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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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简介   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有些中国历史学家们将“康乾盛世”称为辉煌,是因为他们觉得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他们认为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趋势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历史特征。 清朝初年,由于经过数十年的战争,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 。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集权统治,缓和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开始实行一些恢

(一)简介

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有些中国历史学家们将“康乾盛世”称为辉煌,是因为他们觉得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他们认为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趋势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历史特征。 清朝初年,由于经过数十年的战争,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 。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集权统治,缓和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开始实行一些恢复经济的措施 。

人民多遭惨杀,

田土尽成丘墟。

官虽设而无民可治,

地已荒而无力可耕 。

如果把“康乾盛世”和三代以降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逊前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

首先,为了限制明末以来土地兼并的发展,恢复农业生产,清政府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康熙曾下令把一部分明代各地藩王所占田地归还农民垦种,奖励垦荒屯田,并实行开垦荒地之初,免其杂项差役,三年免科,或通计十年, 方行起科“等办法,还颁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令,重视兴修水利。

其次,康熙时代统一台湾,平定三藩之乱,抗击沙俄侵略,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使疆域空前扩大。

第三,雍正时代广泛实行“摊丁人亩”税制,使经济、人口迅速发展。

第四,乾隆时代继续改进和完善各项制度,使人丁繁 多,国家富庶起来。经康乾百余年的发展,人口已超过3 亿.是明朝最多人口统计数的5倍,比清初人口最少时增长 了20余倍。

(二)康乾盛世的手工业

明末清初,因长期战乱,手工业生产也遭到严重破坏。大约经过五六十年的光景,到康熙中期以后,手工业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丝织业在清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虽然清朝统治者在江宁、苏、杭设有织造衙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江南丝织业的正常发展,但清代民间丝织业还是发展很快。如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达到三万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进,“织缎之机,名目百余”,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即使在偏远的贵州,丝织业也得到很大发展。道光时,贵州遵义绸“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招致了秦、晋、闽、粤各省客商竞来购买贩运。

清代的棉织业在江南一些地区也日益发达。棉纺织工具有显著改进。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织布机也有一些改进和革新。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贾多以此起家”。苏州的“益美字号”,因大家誉其“布美,用者竞市”,“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结果“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苏布“名称四方”,可见信誉之广。无锡也盛产棉布,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有“布码头”之称。

清代,江西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业的最大中心。到乾、嘉时,不说官窑,单“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除景德镇外其他各地的制瓷业也都发展起来。据统计,乾隆时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共有四十余处,遍布各地。如直隶武清、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地的窑场,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精美异常。

制糖业在台湾、福建、广东、四川等地都很发达。康熙至乾、嘉之际,台湾的种蔗制糖极盛,每岁产蔗糖“六十余万篓”,“篓一百七八十斤”,内销京津及江浙各省,外运南及吕宋,东至日本等国。广东的蔗糖也贩运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苏等省的甘蔗种植和制糖行业,也日益发展起来。

矿冶业在清代也有进一步发展。云南的铜矿,贵州的铅矿,广东、山西、河南、山东的铁矿,开采的规模都比较大。如云南的铜矿,至乾、嘉极盛时,全省开办的铜厂有三百多处。其中有官督商办的大厂,也有私营的小厂。“从前大厂(砂丁)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余人,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皆各省穷民来厂谋食”。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庆十六年)间,云南铜矿的最高年产量达到1467万余斤。乾隆时,贵州铅矿年产黑铅也达到1400多万斤。广东的铁冶规模也很大。广东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也很发达。那里有铸锅业、炒铁业、制铁线业、制钉业和制针业等行业,而尤以铸锅业最为有名。所铸铁锅不仅行销国内各地,而且也大量输出国外。

商业的繁荣清代前期,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四方流通联系更加密切。如河南、东北的棉花供销各地,而棉花却又仰给于外省。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行销全国,当时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说法,其他如苏州的丝、棉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广东、台湾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销各地。特别是江南丝织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广大的国内外市场。例如南京所产的绸缎,几乎行销遍全国。当时中国的手工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手工业产值的30%。

