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 (超长)

命运的邂逅 收藏 8 1306
导读: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一)  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深知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全国的现代化。3   新世纪伊始,印度及印度和中国比较研究似乎成了国际国内的热门话题。4西方学者吉尔伯特·艾蒂安专著《世纪竞争:中国和印度》,影响较大。5美国国家情

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一) 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深知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全国的现代化。3

新世纪伊始,印度及印度和中国比较研究似乎成了国际国内的热门话题。4西方学者吉尔伯特·艾蒂安专著《世纪竞争:中国和印度》,影响较大。5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也发布报告称,印度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6印度人也一扫尼赫鲁时期的忧虑,直称“20世纪属于西方,中国在21世纪想成为世界的领导,但本世纪未来的岁月属于我们印度”。7从中国方面看,对印度的关注反映了中国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层考虑,同时研究和准确地评估印度的潜力和未来发展,正确地借鉴印度的经验,对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有益的。

一、从中心到外围:印度国家发展近代中断及其原因

与中国大体相同,印度拥有古老的历史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天然条件,来自西北部的雅利安人(Aryan)部落在公元前1500年征服这里;他们与当地人的结合创造了古典吠陀文化(Vedic culture)。此后,阿拉伯人在公元8世纪再次征服了这块土地,随后是12世纪到来的土耳其人,以及15世纪末到达此地的欧洲商人。印度在历史上的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324―151年),曾是北起喜马拉雅山,南到迈索尔,东抵阿萨姆河西界,西达兴都库什山的南亚大国;中世纪莫卧尔王朝时期(1526―1857),印度的版图曾再次接近这一规模。英国统治印度期间,英国以印度为中心,使自己在亚洲的势力伸展到北至阿富汗和西藏部分地区,南至印度洋,东至东南亚的范围。独立后的印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在北部的喜马拉雅山区、中央平原以及南部的德干高原。与巴基斯坦、中国、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和孟加拉国为邻,濒临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8海岸线长5560公里。多条河流发源于或流经印度。印度属热带季风气候,气温变化较大,气温因海拔高度不同而异。漫长的海岸线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而广大的国土面积和热带季风气候适于农业发展。2001年印度土地面积29732万公顷,而耕地面积16175万公顷,占印度土地面积的54.4%。而同期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13.5%。9

印度是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其古文明形态保留时间仅次于中国的国家。生发于四大文明古国并泛延于整个古代世界的农业全球化10曾使中国和印度成为古代世界的超级大国和文明中心。但是当历史进入19世纪时候,这两个国家却迅速衰落并在半个世纪之后,就从农业世界的中心国家逐渐进入资本世界的边缘和外围国家。从1600年到印度独立的1947年间大多数时间里,英国发展各项指数,除人均GDP外,均不如印度。1857年英国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并在印度建立直接统治之后,英国对印度的掠夺程度急剧扩大。11此外,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使印度劳动处于殖民统治和封建主的超度盘剥的生产关系之中。其中非劳动者占据国民收入的相当大的部分。不仅如此,与莫卧尔王朝时期相比,在非生产阶层中还被强行介入的宗主国派驻殖民地的官员。他们瓜分了5%的国民收入。而为社会提供财富的生产领域的劳动者,则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得到较低的份额。12值得说明的是,上述财富分配只是税后分配,而税收更是英国剥夺印度国民财富的重要部分。英国在印度的无度行政开支、英国对缅甸和阿富汗战争的费用、1873年以后印度货币贬值和国内开支方面增加的负担,都得由印度人民来偿付。13主要税收包括土地税、货物税、盐税、印花税和鸦片税,除鸦片税外,其余税收均落到印度各阶级头上。其中土地赋税是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它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负担。14以孟加拉的土地税为例,在莫卧尔帝国时期,该省区的土地税只占全省年收入的40%-48%,而在1795年,东印度公司征收的土地税竟占该省区收入的85%,造成印度对英国的大量欠款。15

不仅如此,英国还以宗主国的名义从殖民地印度攫夺相当部分的财富,下表是1868-1930年间从印度白白流向英国的劳动财富。

英国从印度“攫夺”的财富(1868-1930)

年 份 印度出口顺差占其国内生产净值的比重(%) 印度出口顺差占英国国内生产净值的比重(%) 1868-1872 1.0 1.3 1911-1915 1.3 1.2 1926-1930 0.9 0.9

