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日本的民主与自由民主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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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日本的民主与自由民主的差距 李文      日本是东亚第一个建立立宪制和实现民主制的国家,具备一人一票、广泛大众参与的民主政治形式,但这种民主还缺乏自由民主精神的支撑和引导,容忍和纵容与自由平等精神相背离的民族主义和右翼势力。民主是从西方引进的,民族国家发展的不成熟,以及市民社会发展的不充分,是日本民主与自由民主之间存在距离的主要原因。日本的民主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不但有可能将日本政治的发展引向错误的轨道,并经常给东亚地区的政治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从而使日本这个自我标榜的民主国家,非但没有在东亚发挥积极一

日本的民主与自由民主的差距

李文

日本是东亚第一个建立立宪制和实现民主制的国家,具备一人一票、广泛大众参与的民主政治形式,但这种民主还缺乏自由民主精神的支撑和引导,容忍和纵容与自由平等精神相背离的民族主义和右翼势力。民主是从西方引进的,民族国家发展的不成熟,以及市民社会发展的不充分,是日本民主与自由民主之间存在距离的主要原因。日本的民主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不但有可能将日本政治的发展引向错误的轨道,并经常给东亚地区的政治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从而使日本这个自我标榜的民主国家,非但没有在东亚发挥积极一个民主国家应该发挥的作用,反而经常成为东亚地区的麻烦制造者。

将“选举的民主”与“自由的民主” 区别开来,是拉里·戴蒙德的贡献。[1]实现了“自由而公正”的选举,但却缺乏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在法治方面也存在缺陷,这样的民主就是选举的民主而不是自由的民主。自由民主一词中的“自由”不是指谁来统治,而是指如何实施统治。它尤其意味着政府的权力和行使权力的方式受到限制,特别是受到根本法或宪法的约束,但归根到底是受到个人权利的限制。自然的、不可侵害的权利,今天通称为“人权”的思想起源于自由主义。人权是自由政治秩序的关键要素。[2]

虽然日本是东亚最早建成立宪制的国家,二战结束后在盟军司令部的占领下又重建了民主制度,通过了新的宪法,但至今日本的民主依旧与自由民主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其主要表现是:自由民主精神没有在整个社会形成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力量,反自由民主精神的邪恶势力日趋猖獗。完全与自由民主精神相背离、与宪法相违背的言行依旧拥有市场,难以受到公众的坚决抵制与法律的有效禁止和惩处;完全符合自由民主精神、与宪法相一致的言行屡屡受到骚扰和打击,经常得不到公众的普遍、坚决的支持和法律的有效保护;在许多情况下,日本的政治不是受正义的力量影响,而是受邪恶力量的左右。

日本宪法规定,日本的“主权属于国民……盖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总则)但近年来许多政客和右翼学者却经常散布有关“天皇崇拜”和“皇国史观”的言论,要将天皇再次成为“民族的中心,道德的源泉,文化的根基”。由日本右翼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辑,西尾干二任主编,产经新闻社1999年出版的《国民的历史》一书,就把许多带有特殊意义的远古神话塞进其中,赤裸裸地宣扬天皇统治日本、日本是“万世一系”的神的国家。 2000年5月15日,日本首相森喜朗刚上台不久,就在“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上公然宣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

日本宪法规定,“日本国民期望持久的和平,深知支配人类相互关系的崇高理想,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决心保持我们的安全与生存。我们希望在努力维护和平、从地球上永远消除专制与隶属、压迫与偏见的国际社会中,占有光荣的地位。”(总则)“国民对于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予以最大的尊重。”(第一三条)但日本现实情况却是不断有右翼政客和学者为日本凶残地剥夺亚洲邻国的生命和自由的侵略战争暴行涂脂抹粉,为严重破坏和平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喊冤叫屈。一些持 “大东亚战争史观”的学者全盘肯定日本的侵略战争,把其看作正义的和必然的,胡说“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是“把亚洲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一些持“自由主义史观”的学者则热衷于为日本的历史翻案,以“修正”以往日本史学中的“反日史观”与“自虐史观”。右翼政客对日本的对外侵略讳莫如深,一有机会就加以否认甚至美化。1986年7月25日,在文部省通过国民会议编撰的教科书两周后,中曾根内阁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在会见记者时说:“东京审判是否有客观性,在于胜者是否有审判败者的权力,如果说世界史是战争的历史的话,那就都应该进行审判,而且必须以一个同样的标准审判。” 1994年5月,时任羽田内阁法务大臣的永野茂门跳出来叫嚣:把太平洋战争“定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日本“是为了解放殖民地以确立大东亚共荣圈”,“南京大屠杀及其他事情是编造的谎言”,“慰安妇”不过是“军队的公娼”;3个月后,村山内阁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又大放厥词:“与其说是侵略战争,毋宁说是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托日本的福,才得以从欧洲的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1995年4月,前国土厅长官、屡次“失言”的大臣奥野诚亮公开宣称:“大东亚战争是日本的自卫战争,虽然从结果来说日本是失败了,但是亚洲的殖民地独立了”。