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满清皇帝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

但是所谓的康乾盛世是个什么情况呢:

1.古人的记载: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是这样概括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

(根据日本学者研究,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从此以后在人口压力下,中国的人均GDP开始一路下滑)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

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 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 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 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2.西人的回忆

明末西方传教士还在赞扬中国物产极为丰富,物质生产能力远胜欧洲,声称"大明人"是"衣饰华美,风度翩翩".而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乾隆时期的出使日记中却说: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节。〕在马戛尔尼眼中的康乾盛世是这样的..."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3.一些有良知的历史学家的记载

山西产好铁,满清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不到市价的1/6,近于掠夺!潞安府是当时北方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潞绸精美,被满清列为贡品,每年派造的数量,大大超过机户的承受力。明朝盛时,潞安府有机织 1.3万多张,明朝派造3000匹。经过明末]战乱,[清代仅剩织机300张,居然还是派造3000匹,致使“机户支价赔累,荡产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满清朝廷并不因此放弃派造,直到机户完全逃光,潞绸在历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其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当时松江的面积是苏州的十分之三,而赋税额却是苏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赋税额为全国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纺织业到清代开始退步,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计,少亦以万计”,而到了清朝,“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九十三处了。

第一个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的人大概是鲁迅,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康乾盛世的工业总产量其实不及明末万历年间。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而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手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康乾盛世”都远逊明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

(三)“康乾盛世”的农业

清朝前期的100多年里,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耕地先表现在荒地的大量开垦、耕地面积的扩大。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就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统计数字,达到851万顷;到1725年(雍正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多亿公斤。

清朝时候,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卖。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其,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芦苇一样。

清朝时期,人口的大量增加主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 从明代就自美洲经南洋输入。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法。讲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是最早系统介绍番薯种植法的著作。此后清人陈世元撰《金薯传习录》,记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齐民四术》中记述了翻蔓技术,番薯种植技术逐渐完善。 但是番薯等高产作物也有其弱点:营养低且单一、味道差,可深加工的价值少。作为一时的救急尚可,长期为主食必然导致人的营养不良,“面如菜色”,身体素质大幅下降,也必然影响人的正常智力发育。经过清初到中叶100多年的兴旺蓬勃,“番薯盛世”也就终于走到了尽头。

(四)“康乾盛世”的疆域

国家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然而与唐、元几代不同,在清代,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准格尔葛尔丹一统漠西,即在中亚一带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康熙有过不彻底的短暂的大一统,但不久即被分裂,继之而起的雍正,又对新疆出现的分裂苗头不加重视。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一统新疆为标志,才恢复了前几代的疆域,所谓的“康乾盛世”从此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即所谓“鼎盛”、“全盛”时期。学者王鸣盛在《平定准噶尔赋》赞扬清廷:“天祚神圣,六合雍和;中外?福,寰宇一家。文轨齐于要荒,声教讫于幽遐”,即是对这种表面繁荣景象的歌颂。然而为了这所谓的“鼎盛”,康雍乾三代却付出了较高的代价,甚至弄到康熙驾崩时整个国库只剩下800万两白银的尴尬境地。这就是康熙时代庞大而又低效的军队和频繁的愚蠢的战争带来的后果.而号称“十全武功”的乾隆,其后期更是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

(五)“康乾盛世”的人口

康乾时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在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时期番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和社会稳定,养活了大量的人口,创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奇迹:然而事实上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在盛世时期,中国人口从1亿增至3.6亿)。使得中国后来的工业化时期人口失去了增长的空间,从而严重制约了工业化进程。

