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发展之路比较“印度象”全力追赶“中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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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年来研究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历程和相关政策的比较多,但欧美等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及现今所处的发展阶段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其发展道路及政策方针再好,也未必适合中国的土壤。而印度的发展历程无论在古代、近代还是现代,都同中国有很多的相似性。因此,比较研究像印度这样的同中国情况更相近的发展中大国的改革、发展的实践和理论,认真分析两国发展道路中的不同变化,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对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 中印两国改革前的相近背景 (一)历史背景 印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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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研究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历程和相关政策的比较多,但欧美等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及现今所处的发展阶段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其发展道路及政策方针再好,也未必适合中国的土壤。而印度的发展历程无论在古代、近代还是现代,都同中国有很多的相似性。因此,比较研究像印度这样的同中国情况更相近的发展中大国的改革、发展的实践和理论,认真分析两国发展道路中的不同变化,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对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 中印两国改革前的相近背景


(一)历史背景


印度地处南亚,是中国的邻国,同中国有不少相似之处,在历史上都曾有过强盛辉煌的时期。1820年时,中印两国国民生产总值相加占全世界的一半;近代,两国都属于封闭落后的封建国家,都有过一段较长的受帝国主义殖民或半殖民统治的时期;两国的建国时间又相近,新中国是1949年建立的,而印度是1947年摆脱英殖民统治、1950年建国的;如今,两国又都是多民族的、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目前世界上仅有中印两国的人口超过了10亿。


(二)建国后两国面临的情况、任务和所走的发展道路也有相似之处


建国后,两国都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主要任务都是维护新政权的独立和稳定,恢复被殖民统治所破坏的经济,努力把国家建设成现代化工业强国。由于两国独立之后,西方国家已经历了两次工业化浪潮,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处于控制地位,时代的变化使两国不可能像当年西方国家那样,仅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推进现代化进程,而是必须运用政府的手段,尽快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以免再听任发达国家的摆布。


建国后,中国选择了依照前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印度虽然没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但其发展道路明显是类社会主义的。目睹西方世界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尼赫鲁强调不发达国家不能照搬欧美国家的模式,他同时看到前苏联搞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斐然,因此选择了一条兼两者所长的中间道路,即实行公私经济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及计划控制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管理机制。印度是除社会主义国家外经济计划性最强、对私营经济限制最多的国家。


应该说,建国初两国选择的类似的发展模式,还是符合两国当时的国情及国际环境的。高度的计划性便于集中全国人、财、物力,在极端困难的时候整合国家力量争取尽快的发展。实践中也颇见成效,两国都在旧社会的烂摊子上建起了初步的工业化国家。


(三)改革前两国面临的相似困境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种封闭型、计划性强的发展道路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弊端。中国在1978年底改革前的状态是“商业流通堵塞,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民的物质生活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1-1]印度也由于过分强调自力更生与社会公平,把经济效益抛在了一边,使得国民经济增长率在80年代前的30年中一直在3.5%左右徘徊,因此3.5%被人们戏称为“印度斯坦发展率”。高贫困、高失业、高补贴、高债务使印度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所以说,印度在经济改革前所面临的困境,绝对不亚于改革前的中国。


总的来说,这时两国国内的发展都受到了严重困扰,面临相似的问题,加之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拉美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都在20世纪70年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横向比较两国发展都较缓慢,强烈的反差促使两国政府感到压力,先后走上了改革之路。


二 改革道路的差异导致两国的不同发展变化


(一)20世纪90年代以前两国改革之路的比较


1980年,当英·甘地第二次执政时(第一次是1966年),面临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电力、煤炭、钢铁严重短缺,运输紧张,干旱严重。1979—1980年度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4.8%;粮食减产17.1%;工业生产下降了1.4%;通货膨胀率达22%,贸易逆差逾65亿美元”[2-1]。面对巨大压力,英·甘地果断地调整了经济政策。


