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北京,天色阴沉,寒气逼人。上午窝在家读土家族作家叶梅女士的随笔集《我的西兰卡普》,思考了这样的问题:每一个漂泊的我们,远离故土却饱受故土文化浸淫的我们,如何才能在这个时代的焦躁里和文化的碰撞里找到自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晚上就有人给了我回答。


晚上,贾樟柯导演电影处女作《小武》十年纪念活动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堂举行。导演贾樟柯和著名学者陈丹青在现场进行交流,畅谈二人十年电影心路历程。


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贾樟柯先生的成名作《小武》在国际曾经广受好评,得了八个奖,也成为国内青年一代的追逐对象,法国《电影手册》评论:“《小武》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是标志着中国电影复兴与活力的影片。”德国电影评论家乌利希•格雷格尔则称贾樟柯先生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在中国电影集体向好莱坞投降,沉沦于虚无缥缈的非现实主义题材的时候,贾樟柯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强烈人文关注显得尤为可贵。从学生习作的《小武》发轫,到捧得金狮大奖的《三峡好人》,贾樟柯的影像世界正在逐步成为理解中国的一种特殊方式,亦在重新诠释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


陈丹青先生是中国著名艺术家。早在1980年,陈丹青便以油画《西藏组画》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陈丹青于80年代初曾被中国同仁认为是当时最具才华的油画家,甚至直至今日,油画圈仍存在着“陈丹青情结”。《西藏组画》对当时长期盛行并严重教条化的主题性创作模式发生冲击,被认为是中国写实油画自前苏联影响转向溯源欧洲传统的转折点。


2000年陈丹青从纽约回国后先任清华教师,旋因不满现行研究生招生培养制度而辞职。之后他活跃在中国文化界,对中国文化艺术现状作了很多深入的思考,见解独特。


这样两位人物的对话让我期待。


活动在晚上6:30开始。第一环节是播映了一个反映贾樟柯出道十年间的创作历程的短片,然后贾樟柯先生以及其电影创作团队上台向大家致以问候。第二环节是放映电影《小武》。第三环节是贾樟柯导演与陈丹青先生的对话,主要通过与现场观众互动的形式交换关于《小武》、关于电影、关于这十年的看法。


放映电影《小武》的时候,片头的字幕打出“北京电影学院学生作品”的字样,全场开始鼓掌,还有人在尖叫。十年前,尚为北京电影学院大四学生的贾樟柯,也许无法想象十年后这样的场面,生命总是我们自己的创造中获得惊喜。


影片《小武》讲述了山西汾阳的一个名为梁小武的手工业者(小偷),他戴着粗黑框眼镜,寡言,不怎么笑,头时刻歪斜着,舌头总是顶着腮帮。他常常抚摸着石头墙壁,在澡堂里练习卡拉OK,与从前的“同事”现在的大款说几句闲言淡语,他穿着大两号的西装,在大兴土木的小镇上晃来晃去。他很清楚自己必然要被淘汰,这与他的职业无关,可能是他无法适应这个社会的变化。他去找以前的“同事”小勇,可是小勇如今已经是县里著名的企业家,是纳税大户,两人在屋里坐了半天,话却寥寥无几。在小勇结婚时,小武遵照以前的誓言送钱去给他,却因小勇说钱脏而退回。在被朋友拒绝之后,小武经常去唱歌,认识了歌女胡梅梅。有空的时候,小武经常陪胡梅梅去逛街、打电话。后来小武被胡梅梅无情抛弃。小武回到了家,可是家里的任何人都不接受他。他经常在拆建的破败的县城里晃荡,最后被父亲赶出家门。最后小武在一次例行“工作”的时候,被公安干警抓获并被铐在电线杆上。街上的行人冷漠地看着他,他冷漠地看着街上的行人。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小武,第一次是在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地下一楼的视听室里。已经记不清楚那时候年少无知、困顿焦躁的我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是否惊喜万分,但是昨天晚上,再次看到小武的时候,电影中茫然的脸庞,刺耳的噪音,晃动的镜头让我阵阵头疼。也许,青春就是这样的离经叛道,平日里时时怀念它,当它忽然跳出来的时候却能让人无所适从,一如我们脸上曾经顽固张扬的青春痘。


电影结束后,贾樟柯导演与陈丹青老师的对话正式开始。但是在陈丹青的提议下,二人在简单交待对电影《小武》的看法之后就把交流的机会给了在场的观众。陈丹青先生讲述了1998年身在纽约的他,某个夜晚经国内朋友推荐,第一看到小武时的心情,他用了两个字概括:“我操!”他说当他看见那个山西小县城里的小痞子,烟一抽、腿一抖,没有理想、没有地位、没有前途地站在公路旁边等车的时候,他就知道贾樟柯——这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将在中国电影第六代导演中走的更远。在我看来,这不乏对贾的溢美之词,但是后来由小贾变为老贾的这个人确实走了很远,而且还在坚定地走下去。


陈丹青在发言里提到的一句话“绘画拯救了我,电影拯救了贾樟柯”,引起了现场观众对于“年轻一代如何自救”话题的关注,连续有多位观众针对这个问题向陈丹青提问:“绘画拯救了您,电影拯救了贾樟柯导演,那谁来救救我们呢?”这些关于个体困惑的问题似乎与小武既充满憧憬又焦躁不安的个体生存状态非常吻合,而陈丹青的回答则非常犀利,“真的不要问这句话,谁能救救我们?可能让你不舒服,这是一个奴才的思维,谁来救我们。每个人救自己,从小救起来,哪怕把一个标点符号弄对了,不要有错别字。你自己救自己,他也是靠一部电影从一个街头少年变成一个贾樟柯,就是这样子的。”他还反对有的人“救救孩子”的呼吁,我们自己是否有一个清醒的姿态在拯救自己,如果没有,我们有什么资格救孩子?何况,我们凭什么确定孩子就需要拯救?


有人问贾樟柯电影《小武》与布勒松的关系。老贾的回答我觉得是精彩的。老贾坦言布勒松电影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因为看布勒松电影他也用非演员,但布勒松把非演员当作一个道具或者物件一样,把演员的生命力降到最低,老贾也喜欢非职业演员,但他喜欢在空间里面造成自然、自由热乎乎的色彩,同样用非职业演员大家思路不一样。老贾认为布勒松电影有他的品质,那个品质里面有很高傲的一面,这个高傲是他有一次去五台山玩的感悟,在五台山看山,山是沉默的,不取悦于你,你可以投入你的感受跟它交流,布勒松电影里面就有这样一种精神,这是他一直喜欢的。


最夸张的是有一个影迷提问:《小武》我看了不下二十遍,每次看到小武和梅梅在暗房里面伴着《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歌声在扭动身躯的时候我都泪流满面,为什么?贾樟柯的回答简洁直接:帮我回答,如果我有一个答案的话,我就不会再拍电影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回答,以前贾樟柯曾经说过一句话:“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不能因为要往前走,就忽视那个被你撞倒的人。”在过去的10年当中,他特立独行,用他的镜头语言去描绘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时代普通人所要承受的代价和命运发生的转变。而关乎这一切的回答,理应在我们每个人自身对这个时代悲悯的观察、碰撞的适应、细微的寻找之中。


散场后从北大骑自行车回家,初冬的五道口依旧喧嚣浮华,无数的小武游荡在街头,在他们青春迷茫的脸上,写满焦躁的时尚和焦虑的压抑,我骑车飞驰而过,心里在想再过十年,是否有人会怀念他们破灭的青春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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