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回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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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最近二十年里成了世界上一个极为热门的话题,几乎所有地方的人都在谈论中国,包括“中国威胁论”、中国制造、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文化,中国这个在三十年前还少为外人知的国家一下子成了世界的焦点。


但是,在谈论中国的时候,谈来谈去都很难有什么新意。对于外国人来说,中国是陌生的,“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例外。”因为这是一个在这之前几乎与世隔绝的文明体系,他们谈论中国无外乎是大有异乡风味的衣食住行、陌生的历史、以及在他们看来不可思议的历史事件,为了了解的需要,也是思维习惯使然,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在观察中国历史的时候往往把中国历史简单化、模块化,这样既顺应了习惯,也更方便了了他们的观察。


但是现在在中国,中国人内部似乎也有这么一种倾向,把历史简单化、模块化,但是这种被西方人使用的方法,在中国实用起来似乎并不好用。因为简单化和模块化了的中国历史,在中国人的眼里变得光怪陆离、是似而非起来。一些被总结出来的历史阶段性被无限的扩大,并最终成为人们意识中的历史特性。说起中国文化,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儒,外国人把他称为儒教,中国人也跟着这么叫。而现代中国人能比外国人多知道一些的大概就是汉朝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很少有人去关注儒学真正统治中国文化是在数个世纪之后的唐宋时期,而且这个时候的儒学也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对于一个以重视历史、把历史看做基石的民族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而要对这种变化负起最大责任的不是别人,是包括作者在内的所有中国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一称呼是近代以来才兴起的一种叫法,具体的时间作者一时无从考证,而在之前,知识分子的称谓是“士”。在中国古代,统治者把天下“子民”分为士农工商,而士居于首位。从他正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那一刻起,特殊的出身背景、特殊的人生经历、独特的理想追求,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就注定了这个团体成为中国历史中流砥柱的命运。


士人不但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中流砥柱,更重要的是,中国士人的发展变化就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历史。我们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士盛而国兴,士败而国衰。中国的历史几乎就是在跟随这士人阶层的兴旺衰败而起伏变化。


从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开始崭露头角,到汉朝将士人作为国家管理层的主要选拔对象,再到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这是一段中国士人阶层从出现发展到鼎盛的历史。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的历史中,士人阶层无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这一时期的中国士人身上有着浓重的社会责任感和个人独立意识,将国家的兴旺和社会的安定视为最重要的人生追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汉唐盛世。在这里顺便提一下,作者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上述历史阶段中,以大地主和大商人为首的门阀出身的士人与出身贫寒的士人一直是相互竞争,争斗不休,但是也正是这种相互间的争斗所形成的良性竞争,使士人阶层的精神意识始终保持着健康向上的姿态。但是这种斗争到唐中叶,由于门阀的彻底衰落,使出身贫寒的士人一家独大,士人阶层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变化,而中国的历史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出现重大转变。


由于出身贫寒的士人成为社会主流力量,在缺乏竞争情况下,士人的精神意识开始出现变化,之前被门阀压制而兴盛的斗志消失不见,转而兴起的是追逐风雅、坐论空谈。而这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两宋时期虽然经济实力始终稳居世界首位,但是却因为文人积弱,缺乏斗志而导致整个两宋时期的军事斗争的失败,进而导致两宋的灭亡。这种情况并没有随着元朝入主中原而有所转变,到了明朝,处于统治的需要,明代的统治者对士人阶层开始了大规模的整肃,以打击士人为主要目的的文字狱接连兴起,这使得原本积弱的士人的脊梁骨被彻底击垮,把身上还仅剩的一点社会责任感和独立意识完全交给了皇帝,彻底失去了对皇权的牵制,并最终使皇权和士人阶层开始彻底的腐败和僵化;而这一情况到清代之后发展的更为严重,我们可以从《范进中举》一文中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士人已经完全失去了推动国家兴盛、民族自强和历史发展的能力,而失去这些士人之所以存在的基础之后,士人阶层完全脱化成了社会上的一大毒瘤。士人不事生产,但是士人的特权却依然保留。新中国建立的时候说是推翻了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其实这话并没有说完,压在中国劳动人民头上的最大的那一座大山不是别的,就是出身于贫寒,本应该成为劳动人民利益代言人但是却最终堕落的传统士人基层。从1840年中国开始反思自己,一直到现代,这一个问题甚少被人提及,不知道是不愿意面对,还是没有意识到。


我不知道毛泽东发动“反右”、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也无法去一一细数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所有后果,但是在这些后果当中应该包括一点,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彻底的打碎了那座压在中国人头上挪不开、还扯不清的大山,那个已经僵化、堕落的士人阶层。把历史赋予给那些以追逐风雅、坐论空谈,无所事事却享受特权,不事生产却又鄙视劳动者的士人头上的各种光环彻底的击碎,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双眼从头顶挪到额下,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彻底的认清楚,所谓士农工商,士排在第一位,并不是说士人阶层就比别人高一等,最终强行的把知识分子的心态拉回到应该在的轨道上来。


但是历史的发展的却在这之后出现了变化,时间没有给那些被打击的七荤八素的知识分子留下喘口气的时间,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了。如果说1840年之前的历史是一条蜿蜒奔流的大河的话,那么1840年之后,河水就变得湍急起来,而到了1979年,湍急的河流就变成了激流回旋。而还没有来得及调整心态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激荡回旋的浪潮中还没有来得及有所反应,就被商品经济的浪潮再次打得晕头转向,进而迷失了自己。我们如果细细的去品味一下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后,对下海经商、向“钱”看齐现象的出现也就会变得不那么大惊小怪了。对效率和利益的追求,导致急功近利思想的产生也就变得顺利成章了。