首先,从片面发展重工业转向工农业并重,继续推广“绿色革命”,重点扶持自然条件较好的几个地区,不再坚持尼赫鲁设想的不现实的农村共同富裕的原则。打破这个禁忌,在指导思想上允许有条件的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是十分重要的,这给解决最为急迫的粮食问题、发展农业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英·甘地第二次执政的一项重要的成就,就是“粮食产量在1983—1984年度达到了1.524亿吨的高峰”[2-2]。其次,从强化国家垄断资本转向鼓励私人垄断资本,扩大了私营经济在计划投资中的比重。


1985年,拉·甘地执政后迈出了更大的步伐,核心是对内放松控制,对外扩大开放。重点措施有:扩大企业自主权,减少国家干预;放宽进出口限制;工业发展重点由重工业转向轻工业、支农工业、创汇工业及新兴产业,等等。这个时期的改革使印度GDP增长率提高到年均5%以上,但仍未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和统一部署。总体上看,80年代印度改革步伐较小,成效不显著,基本上没有改变尼赫鲁的发展模式和政策框架。


而中国的改革相对来说力度就大得多。从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先从农村起步,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建国以来一直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问题: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对外开放也迈出了较大步伐,建起了经济特区。1982年中共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全面发展。1985年起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到1990年底,‘七五’计划胜利实现,‘七五’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8%。1990年同1978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74倍(1980年至1990年间,平均每年增长9%,是80年代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的3倍)”[1-2]。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二)20世纪90年代以后两国改革发展的不同变化


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的结束使印度丧失了在苏美争霸间左右逢源的有利国际地位,并失去了前苏联的大量经济援助;加之海湾战争引起石油价格飞涨,更使印度经济雪上加霜;这期间恰逢国内政坛动荡,1989年拉吉夫·甘地下台后政权三度易手(辛格、谢卡尔、拉奥),政治的不稳定使原本就紧急的经济问题久拖不决,无疑又加重了危机。“1990—1991年度,印度外贸赤字达60亿美元,1990年底外债已达700亿美元,1991年外汇储备最少时才10亿美元,仅够支付一周多的进口费用,近两年的偿债率已高达35%—38%,大大超过了20%的‘安全线’和30%的‘生存极限’”[3]。


1991年6月,拉奥政府上台后的改革是印度历史上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改革的总方向是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私有化,核心是减少或取消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按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点是对外经济领域,大幅度削减关税,取消出口补贴,取消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及除消费以外的所有进口品的配额限制,放宽外汇管制,简化审批手续,鼓励外国投资,也允许印度企业到国外融资、投资。总之,彻底抛弃了尼赫鲁家族的经济发展战略,从此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


1996年5月,拉奥政府下台后,政府又五度更迭,直至1999年10月,瓦杰帕伊联合政府最终站稳脚跟。由于政局不稳,政策也缺乏长期性、连贯性,影响了国内经济发展和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但改革的大趋势仍未改变。1999年政局稳定以后,瓦杰帕伊政府在巩固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改革进程,经济基本健康发展,加之信息技术产业近年来的异军突起,又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印度经济的增长。


中国的改革自1992年起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共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中国的改革沿着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引的方向持续稳定地向前推进。当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中共十六大的召开使中国的改革发展再上一个台阶。


纵观20多年来的改革之路,印度是前10年修修补补,后10年停停走走,有意突破旧体制,但因政局不稳等因素,政策时常呈现短期性,影响了改革的系统性、全局性和连贯性,整体的成效远不如中国。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有实质性的意义,所以严格地说比印度早了10多年,而且呈现出明显的由农村到城市,从特区到东部沿海沿江再到西部,从经济体制改革到******等逐步向纵深推进,由点到面渐进推广开来的整体趋势,整个改革发展进程具有长期统一性、整体连贯性。事实也充分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比印度大得多。建国初,印度的工业基础比中国厚实,大多数经济部门领先于中国,如钢产量是中国的2.5倍,生铁是1.7倍,原油是2倍等等。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把印度远远抛在后面了,无论是经济增长率还是绝对额,印度均低于中国。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印度在庆祝建国50周年时,仍有3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中国是世界上贫困人口下降速度最快的国家,从1978年的2.5亿迅速下降至2000年的2 600万。正如印度国防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所说,中国在任何方面——从体育到贸易到总体优势——都使印度黯然失色。


