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空军电子战飞机老飞行员的回忆:险对越南“亮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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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你们施放的干扰,强度能与美机对越南施放的干扰强度相比美

我中学毕业后,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考入长春空军预科学校。由于我在校表现好,自身条件也不错,被领导看中,第十批选调我到陆军一一四师锻炼。在冬季零下30~40摄氏度严寒天气下,每天14小时坑道作业劳动,不叫苦;半年时间被确认为是作风锻炼合格。回校后被选调到陕西重型轰炸机飞行部队。经过一段专业训练,被分配到飞行机组参加飞行训练。

60年代初我国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苏修掐我们的脖子,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止供应航空器材,直接影响到我们军事训练。

这时美帝和蒋匪帮也加紧对我东南沿海和祖国内陆搞干扰破坏活动,派飞机夜间窜犯我领空搞侦察破坏。中央军委指示我军:“要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周总理指示我们:“敌机高空来我们就高空打,低空来低空打,夜间来夜间打!叫它有来无回。”从此之后,空军和防空部队都要以保卫祖国领空为中心训练部队。当时我部抽出两架杜一四飞机参加国土防空作战,专打夜间入侵的P2一V飞机,抽出一架杜一四飞机参加酒泉基地投放靶机和伞靶训练地对空导弹部队和歼击机打靶之用。

我就是在这个严峻的形势下,于1960年编入杜一四试飞机组,到酒泉试飞基地投放靶机训练歼击飞行员,投放伞靶训练地对空导弹炮手。除短时间在原部队基地作定期维护工作外,长时间驻在酒泉试飞基地,执行投放伞靶任务。

一、试验高空无人驾驶机

1970年4月,奉上级命令调我们机组到北京南苑机场,配合北京航空学院技术组共同试飞高空无人驾驶飞机。

试验的无人机是复制品,设备相当复杂,无人机的领航、通讯、侦察、摇控回收,全部是自动化程序控制的。我们机组的任务是用杜一四飞机(母机)将无人机(子机)带到空中监视无人机工作情况。按地面遥控站的指;令进行工作并作好特殊情况处置的准备,保证母机与子机安全顺利完成任务。

试飞与平时训练不同,平时飞行训练是无故障的情况下飞行,不能带故障上天,试飞是故障不明的情况下飞行,具有一定的冒险性,失败与成功并存于整个飞行全过程。这就要求试飞机组人员具有胆大心细的勇敢精神。为了试飞圆满完成任务,必须要有充分的飞行准备和特殊情况处置方法,一旦发生特殊情况,要沉着果断的及时准确的处置,既要保证飞机器件不受损失,又要保证机上人员安全。

试飞第一阶段是挂飞,将重近两吨、机长8.5米、翼展8.5米的子机,挂在母机右机翼下。这样大的一个庞然大物,对飞机在空中各力的平衡影响十分大,给操控飞机的飞行员造成许多困难。对驾驶母机的机长杨兴满来讲是个严重的考验。既没有前人的经验,又没有教员带飞,全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敢精神,及足够的政治责任心和科学态度才能完成这一使命。

试飞在南苑机场开始了。首先是挂飞,子机在母机机翼下悬挂着,在机长和机组协同下起飞,很顺利的离开了地面,飞翔在空中,转了一圈之后,又稳稳当当的落在了地面。挂飞成功了。当母机带着子机滑回停机坪关车后,地面人群拥向停机坪,对我们空勤组热烈的鼓掌,一时停机坪成了欢乐的海洋,象征着每战必胜。这样在以后四个月时间里,挂飞试验进行了十几次,都没有发生问题。顺利完成了挂飞试验任务。接下来就是空中放飞自动遥控阶段,也是最后阶段。

二、一件惊心动魄的事终于发生了

最后阶段也就是胜利在望关头,此时最容易麻痹大意出问题的时候。机长杨兴满抓住这一时机,进行了飞行前小动员,严格要求大家,防止麻痹大意,思想不能松懈,要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严守岗位,做好每项工作,绝对不能有松劲情绪。他一面讲,一面不时把视线瞄向我。大家也不时看我。这时我意识到大家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这不无道理,因前几次飞行中发生过无人机漏油和无人机空中着火现象,都是我及时准确发现后及时处理了,没有酿成大祸。此时大家也同样怕无人机发生问题,并希望我观察好,圆满完成任务。这是大家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的重托。因此我立即表示:“我要与往常一样兢兢业业地去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完成它。绝对消灭麻痹大意,要做到全神贯注万无一失,防患于未然,不辜负大家的希望和要求。此时大家很满意的拍起了巴掌。