(六)“康乾盛世”的文化

清初的文人学者,不满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较普遍地存在反对清廷的民族思想,有些人还有进步的民主思想。这时期的诗文作家,即以抱有这种思想的明遗民为主体。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是这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显示了崭新的面貌;他们诗歌的风骨亦高。重要的遗民诗人,还有归庄、杜□、吴嘉纪、阎尔梅、钱澄之、屈大均、陈恭尹等。遗民诗的重要主题,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阎尔梅、钱澄之、吴嘉纪又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在风格上,也各有特色。

康熙后期,统治巩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长的,其身世与明遗民不同。这时期的诗歌,就不再以表现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为主,而是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内容以抒情吊古和模写山水为主。著名诗人有施闰章、宋琬、王士□、朱□尊、查慎行、赵执信等。王士□为神韵派领袖。查慎行诗刻划精工,成就较大。赵执信则比较注重反映现实。长篇小说在本时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这就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两部巨著的出现。《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试制度的摧残人才,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它虽采用夸张的手法,却体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的深刻的现实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朴素的语言艺术,也能做到“戚而能谐,惋而多讽”,富有含蓄性。它是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红楼梦》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现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冲突,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趋势。它通过对日常生活琐事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提炼描写,塑造了一大群具有深刻典型意义而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细腻,气氛浓郁,语言优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艺术的伟大成就而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短篇文言的笔记小说,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斋志异》。

学术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趋势。学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与表面“繁荣”的社会形势不同的是,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与盛世不协调的凋敝气象。明末发达的哲学一夜之间似乎消失了,传统儒学的人文关怀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着无聊的方向发展。考据学对清代学术的败坏,不但表现为它彻底断送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彻底地进入了“考古期”。满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造了几百起的文字狱,(连“清风明月”四字都可以导致文字狱,想象力倒是很丰富)还将百万以上的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的满洲。康乾对文人的极端摧残焉能不导致文化的凋敝?于是乎八股与考据得以茁壮成长。

(七)“康乾盛世”的吏治

1.悲剧之源:“盛世”表象下的危机

所谓康乾盛世其实是一个带悲剧色彩的时代。这种悲剧色彩从两个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一是从18世纪末年以后,社会危机不断爆发,昔日表面上繁荣一时的清朝社会很快陷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中: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政府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国与民皆患贫,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其由来也甚渐,其消息也甚微”,乾隆等人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随之成为泡影;二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繁荣表象中,中国落后于西文世界发展水平成为定局,控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实际上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最终铸定的。导致清朝盛衰之变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却只有一个就是不能处理好关系到清代社会发展前途与命运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政治腐败,二是制度落后,三是对外关系。

2.腐败愈演愈烈

政风好坏,从来都关系到朝代兴亡,盛衰隆替。清朝统治者对政风一直不大重视,很少真心想法保持官僚队伍的廉洁与勤政。康熙时代企图通过皇帝亲作表率,宣传理学说教提高统治阶层的道德素质。雍正则一方面妄图通过养廉银减轻腐败,另一方面采取严刑酷法,惩治贪官污吏。这些效果不佳。 劳民伤财,象蝗虫一样搜刮百姓供自己寻欢作乐的下江南。

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号称明朝最大贪官的宰相严嵩数十倍,而康熙却几十年来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官僚队伍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申这样位至“宰辅”,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贪污之巨大可谓空前绝后。尽管乾隆有时也厉行惩处,诛杀不少贪官(其中包括不少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僚),但收效甚微,“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乾隆时期政治腐败愈演愈烈,除了专制独裁政体自身的局限外,还和皇帝本人纵情享乐,以及朝廷不能根据形势需要及时调整政府与官僚利益分配关系有关。此外,清廷惩贪宽严脱节,司法部门不能秉公执法也大大加重了腐败的程度。

腐败必然导致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引发盛衰之变,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腐败,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异己的煽动和策划,或严重的自然灾害。原因很简单,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乐业,那么少数人的煽动不可能使他们轻率地抛弃家产,铤而走险;如果统治者仍具有清醒的头脑,官僚队伍仍保持着严密的组织性和行政效力,那么,它更不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消极救灾,以致自然灾害“趋饥民为盗贼”。因而,繁荣能维持多久,统治能否长期保持稳定,关键取决于政权自身的状况。