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著,伍晓鹰、许宪春、施发启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认为上面的资料“可以大致了解到作为接受外国统治的后果,即印度资源流入到英国的情况。从1868年到20世纪30年代,印度的资源流出量大约占其国民收入的0.9%到1.3%,也就是说约五分之一的印度净储蓄被转移到了英国,本来这笔储蓄可以用于进口资本品”。16印度经济学家达拜·瑙罗吉在他的论文“印度的贫困”(1876年)中将英国从印度攫取财富的途径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欧洲官员将他们的存款汇往国外,还有英国人为支付在英国本土和印度的各种需要而在英国所作的开支,如在英国国内所付的退休金和工资;第二是非官方欧洲人的汇款。”这意味着印度的出口必须比它的进口多得多,以便满足经济流耗的要求。17印度出口物资都是粮食和农业原料。“为了实现商品账户上出超,即使在饥荒年粮食出口也必须维持在原有水平”。181899-1907年曾任印度总督的冠松勋爵也不得不承认“没有印度就没有大英帝国”19。

在殖民经济和封建经济的双重盘剥下,尽管印度经济的GDP在独立前的近百年间(1857-1947)有了较大的发展,20但印度的人均收入则在百年间增长率仅为0.5%,几乎停滞。21印度经济因发展而不发展:较快发展的结果则是为英国资本快速提供高额剩余价值,而非快速反哺印度社会的基础性劳动。这严重阻碍了印度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中断了印度民族资本自主形成过程。印度成了为英国资本家和印度封建主提供“营养”的奶牛。其结果是居于人口多数的劳动者并不能因其提供较多的劳动产品而得到合理即维持其生存与发展的“营养”持续反哺。印度社会基础因此持续萎缩。

近代中国与印度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命运。“19世纪之前,中国比欧洲或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从5世纪到14世纪,它较早发展起来的技术和以精英为基础的统治所创造的收入都要高于欧洲的水平”,“1820年,中国的GDP比西欧和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但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100年间,中国经济迅速衰落:“到1950年的人均GDP不到中国在1820年水平的四分之三”。22其间中国经济形成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畸型结构:外国在华资本控制了中国与近现代产业相联系的绝大部分投资。1936年,外国产业资本占中国产业资本的57.2%,其中在东北占84.6%。23他们垄断和控制了中国生铁产量的96.8%,煤产量的65.7%,发电量的77.1%,棉花产量的64%,卷烟产量的58%(1935),铁路里程的90.7%。24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并对中国经济资源进行直接的军事掠夺。到1938年日本占有中国土地的1/3,农业生产能力的40%,工业生产能力的92%。25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大大加强。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以与西方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主的官僚资本已控制全国银行的70%,产业资本的80%,并控制了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43%以上的轮船吨位。据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清产核资统计,全国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资产原值191.6亿元,其中大部分为没收和接管的原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资产;而1948年中国12.3万户民族工业资产净值仅20.08亿元。26国民党战败逃到台湾之前,通过扩大财政赤字进一步掠夺国民财产,1948年最后四个月,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78%。27中国经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盘剥下已失去了民族资本独立增值和民族市场良性发展的条件。而国际资本、国内官僚资本和封建地主对中国经济超度压榨又使中国的民族资本长期处于持续萎缩状态。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增长,成了中国印度两国悲剧性命运相同的方面。而社会革命,即反对殖民压迫和争取独立主权的民族革命及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便成了印度和中国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共同和惟一出路。

值得说明的是,尽管印度和中国经历了相同的历史命运,但比较而言,在两国获得民族革命成功之前,双方经济发展还有明显的差异。1820年印度和中国在世界GNP分布中分别占15.4%和32.7%,到1952年,印度为3.8%,仍低于中国的5.2%;1820年印度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分别为1110亿和2286亿国际元(1990年),1952年,分别为2266亿和 3057亿国际元(1990年)中国远高于印度。28但在GNP和人均GNP增长率及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中国则不及印度。1820年至1952年,印度和中国GNP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0.54和0.22;同期人均GNP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0.10和-0.08。291948年,在原煤、发电、钢材、生铁、水泥、硫酸等产量方面,印度均高于中国。30这些数据表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尽管在经济GNP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落后于中国,但在发展综合潜力方面,印度领先于中国。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后来印度又远远为中国甩在后面的原因,是有益的。