三 改革发展过程中两国不同变化的启示


(一)必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发展之路


发展中国家如何改革发展、完成转型、实现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突出难题。在错过了两次工业化浪潮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抓住第三次工业化浪潮的历史机遇迎头赶上,但其改革发展无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那一套模式和标准。因为发展中各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与发达国家不尽相同,而且所处的国际环境、整个世界的发展阶段也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还把西方的东西奉为圭臬,那只能走上依附西方国家的不健康发展之路。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改革发展之路,尤其是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


从中印两国的发展历程也可看出,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但两国都没有照搬任何现成的模式,实际上也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而必须立足本国的历史和现实,不断总结经验,开拓进取,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现代化道路,制定相关的政策,而这些政策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必须是务实的、有活力的、由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决定的。一国改革走什么样的道路,改革进程的速度和范围,只能由本国决定,而且改革发展必须伴随广大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否则必然陷入误区。实践证明,一个经济政策再好,也是有它的适用时限的,一段时期内它可能会促进经济发展,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它可能不再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甚至反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这时就需要改革。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很多历史遗留的复杂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索。中国的改革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实践和理论也可以为中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尤其是,印度也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传统大国,同我国有很多共同点,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会遇到很多共同的问题,关注印度改革进程,比较总结经验教训,必定对我国的改革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大有裨益。


(二)主动适应全球化的新形势,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潮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甚至包括思维方式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客观上对中、印两国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主动出击,参与国际竞争,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潮。


建国初两国都强调自力更生、经济自主性,因而走的都是封闭性、计划性很强的内向型经济发展道路。长期闭关自守造成效率低下、竞争力不足等种种弊端,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要么继续做井底之蛙,要么跳出来争一片自由天地,两国都选择了后者。在理论认识上,两国都意识到国家建设已经从受外部封锁的状态变为全面改革开放的状态,自力更生不等于自给自足,而是使本国经济更具竞争力。


在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方面,印度一直比中国更有优势。因为印度既是1947年关贸总协定的发起国之一,又是世贸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加上印度在政治上一直实行的是西方议会民主制,因而赢得了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印度利用这些优势在国际贸易中始终享受着经济援助和特殊优待,例如长期以来印度一直以“维护外汇收支平衡”为由对一大批进口商品实行数量限制。但是,优越的条件并未被印度充分运用,借机发展为经济强国,这也给我们以足够的警示。这就是,加入WTO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也不意味着一定能迅速发展壮大。印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从1974年起,印度执行《外汇管制法》,对外国投资的审批、股权限制、管理等都做了严格规定,并推行所谓“印度化”运动,迫使一大批外国公司如美国的可口可乐、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撤离印度。所以好的机遇还要善于把握才行。


如今,拥有众多人口和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印两国已成为西方推行经济贸易全球化的重要目标,世贸组织要求逐步削减关税和消除进口商品数量限制。“印美两国于1998年12月28日达成协议:印度应在2001年4月1日前取消所有进口数量限制。这意味着印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要取消对1 429种商品的进口限制”[4]。这给印度朝野上下敲响了“狼来了”的警钟。因此,中印两国现在面临的压力都很大、也很相似。印度在2002年3月31日公布了2002—2007年进出口政策,决定取消所有出口限额,进一步简化进出口手续,增加优惠;另一方面,制定了通过政府采购扶持国有工业企业的政策,利用世贸组织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加强对本国特产和品牌,如巴斯马提克稻米、大吉岭茶叶等的保护,还注意加强反倾销措施以保护国内企业。统计表明,印度目前从对倾销案件开始调查到裁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通常只用7个月时间,甚至比欧盟国家效率更高。总之,印度这个国际多边贸易体系中的“老资格”国家,它在应对WTO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借鉴。