在现代工业化浪潮的裹挟下,还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边要面对新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重建,一边还要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而且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要面临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知识分子的分化;传统的知识分子、士人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登上仕途,成为国家管理层的一员,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剧烈变化的今天,通往仕途的道路变得狭窄,“学而优则仕”不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选择,知识分子开始遍及社会各个行业,并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力军。中国知识分子原本作为社会发展、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并没有随着旧有的、僵化的心理的打破而受到削弱,反而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得到了加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更是为这一地位的加强增添了气势。


但是,时至今天,刚刚获得新生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能够在社会、在历史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还依然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苦苦徘徊。


从1840年以来,中国开始了自我审视,而五四运动更是把这种自我审视上升到了自我批判,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自我批判又再次上升为全面破坏,中国旧有的文化和传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洗礼。我们现在很难说的清楚这种洗礼所产生的结果是好是坏,因为历史还依然在持续。但是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旧有传统文化的破除即为新思想的建立扫清了道路,为今天的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传统的缺失,使社会的发展失去依仗,传统暂时丧失了对社会发展的指导和影响,使社会发展在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的时候失去了耐心,社会内部产生了焦躁、冲动、急功近利等等负面性极端情绪,而这种极端情绪就集中表现在分布在社会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的身上。


如果说知识分子、士人是中国历史的中流砥柱,那么传统则是知识分子的脊梁。而知识分子的脊梁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断裂过一次,而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那根已经断裂的脊梁也消失不见了,没有了脊梁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在积极的寻找重建“脊梁”的方法,以此来寻求获取重生的希望;另一方面在剧烈变动的社会浪潮中希望能够寻得一处安身立命之地。而在这个过程中,本能占据了上风,生存成为第一目标。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待现实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看似荒谬的现象,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特殊的现象,而是在中国社会和历史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然。


在今天,我们无论是谁看到这种现象都会痛心疾首,无不感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但是我们不能话说得轻松,仅仅只做口头上的“圣人”。我们要做、而且必须做的事情有很多。要重塑我们的脊梁,建立新的民族文化传统,首先我们就要确保中国的“历史安全”,所谓确保历史安全就是保证我们的历史延续,保证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的延续,这是我们行为和思维习惯存在的根基,我们要保证这种延续不会被剽窃、不会被淡化、不会被遗忘,更不能被替换。要保证那些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稳定发展的历史文明得以完整的传承,不可因为任何外在因素而造成这种传承的断裂,并要根据历史发展的新变化对历史传承作出符合、并能够推进历史发展的新阐述,使历史文明能够为新的历史发展服务,并以此作为保障整个历史传承的安全必要方法。


第二我们要确保我们的价值观安全。价值观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意识安全的核心领域,是一个民族国家在精神意识上的中流砥柱,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社会从整体到个体,从表面到深层次的各个层面的安全和稳定。价值观植根于民族国家社会中的各个角落,是一个民族崇尚什么?反对什么?遵循什么样的行为和思维习惯的基础依据,从他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一个民族维系深层次稳定的无形的“脊柱”,因此确保价值观安全对于社会稳定、国家稳定至关重要,而对价值观安全形成威胁的不仅仅来至与外部,来之内部的威胁也同样危险。


第三我们要确保意识形态的安全。意识形态相对于价值观领域来说更加的具体,他所涵盖的范围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公共意识、经济秩序等等具体到国家管理层面上的存在。保证意识形态的安全要做的是要建立一个符合本民族历史发展、符合本民族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使之不会受到外来意识形态的干扰和侵害,这样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


上述三点,是构建新传统的必要根基,而这三点同属于一个范畴,那就是国家文化战略安全。


在保障了安全的情况下,新的传统建设还依然缺少必要的材料和力量,而这些材料和力量我们不可能完全依靠从历史中汲取,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第一点要做的是我们已经挂在嘴边快两百年的话题,糅合中西方文化。首先这是一个漫长、痛苦而且反复的过程,急不得、快不得,在“度”的把量上要恰如其分。而最重要的是,所谓糅合中西方文化,不是说我们把我们身上不好的或者是认为不好的那一块挖掉,然后从西方拿来一块补上,要是这样拼来拼去,会是什么样子呢?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那么糅合灵魂的力量就不会是东拼西凑所能够做到的,我们要做的是一种内在的修炼,我们要学习的是西方文化中最核心而且最有益于我们发展的精神,通过不断的学习、冲突以及到最后的妥协和调和之后,最终使之成为我们灵魂之所在,从根本上成为推动我们意识、推动我们历史发展的动力。


第二点,我们要掌握“话语权”,包括各种信息的制造、传播和解释。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种信息满天飞,成为我们学习、吸取知识的主要途径之一。有的信息会对我们有所帮助,而有的信息则会对我们产生误导,甚至是阻碍。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那个国家能够躲到一边“独善其身”,因此要想在这样的浪潮中迎风破浪,就要有主导信息传播的能力,而不是被动的进行防御。


第三点新文化传统的实践。一种新生的事物能否能为传统,就要看能否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而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一种文化传统能否得以传承,就要看这种文化能否得到广泛的认同,能否对比之原本本民族内部更多的文化类型做到兼容并蓄。因此新的文化传统在全世界的传播就势在必行,这不仅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标志,也同样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否由此获取重生,并最终找到自身在社会、历史中的应有位置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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