛,它们的机理总是一致的;每个人的生活既有相同之处,又各有各的特点,但不管是什么人,生活的基本方式是相近的。庖丁因为熟悉了牛的机理,自然懂得从何处下刀,做到游刃有余。生活也一样,如果我们能够透彻地领悟生活的道理,摸准了其中的规律,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法认识问题、处理问题,就能象庖丁一样,做到目中有牛又无牛,就能化繁为简,真正活得轻松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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