(八)“康乾盛世”的政治制度

合理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而满清统治中原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圈地运动”更是破坏了生产力。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帝王独裁统治更具操作性,严重地加强了君权。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无疑等于扼杀了任何工业革命的苗头。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得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科举本来是文明的一大产物,康乾时代,科举却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满清的军制更]是可怜,虽然吃过高科技武器的大亏,(太祖皇帝死于大明的红夷大炮)却还是不开窍,盲目坚持“骑射为本”。抛弃火器而抱着冷兵器不放,以至于200年后火器水平还赶不上200年前的明军。(太平军破武昌后挖出200年前明朝所造大炮竟然打得清军大败。)由此可见,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不过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九)“康乾盛世”的弊政

1.沿海迁界

沿海迁界,大部分的历史书都是不谈的,即便谈到了,也多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仿佛是无足轻重,无关大雅。然而个人以为沿海迁界这个事件的重大性是被严重低估的低估,其残暴程度,骇人听闻程度,对历史影响程度都是空前绝后的,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一个重大事件,在世界历史上也绝对能算的上一个重大事件。

究竟什么是沿海迁界呢?简单来说,它就是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具体点,满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在这期间,如果清廷统治者觉得迁海的距离太近,还会继续下令,迁的更远一点,他们对海洋的恐惧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沿海迁界的过程是怎么进行的呢?是不是象现在的移民那样,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出去?不是的!沿海迁界的过程许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屠杀和掠夺。

按照当时人的记载“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翻成白话,就是限期三天迁移,距离远的人根本来不及知道消息,距离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过了两天,军队骑兵就到,于是富人全部抛弃自己财富,贫穷的人拿着锅子带着妻子儿女,全部流离失所,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变成了荒野蓬蒿。可以想象,就算现代的人从筹划搬家到实施,具体运作准备,也绝对不是三天里就能完成。然而当时中国的沿海居民,就是在这样没有任何预兆准备的情况下,在清廷统治者的淫威逼迫下,迁离故土,凄惨悲苦的情状不问可知。

当时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 也就是迁的时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过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

迁的同时,就是烧。“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 烧房子,烧战舰,也确实是做的彻底。 对于不肯迁移的居民,就是一个字“杀”。清廷统治者,和它的爪牙走狗,在这方面从来就是不手软的。

“初,(广东香山县)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 不仅烧房子,杀人民,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房过,

“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至于为什么要砍树,要对果树松柏都斩尽杀绝,大约意思也是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复明力量利用吧。只可惜在明朝时访问中国的那些西方传教士记载下明朝中国广大沿海地区到处鸟鸣林幽.

(十)“康乾盛世”的对外关系

1.拒绝开放闭关自守

康乾时期中国社会所处国际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在西方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正日渐衰落。

尽管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对西洋的军舰尤其印象深刻,而清迁“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但是,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严重危险,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对分裂势力的支持,清朝统治者却不知道采取措施加强对陆疆的防御。而对海上殖民势力的威胁,清朝也缺乏准备。面对海上殖民势力的不断进逼,却不知道好好整军备战,而忙于修圆明园,安于享乐。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清朝统治者的处理是十分简单而又愚蠢的,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于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随之而来,中西交流减少了,大清帝国虽然凭借表面繁荣的形势,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为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但它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虽说中国的落后不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无论如何是不过分的。故当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丧权辱国的苦难深渊。

“康乾盛世”的结束,在事实上告诉人们:封闭的传统、文化形态、经济模式虽然可以造就出虚假繁荣的景象,但却无法克服自身固有的历史局限,无法摆脱盛衰之变的恶性循环,更无法应付充满竞争的世界一体化浪潮。中华民族要走向复兴,必须在批判封建传统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3落后的制度