(三)必须加强国家的整合功能


对于像中印这样的多民族、多宗教、地区差异显著的人口大国来说,只有充分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加强国家的整合功能,才能化解矛盾冲突,增强国家内部的聚合力,保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最有利的条件和环境。国家整合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是指通过调整中央和地方、各民族、各宗教团体、各阶层、各党派、各地区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使之相互协调形成妥协,共同朝着利于国家全局的方向前进。中国和印度都是有着相当复杂国情的发展中大国,加强国家整合异常艰巨但又至关重要,否则各种力量都按着各自的利益需求去努力,势必相互牵扯,影响和阻碍国家的整体发展。


印度改革发展中的挫折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从宗教上来看,印度教徒人数占总人口的99.36%,是宗教信仰最普遍的国家,其中印度教是第一大宗教,占总人口的83%;其次是***教,占11%;第三是锡克教,只占2%左右,但其影响却不小。印度的教派冲突不断,损失无法估量,就连英·甘地也是惨死在宗教狂热分子枪下的。特别是印度教把维护种姓制度看作其主要教义。种姓观念作为一种强大的传统习惯相当顽固,它把人分割成一个个封闭的小群体,实行内婚制,职业世袭,严禁相互交往,这显然不利于社会分化、自由竞争和职业流动。不同民族、宗教、种姓之间相互排斥,无法达成共识,形成合力,造成严重内耗,不利于国家整合,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政治上,印度实行的是成人普选权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制,现在全国共有600多个政党。各政党遇事取舍往往不以国家利益为重,而把党派私利摆在首位,各派势力相互掣肘,难以达成共识,严重影响政策的及时制定和贯彻执行,制约了其改革发展的速度。加之政权更迭频繁,为争夺执政权各党派政策都呈短期性、应急性,是妥协和调和的产物,更不要说加强国家的整合了。

而中国多年来一直坚持共产党一党执政,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保证了政局的稳定和改革政策的连续性,使得全国上下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国家整合功能日渐增强,同时也吸引了广大海外华侨来华投资。印度一直在抱怨印侨对印的投资热情远不如华侨,在中国经历了1989年的发展低潮后,“1992年,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113亿美元)中有80%来自海外华人”[5],华资的回流也证明了国家实力及整合功能的增强。


当然,议会民主制也并非一无是处,从印度发展实际中可以看出,它也有利于充分权衡各方意见,包容、吸纳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化中不断形成的新兴阶层。比如在1967—1980年,印度就通过政治权利的再分配,将新兴富农补充进统治集团和国大党中。在这方面,中国虽然是一党执政,但也不乏方法,除坚持相互监督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外,还注重不断增强执政党的阶级基础,扩大执政党的群众基础,面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兴阶层,主动把工作渗透到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和社会组织中去,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入党,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全部排斥在外,只有让经济领域里的新生力量有政治诉求的表达方式,才不至于使其逐步成为与执政党不一致的甚至是对抗的力量,这也是加强国家整合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的来看,中印两国50多年来保持了统一和发展,应该说国家整合还是取得了成功的。从中印两国在当前这样社会多样性、利益多元性的发展阶段来看,强有力的执政党,稳定的、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显然更有利于国家的整合。


(四)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明智的选择


国力强盛并非以单一的经济增长为标准,如不关注人口、环境、资源、教育和科技等问题,只单纯追求眼前的增长速度,那不仅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不足,而且巨大的代价也会导致最终得不偿失。这一点中印两国都不乏经验教训。


