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达赖“老巢”: 看“流亡藏人特别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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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08-11-21 11:35:01  中评社香港11月21日电/初冬时节的达兰萨拉,寒风萧瑟,凉意逼人。这个背靠喜马拉雅山脉,坐落在印度喜马偕尔邦的西北山区的小镇,因为此次“全球流亡藏人特别大会”的召开,而瞬间变得热闹起来。   在崎岖、狭窄的街道上,不时有西方国家牌照的车辆驶过,有些车上还架着卫星天线,一看便知是卫星转播车;身着喇嘛服装的人群中,多了许多不同肤色,挎着大包小包的人们;当地的宾馆、饭店、网吧也一时人满为患。显然,这个小镇非同寻常,这次大会也非同一般。   《国际先驱

2008-11-21 11:35:01

中评社香港11月21日电/初冬时节的达兰萨拉,寒风萧瑟,凉意逼人。这个背靠喜马拉雅山脉,坐落在印度喜马偕尔邦的西北山区的小镇,因为此次“全球流亡藏人特别大会”的召开,而瞬间变得热闹起来。


在崎岖、狭窄的街道上,不时有西方国家牌照的车辆驶过,有些车上还架着卫星天线,一看便知是卫星转播车;身着喇嘛服装的人群中,多了许多不同肤色,挎着大包小包的人们;当地的宾馆、饭店、网吧也一时人满为患。显然,这个小镇非同寻常,这次大会也非同一般。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也特地从印度首都新德里驱车十多个小时辗转来到这里。汽车一驶入达兰萨拉,就犹如回到了西藏境内:来自国内的辣酱、粉丝、午餐肉,乃至重庆火锅底料,占据了街头小摊的大部分空间,悠扬的“嗡嘛呢呗咪吽”六字佛乐的唱诵声飘然入耳。在记者下榻的小旅馆里,还可以清晰地收看到国内四川、青海、西藏等地电视台的节目。

这就是达兰萨拉,达赖喇嘛的寓所以及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他们极力打造的“小拉萨”。


“流亡藏人”的伤心地

其实,达兰萨拉分上下两部分。下达兰萨拉海拔1250米,基本是当地印度人居住。海拔约1800米的上达兰萨拉称为麦克里奥德.甘吉(Mcleod Ganj),人数只有8000多人,规模只相当一个乡镇,为藏人聚居区。“流亡藏人”把麦克里奥德.甘吉叫作“小拉萨”,显然怀有浓浓的思乡情结。

在上达兰萨拉街头,记者接触到的多数“流亡藏人”,话语眼神中难掩思乡之情。一位名叫泽西的藏人说,他从四川藏区来到达兰萨拉已有10多年了,但他始终没有结婚成家,因为“我的心还是在家乡”。一位毕业于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的藏族青年,1999年来到达兰萨拉。这名青年说,“爸爸妈妈都在家里,我出国9年了都不能回去看看他们,只能偶尔打一打电话,真想回去看看他们。”

1959年,约有13000西藏人和达赖喇嘛一起流亡到印度,其后一两年间,约6万多西藏人陆陆续续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地,成为“流亡藏人”。1960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将达兰萨拉“租借”给达赖喇嘛,建立了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到目前为止,海外“流亡藏人”人数共有约 13万,其中约10万居住在印度。

据了解,很多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生活并不如意。1959年随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的西藏人,因不适应当地气候等原因,很多不久便得病身亡。而一些得以幸存下来的,则被印度政府征发到偏远的山区修路。营养不良和传染病夺走了很多修路藏人的生命。而他们在印度出生的子女,到几十年后的如今,身份依然还是难民。

相对而言,生活在达兰萨拉的藏人生活还有一定保证,得益于达兰萨拉是国际旅游区的声誉,这个小镇的居民每年都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在这里,网吧、酒吧、夜总会、餐馆和旅游纪念品商店等等,一应俱全。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的印度穆斯林老板告诉记者:“每天光顾商店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很多来自发达国家的游客出手大方,因此我也算发了‘西藏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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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儿童村”内,孩子们在上课。

而生活在印度其他难民区的藏人,生活水平则比较落后。泽西告诉记者,相对于印度人,藏人普遍要勤劳,难民身份更是让他们不敢懈怠。但这也给藏人带来了麻烦,一些当地印度人因此嫉恨藏人,族群冲突时有发生。

冲突一旦发生,印度警察多半会站在印度人一边,“流亡藏人”也只能默默流泪了。一个西方旅游者也告诉记者,他亲眼看到印度警察介入了一起印度人和藏人的争执,而结果是那个藏人遭五花大绑游街。

泽西感叹说:“寄人篱下的日子真的不好过。”