合理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而满清入主中原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农奴制的残余随处可见,“圈地运动”更是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帝王独裁统治更具操作性,严重地加强了君权。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得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无疑等于扼杀了任何工业革命的苗头。科举本来是文明的一大[产物,可是]到了康乾时代,科举却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虽然八股文并非源自康乾,但是在康乾时代变得空洞化却是无疑的。)不合理的科举制度导致了更加不合理的官僚体系。]满清的军制更是可怜,虽然吃过高科技武器的大亏,(太祖皇帝死于大明的红夷大炮)却还是不开窍,盲目坚持“骑射为本”。抛弃火器而抱着冷兵器不放,以至于200年后火器水平还赶不上200年前的明军。(太平军破武昌后挖出200年前明朝所造大炮竟然打得清军大败。)由此可见,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十一)“康乾盛世”研究

1.阎崇年《康乾盛世》论文遭拒

学术界关于康乾是否为盛世一直存在争议。阎崇年曾与港大一教授拟合作一篇论文,题目叫《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康乾盛世》,但最后专家委员会没通过,因为委员会多数是西方人,他们认为康乾是黑暗时代而非黄金时代。

因为如果是黄金时期,怎么会有那么多贪赃枉法的人?那么多无家可归的人?

康乾盛世出现的原因

“康乾盛世”的出现与康、雍、乾三帝的励精图治,采用一系列民族团结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康熙每天早晨都要进行“御门听政”,与大臣们商量国家大事,数十年如一日。雍正时期为了平定准格尔叛乱的事务,设立军机处。此后军机处成为皇帝处理朝政的枢纽机构。皇帝每天上午与军机大臣会商要务、批阅奏报成为制度。

在民族政策上实行因俗而治。康乾六下江南、尊孔重道、拜祭孝陵、题匾刻碑,以笼络汉族士大夫,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康熙考虑到蒙古族的文化心理和民族习惯,在承德修建避暑山庄,以打猎为名去那里接见蒙古王公。1771年,乾隆时,土尔扈特部不堪沙俄压迫,在清政府的感召下,冲破重重险阻回到祖国。在西藏问题上,清政府尊重少数民族信仰,扶持黄教,顺治时册封达赖,康熙时册封班禅,乾隆时确立“金瓶掣签”制,以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理。这些政策对我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深远影响。

[编辑本段]康乾盛世的表现

•国家统一

清朝在平定南方明朝残余势力后,康熙时平定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随后,康熙派施琅出兵台湾,迫使郑氏割据政权归降,统一台湾。康熙在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后,通过乌兰布通和昭莫多战役收复内外蒙古,乾隆时出兵伊犁,彻底平定准格尔部分裂势力,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人口增长

明末清初,番薯、玉米和马铃薯等高产作物的传入和康熙“圣世滋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人口迅速从1.4亿增长到3亿。

人口的增长河粮食作物的引进,推动了人口迁徙,促进了西部和边疆地区的开发,加强了边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但人口的过度增长,导致人多地少、过度毁林造田,自然环境的破坏,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

•经济繁荣

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促进了城乡经济的繁荣。18时,农村市镇数量大幅增加,大城市居世界之冠,中国经济实力和财政储备各达到历史巅峰。

•文化昌盛

在康乾时代,清王朝完成一系列大型文化工程:《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文学上的成就有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戏剧上有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建筑上有融会中西建筑艺术的圆明园河承德避暑山庄等一批皇家园林。

康乾盛世”时期的饥荒

来自清朝遗老自己编写的《清史稿》哦。

康熙元年,吴川大饥。二年,合肥饥。三年春,揭阳饥。秋,交河、宁晋饥。四年春,曹州、兖州、东昌大饥。夏,惠来饥。秋,怀远饥。冬,乌城饥。六年,应山饥。七年,无极大饥。十年夏,海盐大饥。秋,临安、东阳大饥。十一年,永康、峡江、大冶饥。秋,遂安、汤溪大饥。十二年,乐亭大饥。十三年春,兴宁、镇平、京山大饥。十四年,东光饥。十五年春,大冶饥。夏,连平饥。十六年春,嘉应州大饥。夏,郧县、郧阳、郧西大饥。十七年秋,曲江饥。十八年春,真定府属饥。夏,兴宁、长乐、嘉应州、平远饥。秋,无为、合肥、庐江、巢县、博兴、乐安、临朐、高苑、昌乐、寿光大饥。冬,满城饥。