日本宪法规定,“保障任何人的信教自由。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力。国家及其机关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 (第二O条 )但自三木武夫于1975年开创8月15日参拜之先例之后,日本首相东久迩稔彦、币原喜重郎、吉田茂、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小泉纯—郎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都曾参拜过靖国神社。正如蒋立峰就小泉参拜一事所评论的那样:小泉以总理大臣身份参拜宗教法人靖国神社,就是代表国家和政府参与宗教活动,因而与政教分离原则相抵触。小泉参拜等于使靖国神社从国家得到特权,同时也是对广大日本国民施加某种宗教教育和宗教影响。对小泉及与小泉有同样价值观的人来说,日本宪法早已变成任其随意解释的、和平精髓已被阉割的“宪法”。[3]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后,民族优越感明显抬头。有人把日本的再次成功原因归结为日本独特的文化,对其他国家和民族采取无端排斥、恶意蔑视和歧视态度,借以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国民的历史》一书中,西尾干二为否定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不顾历史事实,宣扬“绳纹文明比四大文明还要悠久”,“德仁天皇陵比埃及法老的金字塔和中国的秦始皇陵还要大”,“飞鸟时代的美术作品可以与古希腊初期的美术相媲美”,“强国高句丽也曾向日本进贡”。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右翼学者渡部升一等更是肆无忌惮地极力贬低其他民族,宣扬日本民族优秀论。渡部升一称“中国”只是相对于“北狄”、“南蛮”、“西戎”和“东夷”的华夷差别的名词,所以在历史的、地理的、人种的方面还是应该使用“支那”。2000年4月9日,石原慎太郎在日本自卫队第一师团创建四十八周年纪念仪式上,居然还在使用已经成为死语,带有歧视性的“三国人”来称呼外国人、特别是亚洲人。

应该说,日本大多数民众是善良的,自由民主精神并没有完全泯灭。在日本政府将教科书中的“侵略”改成“进出”的同时,历史学家家永三郎为了教科书这种改动而锲而不舍地控告日本政府。在中国劳工和慰安妇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民间赔偿时,许多有良知的日本律师对受害者无私地提供了法律的和其他方面的援助。在日本对外侵略问题上“失言”的政要,大都受到有良知、良心和正义感的日本民众的强烈谴责。爱嫒县政府在1981至1986年间,每年由公款支付靖国神社大祭的“玉串费”和慰灵大祭的供物费。爱媛县民认为这种公款支出违背了日本宪法第二十条“政教分离”的原则而对县政府提出控告,要求退回公款16万6千日元。2004年4月7日上午,日本福冈地方法院就阵亡者遗属及宗教家等220余人对2001年8月13日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提起的诉讼做出判决: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在明知宪法方面的问题和国外批判的情况下出于自己的政治意图而去参拜”,“在其参拜后随即到来的终战纪念日有比前—年多—倍的人前去参拜,造成了支持推广神道教义的靖国神社的后果”,因而是“履行内阁总理大臣职务的公事参拜,相当于从事了宪法第二十条禁止的宗教活动,是违宪的”。

但这种代表公理与正义、和平与进步的力量与代表反动、倒退和邪恶的力量的猖獗相比,还远远不够强大,甚至还很软弱。日本的伦理道德过于讲究“和”与协调,甚至导致了向上进取的道德立场和抵制邪恶的崇高意念的缺乏。在正义的力量压不倒邪恶的力量的情况下,宪法“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其他一切表现的自由”(第二一条 ),难免成为保障右翼分子宣传和鼓动腐朽没落观点的自由,而善良的人民却因此丧失了宣传正义,追求幸福、和平的自由。