“流亡政府”财政紧张

“定都”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仿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了政治体制与行政架构,依靠 “西藏内阁(噶厦)”、“西藏人民议会”以及“最高法院”对全球海外流亡藏人实行控制与管理,达赖喇嘛则是最高领袖,担当正常政权的“元首”职能。目前,“西藏流亡政府”有接近3000名“公务员”,管理着全球约13万人的“流亡藏人”群体。

据有关人士透露,“流亡政府”的收入主要靠海外金主的资助。目前在纽约有个西藏基金会,是1991年由西藏难民和美国人设立的,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上千万美元资产的机构,其部分经费来自于美国国务院难民计划办公室。1984年成立的“促进民主基金会”和索罗斯的“公开社会”,近年来也开始大量援助“西藏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还规定“流亡藏人”每人每年要向政府缴纳46卢比的所谓的“独立税”。而有薪人士则须缴纳基本薪资4%或薪水总额的2%,选其中较多者缴纳。 “流亡政府”还经营业务增加收入。“流亡政府”的“财政部”拥有慈善基金会、出版社,在印度和尼泊尔拥有旅店,在澳洲与美国经营土产手工分销处等等。“流亡政府”还建有网站,通过互联网从民间募捐。

另外,达赖喇嘛经常以“西藏精神领袖”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身份周游列国,通过大量的弘法会和讲经活动获取捐款和赞助。据报道,达赖在欧美的一些弘法会,其赞助票开出的价格为每张高达1000美元。

“流亡政府”之所以能得到海外的大量资金支持,其中的一个因素是其对自身的“民主化”包装,掩盖政教合一的本质,以迎合西方人的口味。

尽管如此,“流亡政府”的财政状况依然非常窘迫。破旧不堪的“政府”办公大楼,也许能印证其惨淡经营的境地。楼道里光线阴暗,办公电脑多是老式的CRT显示器台式机,连打印机也没有彩色打印功能,办公室里的桌椅更是破旧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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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藏人代表”脸上难有笑容。


儿童教育很西化

此次“全球藏人特别大会”是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举行。会议间歇,记者走访了几间教室,采访了一些正在课间休息的师生。

一位教英文的老师告诉记者,儿童村是“流亡社区”儿童、少年免费接受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地方。他们不仅可以免费读书,校服和日常生活开支也是免费的。由于达兰萨拉儿童村位于山顶,日照时间长,所以还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学生们可以用热水洗澡。

这位老师说,这个儿童村建于1960年,目前已经发展成拥有12个年级、2700多名学生、130多位教师的大型系统学校。学校的最高处是幼儿园。在山林不许砍伐的印度,木地板非常昂贵,但记者看到,幼儿园的屋子里居然铺着木地板。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村的学校采用藏语和英语双语教育,6年级以下是完全藏语教学,6年级以上开始藏英文双语教学,美其名曰“为学生未来报考印度和欧美高等学校做准备”。汉语教学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而语言的隔阂与沟通的不畅,正是矛盾和误解产生的原因之一。

对于多数“流亡藏人”而言,在印度和欧美大学里深造的吸引力不言而喻。一个正在做英语作业的小学生就用稚嫩的英语告诉记者:“将来我要考上世界最好的大学。”可以看出,“西藏流亡政府”在培养下一代方面很下功夫,而且在教育过程中以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为理由,割断其与中国的文化联系。

另外,“西藏流亡政府”还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内藏人宣传,在达兰萨拉生活的藏人读书、看病都不需要自己花钱,由此把达兰萨拉描绘成“人间天堂”。以至于国内一些生活一时不如意、不明就里的藏人投奔而去。而多数满怀希望而去的藏人,收获最多的还是失望。

为了安抚失望的“流亡藏人”,“西藏流亡政府”加强了“讲经布道”。据悉,“西藏流亡政府”始终没有停止过对藏传佛教的宣扬,而旁人则很难在政治意图与传统信仰之间画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据了解,到目前为止,“流亡藏人”已在印度的“流亡社区”建立了200座左右的寺院,有15000名以上的僧尼。


直击“全球流亡藏人大会”

而在中央为达赖集团划下红线后,达赖也打出了所谓的“民意”牌,指示“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和议会”策划一场所谓的“全球流亡藏人特别大会”,以劫持所谓的“民意”向中央政府施压。

11月17日,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来自于14个国家的559名“流亡藏人代表”,匆匆赶往这个坐落于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西北山区的小镇。背靠喜马拉雅山脉的达兰萨拉,尽管景色优美,空气清新,但前来的与会“代表”并无雅兴,因为眼下他们要进行一场没有结果、也没有意义的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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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流亡藏人特别大会”(凤凰网图)