这一次试飞的机组人员是:机长杨兴满,副机长郑福林,航行领航员徐汝琪、韩杰,轰炸领航员朱永林,雷达领航员王清,空中通讯员纪成志,射击长张兴道、投放员江友生,北航的三名技术员,工程师曹文义,机械师霍建军,计14人。

1971年4月10日,北京南苑机场艳阳高照,碧空万里,一架巨型的杜一四飞机带着一架无人机于 9点零9分起飞了,这次重点观察无人机仍由我负责。此时此刻可想而知我的心情比任何一次飞行都紧张。我精心缜密观察,视线始终离不开无人机。当飞临白洋淀上空时,航行诸元适合于试飞时,开始按计划对子机进行起动运转,准备放飞。我观察到子机舱罩脱落,随即引导伞自暴张开!这一危险信号,使我大吃一惊,说时迟那时快我脱口而出:“投掉无人机!”并监视投放员投放动作勿误!无人机应声脱离母机,此时固定在无人机上的主伞在引导伞的作用下,灯泡状张开,带着无人机飘落空中。化验为夷,机毁人亡事故擦肩而过。

当时险情出现后,飞机在引导伞的作用下急剧向右倾斜偏转,机组人员都感觉出飞机偏转力。机长副机长全力操纵飞机抵制向右偏转。工程师曹文义同志主动报告发动机工作情况,更增加了机长正确操纵的决心,使飞机稳定下来。当险情出现时,我急中生智,简化了向机长报告程序,争取了时间,抢在事发的前面,在无人机主伞张开前投掉无人机。如再死板呆滞迟延两三秒钟,就很可能造成机毁人亡之大祸!所以在生与死的危急时刻,不能犹豫不决失去宝贵的时间,这是关键成功之所在。

飞机返航落地之后,北京航空学院技术组负责人杨为民同志,心有余悸的握着我的手说:“老张啊!你处理及时准确,为保障人机安全立了大功!如再拖延几秒钟,后果不堪设想!”事后空军机关领导同志在会上表扬了机组处理完全正确。因当时这项试验刚起步,涉及到保密问题,没有公开立功授奖。同时大家都异口同声的称赞我为化险为夷起了关键作用。

三、在电子战中创辉煌

在完成酒泉投放伞靶任务和带飞无人机试飞任务后,1977年我被任命为团电子主任一职,让我牵头带领一个小组学习掌握电子干扰、电子侦察和反干扰、反侦察,在利用电子设备进行控制、反控制的电子斗争中走出一条可行之路。其目的是在未来战争中,使敌人的电子设备性能降低或失效、通讯中断,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

1978年11月,我们电子小组在广州军区组织的电子对抗演练中,其军区部署的警戒雷达、引导雷达,在我们小组的干扰下全失效。广州雷达处处长说:“老张,你们施放的干扰,强度能与美机对越南施放的干扰强度相比美。”由于此次干扰效果好,1979年2月,我们奉命调至广西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进行侦察工作。我们小组奉命出航,侦察到越南一线、二线各种雷达信号数据,弄清了地对空导弹阵地位置。为领导机关决策提供了有关情报。

我们机组第二任务是采取有效的干扰手段,使敌方雷达迷茫,制导武器失控,掩护我轰炸机进入敌国轰炸。因越南飞机逃入老挝境内此计划撤消。

1981年9月,我海陆空三军在华北地区军演,指定我们机组参加演练。我们机组扮演蓝军干扰机,突击红军的主要目标地。于是激烈的电子对抗斗智斗勇开始了。

由我自己制定的电子对抗计划并亲自操控的电子没备发挥了作用。使我们扮演蓝军的飞机十分顺利的通过了红军保卫要地导弹密度纵深地区。强烈压制了华北地区,几乎所有的雷达变成了瞎子。致使处于一等战备状态的歼击机在机场跑道上未能起飞迎敌。当我们机组退出战区返航时,扮演红军的雷达才发现蓝军飞机已返航了,显示了电子战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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