印度在“独立4年后的1951年,人口仅为3.61亿”[6],现已突破10亿,且仍以2%左右的年增长率递增,一年就新增人口约2 000万,比澳大利亚全国人口总和还多,就业机会的增长赶不上劳力的增加,GDP增长的很大一部分都被人口的快速增长所抵销。事实上,早在1949年,印度就成立了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1952年,印度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官方人口政策。1976年,英·甘地又制定了专门的人口政策,她正是因重视解决人口问题而获得了联合国人口奖。但其强制绝育、限期完成指标等措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成为英·甘地政府倒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继英·甘地之后,没有哪届政府敢于认真推行计划生育,人口膨胀又加剧了环境恶化,难以可持续发展。这不能不是印度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教训。


当今时代,发展中大国要赶超发达国家,必须制订以知识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加强教育和科技的竞争力。在这方面印度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和引以为戒的教训。近年来印度信息技术产业异军突起,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1991年开始,印度软件业每年以50%的速度成长,是世界上软件业增长最快的国家(世界软件业增长率是20%)。“现在在全球软件开发市场中,印度占据了16.7%的份额。在信息产业最为发达的美国,印度占据其软件销售市场份额高达60%以上。难怪比尔·盖茨惊呼:未来的软件超级大国不是美国,不是日本,也不是欧洲国家,而是印度”[7]。中国在这一领域里同印度的差距很大,仅从一个数据对比就可看出,“在2000—2001年度内,印度软件出口总额为62亿美元,中国软件出口额在1999年仅为1.3亿美元,目前尚未达到10亿美元”[8]。而就在十几年前,两国在此领域还难分伯仲,为什么一个连地铁和高速公路都没有的国家竟迅速建起了发达的信息高速公路,在尖端技术领域超过了中国呢?我们急切需要研究印度的经验。


首先,我们发现,几乎任何产业的兴衰都与政策的引导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1998年,瓦杰帕伊明确提出要把印度建成一个名符其实的信息技术超级大国,在税收、贷款、投资等方面全方位采取措施,为信息技术产业提供政策支持。这些优惠政策的刺激吸引了全球著名的信息业巨子纷纷在印度开厂。对于中国来说应该参照印度的成功做法,在产业政策上下功夫,尽快拿出一套包括税收、资金、人才培养及引进、知识产权保护、软件出口及基地建设等各个方面的科学的产业政策来扶持中国的信息产业。只有依托政策这块基石,以软件为核心的信息产业才能真正在中国大地上挺立起来。


其次,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也得益于其高等教育的发达。建国后,尼赫鲁按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样子陆续建起6个印度理工学院(IIT)。而且“印度多数重要的国立工程、医学及管理学科的院校,学费都不贵,一年的学费一般不超过500美元”[9],这使得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没有什么经济背景的年轻人,也可以享受到优质的高等教育。中国要想培养出大批高级人才,必须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高校扩招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还应适当降低学费,让更多的有志青年得以成才,有机会报效祖国。印度近年来信息技术行业发展的强劲势头及诱人的市场前景,使得在美国硅谷等地创业的计算机人才开始向印度国内回流,这是对其高等教育的最好回报。


与印度发达的高等教育并存的是其基础教育的薄弱和失败。约4亿文盲的事实使印度腾飞的翅膀十分沉重,把科技实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需要全体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凭借金字塔顶端的少数精英的力量不足以带动全国人民前进,凭借以高科技为主的新经济也不足以带动国家的全面现代化。基础教育发达才能为国家长足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10]。总之,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短期成效无疑是作茧自缚,只有兼顾好人口、环境、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是明智之举。


早在独立之初,尼赫鲁就说过,印度要么就做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目前,这头“印度象”正全力追赶“中国龙”。比较中印两国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尤其是近20多年来如何结合国情探索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并适应形势变化不断调整的策略与过程,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两国的相似性和竞争性决定了有更多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中国要通过改革完成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还任重道远,不经一番艰辛努力难以达到目标。但是,没有蚕变蛹、蛹蜕壳的艰难,哪会有蝶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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