十九年春,江夏大饥。夏,大同、天镇饥。冬,万泉、遵化州、沧州饥。二十年夏,儋州、永嘉饥。二十一年春,桐乡饥。冬,信宜、真定、保安州饥。二十二年春,宜兴饥。秋,单县饥。二十三年春,济宁州、剡州、费县饥。秋,巴县、江安、罗田饥。二十四年春,沛县饥。二十五年秋,恭城大饥。冬,★城大饥。二十六年,博兴大饥。二十七年秋,蔚州饥。二十八年春,高邑、文登饥。夏,潜江大饥。秋,龙门饥。二十九年夏,黄冈、黄安、罗田、蕲州、黄梅、广济饥。秋,襄垣、长子、平顺饥。三十年春,昌邑饥。秋,顺天府、保安州、真定饥。三十一年春,洪洞、临汾、襄陵饥。夏,富平、盩厔、泾阳饥。秋,陕西饥。三十二年夏,庆阳饥。秋,湖州饥。三十三年,沙河饥。三十四年,毕节饥。三十五年夏,长宁、新安、★城饥。秋,大埔饥。三十六年夏,广宁、连平、龙川、海阳、揭阳、澄海、嘉应州大饥。秋,庆元、龙南、潜江、酉阳、江陵、远安、荆州、郧西、江陵、监利饥。

三十七年春,平定、乐平大饥,人相食。夏,济南、宁阳、莒州、沂水大饥。三十八年春,陵川饥。夏,婺源、费县饥。秋,金华饥。三十九年秋,西安、江山、常山饥。四十年,靖远饥。四十一年春,吴川大饥。夏,沂州、剡城、费县大饥。冬,庆云饥。四十二年夏,永年、东明饥。秋,沛县、亳州、东阿、曲阜、蒲县、滕县大饥。冬,汶上、沂州、莒州、兖州、东昌、郓城大饥,人相食。

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饥,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东平大饥,人相食;武定、滨州、商河、阳信、利津、沾化饥;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掖县、高密、胶州大饥,人相食。四十四年,凤阳府属饥。四十五年春,汉川、锺祥、荆门、江陵、监利、京山、潜江、沔阳、郧县、郧西饥。四十六年秋,东流、宿州饥。四十七年,平乡、沙河、钜鹿饥。四十八年春,无为、宿州饥。夏,沂城、剡城、邢台、平乡饥。秋,武进、清河饥。四十九年,阜阳饥。五十年,通州饥。五十一年,古浪饥。

五十二年春,苍梧饥,死者以千计。夏,长宁、连平、合浦、信宜、崖州、柳城饥。五十三年春,阳江饥。冬,汉阳、汉川、孝感饥。五十四年夏,临榆饥;遵化州大饥,人食树皮。五十五年春,顺天、乐亭饥。五十六年春,天台饥。五十七年,广济饥。五十八年春,日照饥。夏,静宁、环县饥。五十九年春,临潼、三原饥。夏,蒲县饥。六十年春,平乐、富川饥。夏,邢台饥。秋,咸阳大饥。冬,兖州府属饥。六十一年夏,井陉、曲阳、平乡、邢台饥。夏,蒙阴、沂水饥。秋,嘉兴、金华饥。冬,怀集饥。