达赖集团内部争夺“民意”

当天上午9点30分,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大厅内,尽管灯光明亮,但与会“流亡藏人”的脸上却是黯淡无光。

显然,他们高兴不起来。尽管达赖喇嘛声称要通过这次会议“把民众的真实意见如实地表达出来”,但以“藏独”为纲领的“藏青会”却在会前对“大会”邀请的与会人员表达了不满。“藏独”激进分子丹增尊珠声称:“500名与会代表中,有约300名是西藏流亡政府官员,或认同西藏流亡政府立场的人。西藏流亡政府是否为了维护现行政策,特意就与会人员进行了这样的安排。达赖喇嘛要求召集的是民众大会,而这却变成了西藏流亡政府的官方会议。”

“藏青会”等“藏独 ”激进团体,更是力图借“大会”之机促使“西藏流亡政府”公开打出“藏独”旗号。“藏青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共关系秘书孔周克就公开表示,“藏青会”相信可以在这次会议上获得更多的支持,因为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已经成为“跛脚鸭”。他声称,为了达到“藏独”目的,“任何非暴力的诉求方式,都会用上,包括死亡绝食。”

显然,“藏青会”等一些激进“藏独”组织与“流亡政府”在争夺所谓的“民意”。这在中央党校教授胡岩看来,他们的所谓民意,充其量也只是“流亡藏人”的“民意”,“国内还有几百万藏人,他们是无法代表的。达赖集团和‘藏独’组织妄称西藏政府不代表民意。然而,众所周知,西藏政府也是有人大,有政协,是经过选举真正代表藏族同胞利益的。”


达赖缺席大会为“避嫌”

此次举行的“全球流亡藏人特别大会”,据称是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以来的首次。达赖喇嘛在会议召开前的11月14日特地为发表讲话为会议定调,说此次大会的目的只是“通过充分协商讨论,了解基层民众的真实意见,而根本不是一种政治策略或彼此诿过,更不是企图达到某种隐藏的目的”。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达赖在发表这番讲话后,竟缺席会议,转而游历欧洲。“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噶玛曲培解释,达赖喇嘛不出席,是“为了避免影响公众舆论”云云。为了配合达赖喇嘛对会议“了解真实民意”的定调,“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也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将“认真聆听民众的意见,而不发表任何言论。”

有评论认为,达赖可能自感已不能完全控制流亡藏人中的各种势力,尤其是公开声称“西藏比达赖喇嘛更重要”的“藏青会”等“藏独”激进势力。他不久将参加纪念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活动,如果现在和这些激进势力搅和在一起,很损害他“和平喇嘛”的形象,所以觉得还是不参加为好。

胡岩教授表示,“其实达赖也是要对西方人交待的,但现在他是无法交待了,他自己也承认‘中间路线’失败。之前他都是打着宗教的旗号来从事分裂活动,但西方有些之前被其蒙蔽的人也在慢慢醒悟。当然,西方人对达赖态度的改变能走多远,现在也很难预料,但这使得达赖事先要找一个台阶下。所以达赖就采取了避不出席的策略。”

西方媒体不远万里来“捧场”

尽管达赖喇嘛本人缺席,但这次“全球藏人特别大会”还是充分展示了“西藏流亡政府”的公关能力,记者在会场见到了来自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以及日本共同社等世界主要媒体的60多名外国记者。最为夸张的是,居然有欧洲电视媒体驱车携带采访设备,跨越欧亚大陆赶到这个偏僻的山间小镇前来采访。

有部分西方媒体到来的目的是要为达赖集团捧场,为达赖集团向中央政府施压制造声势。例如,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大会前一天就以“年轻藏人‘将用鲜血抵抗中国’”这样耸人听闻的题目煽风点火。文章声称,“深感挫败的年轻藏人正在煽动战斗精神,筹划出一份以独立为目标的宣言”。

尽管如此,但西方一些记者私下里并不看好此次大会。一位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表示,“会议很无聊,没有任何实际内容。”


向中央施压不会有结果

此间观察人士指出,无论激进“藏独”分子在大会期间对抗中央政府的言论,还是西方媒体在一旁的煽风点火,在当前的背景下,都有向中央政府施压的意图。

然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则在大会开幕仪式上表示,“召开此次大会的目的,不是向任何国家施加压力”。但桑东又说,“西藏流亡政府”的基本政策是否需要改变,由“民众”来决定,是按“民众意愿”来决定。

显然,桑东的画外音还是要以所谓的“民意”,来要挟中央政府。胡岩教授认为,“这显然是在施压,但中央政府不可能让步,因为中央政府已经明确划下了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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