二、印度独立:低成本却先天不足的政治革命

革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印度独立革命并没有使其获得预期的经济成就。究其原因是印度以尼赫鲁为领导的国大党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尤其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利益使作为生产者多数的印度人民不能成为自己产品的直接市场,从而缩小了印度民族资本形成和民族市场形成的条件。因此,已取得胜利的革命并没有在印度造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充分条件。这是与中国1949年革命本质不同并由此造成两国未来发展不同速度的根本原因。但如果要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一原因产生的背景,则不能不从比较这两个国家的民族革命和以土地改革为主的民主革命所造成的不同“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31来考察。

与欧美国家相同而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的民族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因而是反映资本家和地主利益的革命,但与欧美国家不同而又与中国革命相同的,又是印度和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下落期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上升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波及世界的工业全球化浪潮的最初的政治动力。工业革命在大不列颠登陆并取得胜利后,就反转影响欧洲大陆并对欧洲的封建体制造成解构性冲击。这引发了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和40年代的欧洲大革命。这场革命唤醒了欧洲大陆、美洲大陆和日本等国,并使其在抵御近代资本全球化的冲击中完成本国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19世纪60至70年代德国俾斯麦完成国家统一、俄国完成农奴制改革、美国实现统一的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民族市场、日本明治维新完成从封建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与此同时,在中世纪农业全球化浪潮中雄居超级大国地位的印度、中国等,反滑入附庸于资本中心的外围地区:它们不仅没有跟上这场国家转型的浪潮——这大概是由于他们超稳定社会结构和超强的国际地位反使其不易随环境改变而变革,而且还在这个浪潮中不断受到来自英国及完成国家近代化转型的国家的打击。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英国实现了对印度的征服和对中国战争胜利。这使印度和中国被迫进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历史进程并由此在这两个国家出现了最初的无产阶级。这又反过来为印度和中国的未来不同的发展道路埋下了伏笔。

再从两国内部分析,20世纪初印度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农运动均有较大发展,世界出现了代表工农利益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印度的完全殖民地地位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使两国革命道路发生了分野:英国对印度的完全的和强有力的控制不仅使印度的工农运动没有形成独立的和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且还使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英国殖民统治和当地封建力量的双重压力下——变得更加软弱,以至“非暴力不合作”成了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最高形式。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反使中国成了国际资本链条中的“薄弱环节”32。20年代末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民主主义旗帜下分野的国民党背叛工农利益并迅速倒向西方国际资本,蜕变为代表买办势力的政治派别。国民党政府在国内通过牺牲工农利益、在国际通过向资本强国让渡国家利益方式,换取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33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国家发展道路截然相反,蒋介石时期的中国是亚洲地区较早选择拉美发展道路的主权国家,其结果是民族资本大规模衰落,34财政赤字持续飙升,35农民、工人和中小资产阶级大规模破产。36与后来印度的发展道路相比,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发展道路是拉美道路在东亚的较早版本,而印度尼赫鲁时期的经济则几乎是中国蒋介石时期的道路在南亚大陆的另存形式。

拉美道路的本质是用牺牲本国工农利益和向资本中心国家让渡民族利益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经济,其结果一般都是工农在日益严重的贫困中开展阶级斗争:斗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与该国拉美化的程度为正比。蒋介石时期国家经济拉美化的结果是从另一面为代表中国农工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统治作了政治准备。与印度相反,国际资本对中国松散间接和多元控制又使代表中国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成为可能。从印度后来的发展后果看,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不仅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大事变,它更是中国历史的大幸运。与印度相比,这种幸运更多地是由于中国较先品尝了拉美模式必然造成的国家不幸。正是这种不幸才使中国人更为坚定地选择了代表中国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37只有有了代表工农利益的政权,中国才能进行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并由此形成统一的国家经济和民族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1949年中国革命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发生于东亚的集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双重意义为一体的伟大历史事变。与美国两次革命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使美国百年内完成的社会革命在中国几十年内得到完成,其效益可以从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中国崛起并初步实现国家经济现代化转型与美国相比的时间差及与印度后来发展的相比的速度差上得到证明。

马克思和列宁曾对印度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抱有大希望。马克思在《波斯和中国》、《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后果》等文章中乐观地预言:

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38

列宁则在晚期口授的日记中也认为: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39

但历史发展的结果是,除了俄国、中国外,发生在印度的工农革命并未导致反映印度工农利益的党而是为英国有意扶持的更多地反映有产者利益的国大党成为执政党。造成这种历史差异的原因在于英国对印度形成的百年牢固和有效的殖民统治,这使印度在发轫于英国的全球性的资本链条中没有像俄国和中国那样成为其“薄弱环节”。在俄国和中国革命中,工农政党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并上升为执政党。在印度英国用血腥暴力肢解、镇压工农运动的同时却有意容忍无伤大雅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有意扶持反映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利益的国大党。其结果是二战结束后,反映印度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大党被英国推上主要执政党的地位。40 1947年8月14日印度独立,新政府共14名阁员,国大党占8名,非国大党占6名,共产党被排除在外。1951年底印度共和国成立后首届联邦人民院和立法院大选。大选后国大党在人民院和立法院中占总席位分别为74.4%和68.4%。41这时的印度国家政权成了地道的“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42

与中国高成本的政治革命结果正好相反的是,印度独立,这场低成本的政治革命注定要使国家未来发展付出高成本的代价。

三、土地改革:国家发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

自然资源天然供给量和贮存量的绝对有限性,决定生产劳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绝对手段。而人类生产劳动形成的绝对条件就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绝对结合。这种结合有自然结合与强力结合的方式。财产私有制度出现后,强力结合便是人类历史常见的方式。比如历史上的罗马人对地中海的征服、蒙古人对亚洲和欧洲部分地区的征服、克伦威尔对爱尔兰人的征服、欧洲人对印安第人的征服、英国人对印度人的征服等都是这强力结合的历史形式。一部分人通过垄断生产资料形成对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并由此形成对这部分人的政治统治,这就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在人类早期的绝对的自然结合变为相对的人为强力结合,并由此在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以及不同的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形成复杂的财富占有关系。43

但是,所有权并不是社会财富本身,而只是社会财富的占有形式。所有权并不创造价值,因此也不是财富的源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私人所有权却可以刺激劳动者个体的能动性及其私人积累财富的积极性,但如果构成社会劳动基础的生产者的劳动成果被不同的私有者“截流”数量过于巨大从而使劳动者得不到合理反哺时,社会劳动也就开始萎缩。萎缩的程度与财产占有者对生产者劳动成果的“截流”数量为正比。

研究国家发展及相应国力的关键不在于研究其GDP或GNP的指数表现,而在于研究其利润的归宿及其对社会劳动者反哺程度。马克思说:“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44劳动者也是消费者,他既是产品生产者,又是实现自己产品的基本消费群体。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不仅仅因为人民是国家生产的主体,同时他们更是国家消费的主体。只有社会产品反哺社会劳动者即人民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发展才是良性的和可持续的。当国家经济持续增长而这种增长成果却不能合理地反哺生产者,甚至不能维持生产者自身的生存延续,社会财富又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没有多少消费潜力的少数人手中,这时的国家发展就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接踵而至的就是社会危机。这时生产力就会提出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前面提到的印度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发生的。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资源,生产关系的最初版本就是人地关系。45因而也是古今形成生产关系,从而阶级关系的原生酵母,更是现代资本形成的原生酵母。大凡国家改造和社会改革,多以土地改革为起始。因此,与基因链的优劣决定生命发育的终极结果一样,国家土地改革的后果,也就命定了国家肌体发展,尤其是传统农业大国肌体的终极潜力。印度与中国民族革命成功后第一基础性的国家改造工程就是土地改革。其结果差异则奠定了两国发展速度及其潜力的差异。

如果将土地革命分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阶段的话,印度的土改不仅没有社会主义土改内容,也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彻底的民主改革的内容。独立之初印度国大党认识到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封建土地关系是独立前印度农业陷入慢性危机的主要原因。为此,根据1948年12月全国邦税务部长会议的决定和国大党土改委员会1949年的报告建议,各邦开始按照中央确定的废除柴明达尔中间人制度等原则,制定本邦土改法律。1953年中央政府建立了中央土改委员会,由计划委员会成员和内务部长、粮食部长组成,作为土改指导机构。土地改革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消除土地所有制结构中阻碍农业生产的因素;二是使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直接与劳动者结合,创造条件使农业经济实现高效高产。土改内容包括三方面,分两阶段实施。