1989年5月,枥木县和平反战团体在举办“战争责任写真展”活动中,遭到右翼团体的无理刁难和开枪威胁恫吓。5月22日,右翼团体“忧志会枥木县本部”得知和平反战团体要在鹿沼市文化中心举办“战争责任写真展”,立即出动宣传车进入鹿沼市,攻击“写真展”是“告发和反对昭和天皇”,狂呼“昭和天皇没有战争责任”、“必须停止展出”等口号。随后,他们又正式向市长和文化中心负责人递上“停止借用会场劝告书”,向市长和文化中心负责人施加压力。结果,展出主办团体不得不另想办法,使写真展无法如期进行。后来,和平反战团体成立起“抗议侵害言论、集会自由”的市民组织,同右翼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并准备于9月2日在小山市市民会馆举行写真展活动。但从8月24日起,小山市民会馆就不断接到恐吓电话。接着,右翼团体的宣传车驶上街头,在小山市散发传单,攻击展出活动是“赤化暴力革命”,又向小山市政府和市民会馆发出“中止劝告书”。8月28日,关东地区的一些右翼团体再次出动,集合了22辆宣传车,在小山市展开更大规模的攻势,摆出一副不破坏写真展决不罢休的架势。9月2日,写真展如期展出,十余辆右翼宣传车围在会场周围破坏捣乱。更严重的是,当日晚,右翼团体竟向会场发射数发45毫米口径的枪弹,威胁主办团体和前来参观的观众。由于日本政府、警方对上述右翼势力的肆意妄为视而不见,“战争责任写真展”不得不提前落幕。

与和平反战团体组织的活动屡遭右翼势力的破坏形成鲜明对照,右翼势力组织的各种宣传美化侵略战争的行径却如鱼得水,几乎为所欲为。在靖国神社,经常会看到右翼势力举办的各种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展览和仪式。在繁华闹市,经常看到右翼分子的宣传车在用高音喇叭声嘶力竭的讲演。如1998年2月,针对东京都准备建设和平纪念馆的动议,右翼团体连日举行街头抗议示威活动,仅大行社就搞了80余次“批判东京和平纪念馆街头宣传日”,平均每月九次,出动560多人次,宣传车160余台次。他们声称纪念馆的建设是“亵渎战殁者及遗族”,“是亵渎东京大空袭的死难者”等。

日本战败投降后,盟军总部(GHQ)曾明令拆毁有关宣扬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的“慰灵碑”、“慰灵塔”之类的建筑。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建碑风竟盛极一时。仅在广岛就有各类“慰灵碑”、“忠魂碑'60多座。为“显彰”东条英机等被处决的战犯,1979年10月,在右翼组织日本遗族会和“刑场遗址保护会”的推动下,经内阁会议批准,东京都丰岛区建设委员会决定在当年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被处绞刑处建立纪念碑。该碑于1980年6月19日竣工,碑高两米,成为右翼保守势力顶礼膜拜的“圣地”。 1982年5月,九州也建起一座“大东亚战争阵亡者之碑”,碑高7.3米,耗资6600万日元。碑文写道:“此次大战乃一场为自存自立不顾日本国之存亡,为解放受虐待之民众、谋求万邦共荣之圣战。虽沉沦于败战悲境,然亚洲民众相继赢得独立与自由之荣光,此乃世界史上未曾有之庄严历史事实……我们要把对英灵的崇高精神与伟大业绩抱有的无限敬慕与感谢之情,永远传祭下去。” 2000年8月4日,在位于金泽市的石川护国神社前,竖立起一座高达12米的“大东亚圣战大碑”。碑正面刻有“太阳旗”和“大东亚圣战大碑”等字样,碑的背面刻有“八紘为宇”四字。石碑下部正面刻有原日本关东军参谋草地贞吾美化战争的诗文。[4]

