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将军揭密:华国锋为何要改毛主席的嘱咐

耿飚将军 湖南醴陵人,1928年入党,参加过长征。主要任历:战争时期:红1军团第2师参谋长、第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八路军385旅副旅长兼副政委兼参谋长、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调外交部工作,1978年任中央军委秘书长,1981年3月兼任国防部部长。


年近九旬的耿飚是闻名中外的将军外交家。在他的《耿飚回忆录》一书中,作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参与者,首次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秘闻──


华国锋突然打电话来,说是主席遗嘱有三个字错误


1976年国庆节过后,十月二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还有外交部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我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华国锋说:“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研究的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两位走后,我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着。”


回家后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开始了


回家后,我特别注意阅读这几天的报纸,看看形势和动向。四日,我见《光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登载着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读着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仿造的“尚方宝剑”,一场大决战就要来临。


过了一天,华国锋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并派车把我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他亲自给我倒了杯茶,然后我们就接着十月二日的话题谈了起来。


我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


华国锋问:“你有何依据?”


我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十月八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九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六日晚上八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那天岗哨比平时多了,我被派遣控制广播电台


一进中南海西门,我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有一种紧张的后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


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


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郑重嘱咐我:“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须有你的手令。”


他说:“好!”当即提笔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


“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我说,“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对我说:“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我们到达的时候时间已经入夜我带著十名战士直奔“主题”


我、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师长王甫三个人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


我们从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


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他看完华国锋手令,好久不说话。


我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


他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


我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就说有事要商量。”


邓岗召集来的广播局核心小组成员有11位,在这个会议上,我把华国锋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接着,我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


据邱巍高同志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作了四项布置:


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十月六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


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个别人思想上比较紧张,但表面上也很正常。


我们奉命夺回在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


后来有的文章说:耿飚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其实这是误传。


十四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随后撤离了中央广播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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