一是废除柴明达尔等中间人制度。独立前印度存在三种土地租佃制度:柴明达尔租佃制、马哈瓦尔租佃制和莱特瓦尔租佃制。在柴明达尔等土地租佃制度下,代为殖民政府收税的柴明达尔等实际上成了在外地主,对租佃土地的耕种者进行残酷剥削。在殖民政府收取的农业税收和柴明达尔等从事收税的管理费外,柴明达尔等在外地主还随意提高租金,加强对佃农的剥削。印度政府通过废除这种中间人制度使耕种土地的农民直接与土地联系,并直接向政府交税。在独立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印度政府从地主手中买地共花去67亿卢比,约将577万公顷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46

二是改革租佃制度。“高额地租是印度土地结构的共同特征”。47英国统治时期土地租佃不仅在印度农业中十分普遍,而且除公开租佃外,印度农村中还盛行非正式或口头租佃。土地供给是确定的,而人口和贫困人口却与日俱增,佃农受到地主持续提高的地租剥削,而且租期极不稳定。手工业的衰落,进一步加重了对土地的依赖,从而加重了租金剥削。从1953年起各邦政府通过了系列有关“租佃改革”的法案,其主要内容是“公平租金”和“保障租佃关系”。独立后印度政府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实行了租佃制改革,具体措施包括固定租金、保障租佃,并授予部分佃农的永佃权等。根据各邦的具体情况,各邦政府规定的租金占农业收入的比例有所不同,大体保持在农业收入的1/3到1/6。同时,为了方便农民交租,还决定把过去长期实行的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为了保障土地租期,印度政府还规定,允许地主以自耕名义收回土地,但重新收回土地时必须为佃户保留维持生活所需最低面积的土地,且不能驱逐佃户。此外,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政府也要求佃农购买土地,使佃户直接与国家发生关系。这也是土改第一阶段的内容。

三是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制度,这是土改第二阶段的内容。国大党政府在1959年1月那格浦年会上通过了实行“土地限额”的决议,要求各邦政府在当年年底前制定出相应法案令。1961年底印度政府宣布各邦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的法律,规定超出限额以外的土地,由国家交给村评议会,并由村评议会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或农业合作社耕种。此举意在限制大地主对土地的垄断。1971年8月,印度中央土改委员会又确定调整最高限额。以五口之家为一个分配单位,规定最高限额为最好土地10英亩到最劣土地54英亩之间。1975年7月1日,印度政府宣布了二十点经济纲领,提出土地最高限额制,并要求加快对超额土地的分配和登记注册工作。1977年人民党上台,要求加快土改步伐,通过调查,改革土地法上的弊病和漏洞。规定每户农民最低土地持有限额为2.5英亩。

土地改革是印度民族革命成功后,实现民主革命的基础工程。就其深度、广度及革命的彻底性而言,印度土改的效果简直与中国判若泥云。究其原因还在于各自革命的领导权性质存在的本质差异。与中国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国民党注意到但无法解决农工问题的原因相似,尼赫鲁国大党也看到了彻底的土地革命对于印度的未来具有关键的意义。48但是,由于国大党本身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以及由大地主大资本家阶级占据的议会席位形成的对尼赫鲁政府的制约,这使国大党政府,即使有再好的政治设计,也无法实现。与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由于基础是建立在封建官僚买办的支持之上,即使早就认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也无法在中国大陆进行彻底有效的土地革命的道理一样,印度国大党推行土地改革30余年,最终不得不以“具有雷鸣般的热情”开始,而以“没精打采”的结局告终。49

尽管如此,印度的土地改革还是在相当程度上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从1951-1952年度到1978-1979年度,印度农业生产平均增长2.8%,是从1900-1901年度到1949-1950年度平均增长的3.5倍。5060年代以来,印度开展“绿色革命”运动,印度粮食播种面积从1950-1951年度的9730万公顷,到2000-2001年度的11980万公顷,增长了23.1%;到70年代粮食就基本上达到自给。51但是,在生产关系变革的方面,“除了废除了柴明达尔以外,就全国而论,其他各项实际上并未认真执行”。52而正是这方面的失败,不仅使印度的土改成果大打折扣,而且还由此铸定了印度在后来半个多世纪中落后于中国的历史命运。

独立初期,不到农村人口15%的地主、富农却占有85%的土地,其中不到人口2%的大地主,却占全部土地的70%;而占农村人口85%以上的贫苦农民仅占15%的土地。其中占农村25%的农户却无立锥之地。土改后,这种土地集中在极少数大地主手里的情况有所缓和。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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