在探讨导致日本民主与自由民主之间存在差距的原因时,首先应该考虑日本传统文化对自由民主精神的排斥性。任何民主形式,如果缺少了固有传统文化的支持,都是空的。民主只是原则,如何实践则必须看一个文化本来的传统是什么性质。对于日本而言,自由民主观念是舶来品,是通过文明开化,尤其是自由民主运动从西方社会引进的。外源的观念不同于内源的观念。日本民族在自己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的自由民主自然与植根在个人自由、个人尊严思想中的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有着很大差别。

二战后美国盟军司令部保留了大和民族的精神支柱——天皇制度,为日本政坛中的民族主义和右翼势力提供了藏身处和庇护所。日本的官方和民间也一直没有对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加以清算,为右翼的皇权、神权思想的残存和再生留下了祸根。一旦条件具备,这些思想的残余就会出笼并兴风作浪。中曾根曾说,“尊崇天皇制的权威的思想始终一贯地在国民中间流传下来”。这一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与日本的情况相符合。

亨廷顿指出,“儒家文化及其变种强调集体高于个人,权威高于自由,责任高于权利。实际上东亚不存在反对国家的人权传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个人权利被承认,但它被看作是由国家创造的。它推崇和谐与合作,反对不同意见和竞争。维护秩序和尊重官僚机构被看作是核心的观念。”[5]这一论断在很大程度上也适合于现今的日本。受中国儒教文化的影响,日本文化推崇“和谐”和“调和”,就是一个例证。日本国号称为“大和”,一些代表日本国特征的东西都连接着“和”字。如:和文、和歌、和纸、和食。日本天皇从公元645年起建立年号制度以来迄今1300多年共改元247次,期间采用“和”字或有“和”意义的词为年号者次数最多。日本的公司喜欢以“和”为公司座右铭。日本人取名时也喜欢用“和”字。令人惋惜的是,日本人“和”的过度,以至于丧失了原则和是非,一味地温良恭俭让,甚至唯唯诺诺,缺乏阳刚之气,结果只能是右翼邪恶势力的日益猖獗。

日本民族国家形成的时间短,至今在政治发展方面还没有超越民族国家阶段。西方现代政治制度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这种政治制度是伴随民权运动的发展而逐步完善的。作为西方政治文化的学说体系,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观念和学说都诞生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之中,因此,西方现代政治制度都有民权至高无上、法律限制国家权力、经济权力支配政治权力等基本特征。日本的政治体制是随着“尊王攘夷”和“富国强兵”运动发展起来的,至今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日本民族国家的形成缺乏诸如霍布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洛克的自由主义已经相应的民权运动开辟道路,而是主要与强大的国家机器对内的剥削压迫和对外的侵略扩张相联系,国家的权力与市民社会的全力相比过于重要和强大,国权大于民权,因此,后者难以对前者构成有效的限制。战后,日本全力以赴发展经济,而政府又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自由民主精神并没有与经济一道共同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持续的低迷状态,导致自由民主精神正常发展的再次受挫,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从而再次高涨。以石原慎太郎与其他人合作撰写的“日本说不”系列丛书为代表,强调日本民族的“自主性”,把日本建成一个“正常的国家”,“用重塑日本的政治哲学来振兴民族精神”,“从民族精神上挖掘重新振兴日本的原动力”的思潮和政见在日本风靡一时。近年来,在国政层面上比较开明的民主派、自由派政治家人气不旺,强硬的民族主义政治家逐渐占据了政坛的主导地位,也与经济的长期低迷有一定关系。例如,以往过去东京选民比较青睐政治上开明的民主派政治家。20世纪80到90年代先后当选东京行政长官的铃木俊一、青岛幸男等前任知事均是比较温和的“鸽派”政治家。而到了90年代末,一方面景气低下危及市民生活,同时东京都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市政运转不灵,市民们开始更喜欢那些有明确方向、有主见的“鹰派”政治家。结果,以反美、反华、亲台著称的无党派候选人石原慎太郎竟以远远高于其他对手的选票当选为东京都知事。

