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干部“婚变报告”值得大惊小怪吗?

姜文兆 收藏 4 2602
导读: 湖南长沙制定并下发的《关于加强对县(处)级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中,要求相关职务的干部及时报告自己的婚姻变化情况,以及自己与配偶、子女的财产和出国情况(2008年11月15日《北京青年报》)。北京市在去年1月通过的《关于党员干部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南京市委去年4月正式出台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实施办法》,均将婚姻变化情况作为相应级别党员领导干部向组织报告的内容之一。其实南京市早在2005年的“廉政工作意见”里就已经有了“干部婚姻情况发生变化要及时向组织报





湖南长沙制定并下发的《关于加强对县(处)级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中,要求相关职务的干部及时报告自己的婚姻变化情况,以及自己与配偶、子女的财产和出国情况(2008年11月15日《北京青年报》)。北京市在去年1月通过的《关于党员干部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南京市委去年4月正式出台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实施办法》,均将婚姻变化情况作为相应级别党员领导干部向组织报告的内容之一。其实南京市早在2005年的“廉政工作意见”里就已经有了“干部婚姻情况发生变化要及时向组织报告”的要求。

北京、南京、长沙等地制定的干部“婚变报告”制度是无可非议和不容置疑的。它具有提醒告诫、预先防范、监督制约、促进自律等正面作用,有利于强化干部的婚姻家庭美德和高尚情操,有利于领导干部保持良好的个人道德操守和健康情趣。然而有人却对之大肆指责和诟病。尤其匪夷所思的是,有的媒体竟然发表《报告组织,我养小蜜了》、《报告领导,我要离婚!》等轻薄浮浅文章,对这一十分必要的监督干部的制度极尽戏噱耍弄之能事,通过对其的讥讽、亵渎来哗众取宠。那种以“婚变报告无法杜绝包二奶”为由而反对之的论调极其肤浅。法律也同样不能禁绝所有犯罪,能因此就将法律全部废除吗?

作为干部、特别是位高权重的各级领导干部,其家庭婚姻已不仅仅是私事。如何正确地对待和处理,既折射着个人的婚姻道德观高下,也直接地反映着廉洁状况和思想境界如何。迄今为止,无数事实已作出雄辩的诠释。在受到惩处的贪官污吏中,有婚外滥情者高达90%以上,几乎是“无贪官不二奶”。其中严重的可以有十几个、几十个,甚至百余个情人的骇人听闻程度。从1998-2008年10年间落马的41名省部级高官中36名拥有情妇,占总数的87.8%(齐鲁周刊)。无可质疑的是个人婚姻道德败坏同贪污受贿等,已成为腐败干部普遍的“共生”现象。面对着这样一种干部婚姻道德状况的峻厉状态,要求他们在出现“婚变”后向组织报告一下难道过分吗?不应该吗?

这个规定也许无法完全地约束那些道德败坏、作风腐化者,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它的积极和正面作用。对于那些企图放纵地、高频次地搞合法“婚变”者,还是有所制约的。因此该规定的有和无大不一样,至少它的存在如同一面高悬的镜子和一把利剑,时时在映照和警告着生活作风腐化堕落的干部。有着一定的“威慑”作用。即便是那类视规定为无物而一意孤行者,也会在搞婚外情的时候感到心里有鬼而心虚和有所忌惮。并且担心被揭发受惩罚。若没有这个规定,这些热衷于婚外情的人虽然也知道自己的行为不道德,但由于没有相应的规定而稍感“坦然和安慰”,也就不会有“心病”了。这样他们将愈发地肆无忌惮疯狂淫乱。