雍正元年夏,通州饥。秋,嘉兴饥。二年春,蒲台大饥。夏,乐清、金华、嵊县饥。冬,英山饥。三年夏,顺德、胶州饥。冬,惠来饥。四年春,嘉应州饥。秋,澄阳江饥。五年冬,江陵、崇阳饥。七年,寿州饥。八年夏,肥城、武城饥。冬,铜陵大饥。九年春,肥城大饥,死者相枕藉;莒州、范县、黄县、招远、文登饥。夏,章丘、邹平大饥。冬,济南大饥。十年,崇明、海宁饥。十一年冬,上海、嘉兴饥。十二年秋,武进大饥。十三年秋,庆远府属大饥。冬,垣曲饥。

乾隆元年夏,海阳饥。三年秋,平阳饥。四年春,葭州饥。夏,砀山饥。五年,巩昌、秦州、庆阳等处饥。六年,甘肃陇右诸州县大饥。七年春,山阳饥。夏,宜都饥。秋,亳州饥。八年春,南昌、饶州、广信、抚州、瑞州、袁州、赣州各府大饥。夏,天津、深州二十八州县饥。九年,高邑大饥。十年,正定、赞皇、无极、★城、元氏等县饥。十一年春,沾化饥。夏,庆云、宁津饥。十二年,曹州、博山、高苑、昌乐、安丘、诸城、临朐饥。十三年春,曲阜、宁阳、济宁、日照、沂水饥。夏,福山、栖霞、文登、荣成饥,栖霞尤甚,鬻男女。

十四年春,安丘、诸城、黄县大饥,饿殍载道,鬻子女者无算。十五年秋,广信饥。十六年春,福山、栖霞饥,民多饿死。夏,南昌、广信饥。冬,建德饥。十七年春,全州饥。夏,同官、洵阳、白河饥。冬,房县饥。十八年春,庆元饥。秋,郧县饥。十九年,罗田饥。二十年,溧水、通州饥。二十一年春,青浦、东流、湖州、石门、金华饥。夏,沂州、武城饥。冬,济南府饥。二十二年夏,博白饥。秋,掖县饥。二十三年春,翁源、苍梧饥。夏,日照饥。二十四年秋,陇右诸州县大饥。二十五年,平定、潞安、长子、长治、和顺、天门饥。二十六年,江夏、随州、枝江饥。二十七年春,济南饥。夏,枣强、庆云饥。

二十八年夏,永年、永昌大饥。二十九年秋,东光大饥。三十年春,桐庐饥。秋,吉安、广信、袁州、抚州饥。冬,威远饥。三十一年,济南、新城、德州、禹城饥。三十二年冬,池州大饥。三十三年夏,沂水、日照大饥。三十四年,溧水、太湖、高淳饥。三十五年,兰州、巩昌、秦州各属大饥。三十六年夏,会宁、肥城大饥。秋,新城、宁陕

饥。三十八年秋,文登、荣成饥。三十九年秋,秦州、镇番大饥。四十年,溧水、武进、高邮、南陵大饥。四十二年秋,陆川饥。

四十三年,全蜀大饥,立人市鬻子女;江夏、武昌等三十一州县饥。四十四年春,南漳、光化、房县、随州、枝江饥。夏,秦州属饥。四十五年秋,江陵、保康饥。四十七年,滦州、昌黎、临榆饥。四十八年春,黄县饥。秋,绥德州饥。四十九年春,葭州饥。夏,来凤饥。五十年春,宜城、光化、随州、枝江大饥,人食树皮。夏,章丘、邹平、临邑、东阿、肥城饥。秋,寿光、昌乐、安丘、诸城大饥,父子相食。

五十一年春,山东各府、州、县大饥,人相食。五十二年,临榆大饥。五十三年秋,文登、荣成饥。五十四年夏,宜都饥。五十五年秋,禹城饥。五十六年,邢台等八县饥。五十七年,唐山、宁津、武强、平乡饥,民多饿毙。五十八年春,常山饥。五十九年,清苑、望都、蠡县饥。六十年春,蓬莱、黄县、栖霞饥。夏,麻城饥。

(清史稿.灾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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