工会、NGO、地方自治和社会运动等市民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面发展程度欠缺,也是影响日本自由民主精神正常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在二战爆发之前,日本就完成了早期现代化,但在当时日本社会扮演核心角色的是官僚、军阀、财阀和农民阶层,城市中间阶层不发达,在高压政策下,各种以自由民主为出发点的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难成成气候。二战结束后,在盟军司令部的主持下,日本的市民社会开始得到发展。在美军占领时期,土地改革的进行增加了小土地拥有者的数量,工会获得合法地位,妇女取得政治参与权,实现男女教育平等,解散财阀使民间企业获得发展。与此同时,公民还获得了许多其他的政治、社会、宗教等自由权。这些措施刺激了新的社会团体和新的政治观念的产生。大约有45个政党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另一方面,由于二战后日本长期把经济发展放在头等重要地位。为了防止工会势力的强大,官方的通常做法是只准建立以公司或企业为基础的工会组织,废除以行业为基础的工会制度。日本战后的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多达48000个,拥有900万会员,但这些工会组织基本是以各自的公司为单位。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NGO的社会运动的发展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从1955年至今,日本实际一直处于自民党一党执政的半永久性政权的状态,自民党与官僚制的共生关系也获得持久化。由于包括经济团体、农业团体、行政关系、福利关系、教育关系等利益集团大都支持自民党,加入到了自民党系列,由劳动团体、市民政治团体支持的社会党、公明党、共产党、社民党难以单独形成与自民党相抗衡的能力。这种情况,自然也影响了日本自由民主精神的正常发育。虽然自2003年民主党获得参议院选举胜利后,日本的两党制已经初露端倪,但这一格局对日本政治的影响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亨廷顿认为许多东亚社会的精英不习惯自由民主,并赞同一些西方学者看法,主张亚洲是“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老家。在亨廷顿看来,东亚的“民主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产物,这种传统强调国家的养民与教民的作用,并以此作为公民行为的准则,而不是作为个人权利的保护者。限制国家的人权观念在东亚极其薄弱。就个人权利受到承认的程度而言,这些权利通常被看成是由国家创设的权利。对和谐与合作的强调优先于分歧与竞争。对秩序的维持和对等级结构的尊重被看作是核心的价值。观念之间、群体之间和政党之间的冲突被看成是危险的。”[6]其实。东亚国家在各自的政治现代化模式中,不一定非得照搬西方的模式,只是在日本的民主化模式中,存在严重的隐患。

2000年年初,刚上台不久日本首相森喜朗访问西方7国首脑会议其他国家时,曾信誓旦旦地说“日本是民主主义国家”。但同年5月15日,森喜朗在日本神道议员恳谈会上又公然宣称:“日本是神的国家”。森喜朗的表现,可以说是今日日本政治的真实写照:同时具有民主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两面性;虽然现在更多地具有民主主义国家的特征,但今后在具备某些条件之后,则有可能再次成长为狂妄的、偏执的、具有法西斯军国主义某些特征的国家。

今日日本再次走向某种军国主义的第一种可能性来自在邪恶势力日益猖獗时,大多数人保持沉默状态,陷入“集体失语症”。对于当年曾经给亚洲人民造成严重灾难,并且也将自身拖入罪恶深渊的法西斯主义,日本民族理应防微杜渐,抱着“矫枉必须过正”的正确心态,毫不留情地将任何法西斯主义消灭在蛛丝马迹之中,以绝后患。但在现今日本,善良的人们在面对明显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的言行时,或因对重大价值问题缺乏足够的关心,或因缺乏对严重事态作出价值判断的能力,或因缺乏足够的道德勇气使他们没有付诸有效的抗争行动,总之,无原则地容忍甚至纵容邪恶势力的发展,或对邪恶势力遏止的力度不够。这种状态如果继续下去,极有可能导致事态的完全失控,再次使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被屠杀纪念碑上,一个叫马丁的德国新教神父留下了沉痛的忏悔之语: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人站起为我说话。显然,这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教训。今日的日本民众如果继续对右翼分子为当年的法西斯军国主义翻案和歧视外国人的行经保持沉默,灾难和厄运就有可能降临在他们自己头上。

与这个神父记载的情形不同,1985年5月27日的《纽约客》杂志有这样一篇文章,深刻反映了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人们对不良言行的端正的态度和行为:

我的母亲生在柏林,侥幸逃过犹太人的大屠杀。今年母亲节,我请她去看场电影。这部影片非常卖座,故事好像与非洲的黑人有关。排队买票的行列很长。有一个年轻白人在行列间来往发散传单,劝大家不要买票,因为这部片子是南非制作的。排队的人大概都想的和我一样:“看不看由我自己决定,不用你来告诉我。”所以没人理他。

入场之后,灯黑了电影正要开始,前座的两个年轻女孩突然站起来面对观众,大声地演讲,解释这部影片如何地蔑视南非黑人的惨境,希望大家抵制。现众中嘘声四起,有人不耐烦地大叫:“这里是美国;你要抗议到外面去!”也有生气的声音喊着:“我们付了五块钱电影票,让我们自己决定爱看不看!”偶尔有个微弱的声音说:“听听她们说什么也好!”但是群众的喊声愈来愈大:“出去!出去!出去!”

坐在我身边的母亲显得很难过,她转身对我说:“这两个年轻女孩竟然愿意花十块钱买票进入一个人人喊打的地方来——或许她们真有点道理也说不定。”

在大家的鼓掌声中,戏院的工作人员很粗暴地把那两个女生架走了。灯又黑下来,但是没几分钟,一个年轻人,带着浓厚的英国腔,站起来说:“这是一部充满种族歧视的影片——”愤怒的观众打断了他的话,有人在叫警察,但这个青年毫无惧色,继续大声说:“你们不过我把话说完,我是不会走的!”群众喊着:“滚蛋!滚蛋!”好不容易,来了两个警察,笑容满面地把那家伙给请了出去。

观众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一个廿来岁、一脸胡子的小伙子在后排突然站了起来,说:“不不,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跟你们一样买了票纯粹来看戏的。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刚刚这几个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大人执着的话,我的祖父也许可以活到今天,不至于死在德国的煤气房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他说的一点不错;你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六十四岁的老母亲站了起来,面对着整个戏院;她全身在颤抖。[7]

在一个公理、正义和良心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一切种族歧视分子与法西斯主义者,一切与人类的和平和幸福为敌的人,都难以找到立锥之地。其实,在当今世界,只要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就不会像日本那样,允许有政客或者学者散布带有严重种族歧视倾向的言论,允许社会团体公开组织为侵略罪行翻案,甚至允许为法西斯主义评功卖好。但在日本,这一切都在经常地发生着,没有来自广大人民正义的声音如潮如涌的呐喊,没有媒体和舆论排山倒海式的声讨和批判,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禁止,在多数情况下只有默许和纵容,执政党会没有因为授反对党以口实而下野,当事人很少受到法律的严惩。

同样是当年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德国的做法就与日本形成鲜明对照:对于法西斯主义复活的倾向,没有丝毫妥协和忍让。德国人深刻认识到,对哪怕是一点点罪恶行径的放松都有可能酿成巨大灾难。从12年的纳粹恶梦中醒过来之后,德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中断过对历史的搜寻、检讨与批判。几十年来,德国(西德)的报纸与杂志一直在发表有关于纳粹的文章:希特勒的起落,迫害的远因、近因、方法、后果,犹太牺牲者的个案,德国的民族性与道德问题等。政府也作出了非常的努力:阿登纳总统给犹太人发补偿金;布朗德在华沙的犹太纪念碑前谦卑地下跪;从前的集中营变成博物馆,把德国的罪行赤裸裸的公诸于世。别说为法西斯分子树碑立传,德国政府甚至不放弃对逃亡异国他乡几十年的纳粹分子进行追捕。经过40年不断的刮骨疗伤般的反省自责,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1987年,西德先进派刊物Die Zeit(周报)刊载了广受瞩目的德国历史学者之间的争论,主题就是:在希特勒帝国已经消失了40多年之后,德国是否仍旧应该继续活在那12年纳粹的阴影中?柏林的诺特(Nolte)教授认为德国人没有必要把自己看作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怪兽,俄国人的古拉格与纳粹的集中营是一样的暴行。西德具领袖地位的历史学家哈贝马斯立刻提出严厉的反驳,指责诺特为德国人洗罪,意图重建德国人的团结心与爱国心;这两种“心”是像希特勒那样的集权者鼓吹的口号,“一朝被蛇咬”的今日德国对这两种“心”非常的戒慎恐惧。