能够身为干部者,没有一个不知道搞婚外情是错误的行为。即使芸芸众生普通百姓们也能分得清其个中的是非黑白,更何况领导干部们呢?因此作为文明人类一分子,对于在性上面的放纵浪荡,即使在个人道德的层面上也是要受到谴责的。有人一直在鼓吹一种貌似有理、实则极其荒谬的诡辩,即道德上的事与法律无关、法律也管不了道德上的事。反对报告“婚变”者中大多持此论。道德上的事真的一概与法律无关,抑或法律管不了道德上的事吗?事实绝非如此!而今有相当数量的刑事案件是由婚外情纠葛和矛盾所引发。据有关资料披露,由于包二奶、养小蜜、搞情妇等婚外情酿成的凶杀报复案件已占发案率30%以上,并有明显的与日俱增倾向。这就是道德与法律“无关”?充当第三者破坏他人家庭还杀人放火,法律也“管不着”?如此荒唐论调竟被某些人当做反对“婚变报告”的振振之词,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不难想象,任何一个包了二奶养了小蜜的贪官都不会将之报告给组织。一则这是他们见不得人的丑事烂事。二则这根本就不属于“婚变”的范畴,而是在合法婚姻之外“乱搞”。也就是说他们的合法婚姻并未变化,自然也就无所谓“婚变报告”了。既然如此,为何用那种自以为惊世骇俗,“奇、特、绝、猛”的《报告组织,我养小蜜了》之类题目大做文章?依据根本不成立观点所演绎的文字,当然也是不能成立的。这种题目的荒唐还在于逻辑混乱和强加于人。若模仿下来,许多的法律规章均可以恣意反对与否定。譬如面对着不准卖官、不准受贿、不准嫖娼等等规定时,有人同样可以贪官污吏们做不到“报告组织,我卖官了”、“报告组织,我受贿了”、“报告组织,我嫖娼了”之类,来反对相关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发明《报告组织,我养小蜜了》这类题目者自以为“冰雪聪明”,实际上却最是愚昧和蠢不可及了。

在同贪污腐化分子进行的长期斗争中,注重提高各级公务人员的个人道德和修养程度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有事半功倍之效。实践表明,对于道德意识强烈者而言,在没有规定或规定很少的情况下,他亦能根据自身的道德标准和社会良性价值观来判断是非择优弃劣,进而达致自我约束。反之,在没有道德或道德感淡漠者看来,法律对其的制约作用就很弱。大多数只能是在他触犯法律之后,才能依据相关规定制度予以强制性制裁。寄希望于无德者能够自律,只能是奢望而已。所以,那种把道德建设同反腐斗争截然割裂和对立起来的认识贻害无穷。

一个人如果已经毫无道德观念,再多的规定和法律对他也是“一纸空文”,没有约束力的。不知为什么,有人总把“道德”二字视为洪水猛兽而大加贬斥。究竟是自己“缺德”,还是要为自身大行“不道德”之事创造方便?平心而论,北京等地的这个规定还是很“温柔”的。因为只要腐化的干部不发生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变化,只是包二奶、养小蜜、搞情妇等婚外滥情,他还真的无须“报告”,因为他并没有正式地离婚再结婚。可见这一规定的确相当局限和温情的。若要遏止和扭转干部中日见炽烈的大搞婚外情淫风,就需要制定直接针对婚外“乱搞”的规章制度来加以制约。

提升道德基础上的自律和来自外在监督的他律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北京、南京、长沙对干部的“婚变”报告要求是正面举措,有之强于无之。无须对之大惊小怪!特别是其具备的“边际效应”,在监督干部婚外滥情方面具有一定作用。作为一种尝试,存在着有待改进之处也是可以理解的,大可不必肆意诟病和横加非议。欲求反腐斗争的成效卓著,必须强化官员个人的道德水平提升。那种忽视道德力量形成的自律作用,看不到人之内因的决定作用,就陷入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泥淖。道德是实践法治的基础和前提。一个社会倘若普遍地个人道德不振,公德低下,法律将管不胜管,难以负荷。对于缺德者而言,再多再全的法律都不能使他自我约束,只能是给予违法之后的制裁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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