今日日本再次走向军国主义的第二种可能性在于在经历经济危机或遭受其他重大意外事件的情况下,主流民众认可甚至认同邪恶势力所主张的观点。这个时候的民主就不再是自由民主,而是暴民政治。或许此时的民主也反映了真实的民意,但这种民意却是没有经过批判和自我反省节制,因此掩藏了更大的危险和破坏力,可能会带来全体的灾难。依靠民意上台的希特勒,基于民意而写成的美国南方歧视黑人的法令,以及中国文革时期的打砸抢,都是现成的例子。在这方面,日本也有前车之鉴。巴林顿·摩尔指出: “如果没有民主,人们便不会接受法西斯主义。或者如人们所夸张的:民主是法西斯主义历史阶段的民众入口。法西斯主义使反动倾向和保守主义大众化和平民化,由此保守主义必然失去它一度保有的与自由主义的联系。”[8]如果说今日日本反动倾向和保守主义已经大众化和平民化,显然是夸大其辞,但如果说右翼势力只是一小撮,不代表任何民意,无疑也与事实不符。长崎市市长本岛等被刺事件,就有力地证明了右翼势力在今日日本已经有相当势力。1990年1月18日,长崎市长本岛等在市政府门前被右翼分子开枪击中,身负重伤,险些丧命。事件的起因是本岛在一次会议上说“我认为天皇是有战争责任的”,引起全国舆论哗然。右翼势力立即行动起来,出动宣传车,散发传单,拨打恐吓电话,威胁本岛收回发言。据《长崎市长记录》载,“接到来自市议会、自民党县党部、右翼团体以及全国各地民众的大量抗议和威胁(电话),市秘书课、电话交换室、守卫室每天都昼夜不停地响着电话铃声,市长公馆也是如此,电报、电话、信件、明信片铺天盖日一般”,“大量的宣传车涌到,造成交通阻塞,噪音和恐怖给市民带来干扰”。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在日本,正确认识战争责任的障碍不仅来自上层,社会上右翼势力的反动能量也不可低估。[9]在右翼势力的鼓惑下,现在支持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人已经超过了60%。日本的右翼势力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日本政治。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对教科书问题含糊其辞,甚至有人经常为侵略战争张目,固然有部分政要本人就具有右倾倾向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在现行的日本政治制度下,日本的政客要考虑到来自右翼团体,如日本遗族会、神社总部的选票。日本学者竹内实就曾指出,在日本“国民”中,对历史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它也影响到了政党。[10]

根据卡尔霍恩的观点,当权的民族主义往往是一种要求人们严格忠实民族传统的官方化身之权威的压制型意识形态。[11]今日日本的右翼势力不遗余力地为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者辩护,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所谓的民族和国家的立场,殊不知如果没有公理和正义为引导,打着“为了国家” 、“为了民族”的幌子,可以干出无数灭绝人寰的勾当。不难想象,如果诸如石原慎太朗之流掌握了日本国家的权力,日本政治的发展必然会更加严重地偏离和平和进步的轨道。

日本这个在亚洲最早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和被公认为民主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不但未能对东亚地区的政治发展进程起到积极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反而经常起到了破坏性的和消极的作用,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日本的民主与自由民主之间存在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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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拉里·戴蒙德:《自由主义与民主》,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 第392-393页。

[2]马克·普拉特纳:《自由主义与民主》,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 71页。

[3]蒋立峰:《福冈判决与小泉参拜》,《日本学刊》,2004年第3期,第52页。

[4]相关资料参见王希亮:《试析日本战争责任的尖锐化趋势》,《日本学刊》,2003年第4期。

[5]Samuel P. Huntington:“American Democracy in Relation to Asia,”in R. Bartley, Chan Heng Chee, S.P. Huntington and S. Ogata edited : Democracy & Capitalism: Asian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 Singapore: ISEAS,1993, pp.38~39.

[6]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序第11-12页。

[7]译文源于龙应台:《这个动荡的世界》,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7-258页。

[8]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62-363页。

[9]王希亮:《试析日本战争责任的尖锐化趋势》,《日本学刊》,2003年第4期,第17页。

[10]竹内实:《日中关系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第425页。

[11]卡尔霍恩:《民族主义与市民社会:民主,多样性和自决》,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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