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从台湾228事件看当代台湾民族主义

微言大义 收藏 5 3611
近期热点 换一换

近日,受台商协会所邀做一次演讲,会间某台湾同胞提出台湾228事件是催生与中华民族意识分割的所谓现代台湾民族主义萌发的导火索。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现在首先回顾一下台湾228事件的过程。

1947年2月27日,台湾专卖局六名稽查员会同四名警察前往台北太平町稽查走私物品,由于线报失误,稽查人员没有发现大宗走私物品和走私者,仅抓获一名不及走脱靠零售公私香烟为生的女性小贩林某,稽查人员将林某的香烟及现金全部沒收。该小贩哀求稽查人员发还现金和专卖局核准的合法香烟,以维持生计。在此过程中,林某与稽查人员发生争执,其中一名稽查员用配枪敲击林某头部,致使其头部血流不止。稽查人员的暴行激起围观群众的众怒,他们将稽查人员围住,一些人还高喊“阿山 (台语,意指外省人)不讲理”、“猪仔太可恶”等。稽查人员见众怒难犯,急忙夺路而逃,围观民众在其后尾追不止。见无法脱身,慌乱中一名稽查员竟向民众开枪,流弹击中一名无辜的男性旁观者陈某,由于伤治不愈,陈某于次日死亡。陈某的死亡成为引发228事件的导火索。

而稽查人员则趁乱逃至附近的警察所,百余名愤怒的群众包围了警察所,强烈要求将行凶者绳之以法。在群众压力下,赶往现场处理此事的专卖局官员迫不得已将六名稽查人员送往台北宪兵团看管。但现场民众对这一结果感到不满,要求立即将六名稽查人员逮捕法办。而专卖局官员以“刑罪罚恶,律有明文,未予擅便答复”为由,拒绝了群众的要求。于是现场群众赶至台北宪兵团驻地,要求交出凶犯。时任台北宪兵团上校团长的张慕陶拒绝了群众的要求,同时命令一个排的宪兵持枪面向现场群众。这一莽撞的做法更加激怒了现场群众,于是有人找来一面铜锣,击锣高呼“台湾人赶紧出來报仇”,“不出来的不是蕃薯”等口号,通宵达旦围住宪兵团驻地。

与此同时,导致此次事件升级的另一个事情发生了。一部分群众前往台湾新生报要求该报揭露此事,尽管有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禁止刊登此事件的新闻禁令,但该报社长迫于群众压力答应登载。次日,新生报用很小的篇幅刊登了关于此事件的报道。于是,一个偶然发生的刑事案件引爆了台湾民众自光复一年多来对国民政府的极度失望与不满,大批台湾群众包围警察局和宪兵队,烧毁车辆,并要求立即处决凶手。震惊中外的228事件由此发生。

1947年2月28日上午,大批台北群众走上街头,沿街击锣呼吁商户罢市,沿途商店纷纷响应。加入游行的民众也越来越多,两,三千游行群众冲入凶手所在单位专卖局台北分局,将2名稽查人员围打致死,并打伤4人。同时将专卖局台北分局所存物品付之一炬后,游行队伍转向台湾专卖局总局,示威请愿,要求严惩凶手。由于未得到满意答复,游行群众转往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继续请愿。台湾民众对专卖局的痛恨由来已久,台湾专卖制度始于日据时期,早在1910年,为有效达到控制台湾经济命脉和掠夺台湾资源的目的,第五任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设立专卖局,对台湾主要产业如石油、烟草、食盐、樟脑、鸦片、酒类等由官方实行垄断性专卖管理,实施价格垄断,收入占殖民当局财政总收入的40%—60%以上。陈仪到台赴任后沿袭了日据时代的专卖制度,公营机构几乎垄断了台湾经济的各个方面,严重挤压了私人资本和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致使台湾“除官警贸易企业以外的民间贸易企业一律停顿”。以至于1946年,以国大代表连震东为首组团向南京请愿,要求“中央明令取消与民争利之贸易公司,及类似性质各种中间剝削机构,取消各种战时统治法令,以疏民困。”可见,陈仪的这个经济政策不仅严重阻碍了台湾经济的发展,也无法抹去日据殖民时代给台湾人民带来的惨痛记忆。因此,台湾光复后,台湾地方当局经济政策的失误是造成228事件的原因之一。

2月28日下午1时许,游行群众向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前进,此时有谣言说民众在行政长官公署可以领到大米,受这一谣言的影响,大批台北市民蜂拥而至,尾随游行队伍向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进发,游行队伍声势愈加浩大。当游行队伍行至台北中山路路口,遭到早已部署在此的行政长官公署卫队士兵的射击,游行群众或倒地身亡或中弹受伤哀号不已,余者四下奔逃。此次行政长官公署卫队的行动拉开了228事件的序幕,并使局势恶化而一发不可收拾。

接着,台湾民众聚集在台北公园(1996年,陈水扁任台北市长内改为228和平公园),随后占领台湾广播电台,并向全省广播,号召民众起来反抗贪官污吏。2月29日,台湾各地相继得知台北发生228事件,骚乱由台北地区进而蔓延到台湾全岛,民众诉求也由严惩凶手上升至反贪渎反压迫台人治台等政治抗争。2月29日下午,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鉴于局势恶化有不可收拾之虞,宣布戒严。同时派出武装军警在台北市区街头巡逻,并悍然开枪扫射,致使10余名无辜群众伤亡。

此外,台湾民众与外省籍人士的冲突也愈演愈烈。部分台湾民众在“打阿山”口号的蛊惑下,毫无理性地针对无辜的外省籍人士展开多起血腥报复行动。外省籍人士开设的旅社,药店和百货公司等纷纷被焚毁。在台北各区,不少外省籍人士被殴打,228事件由台湾民众与政府的直接对抗扩大为“盲目排斥外省人暴动 ”(陈仪语)。据当时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的汪彝定回忆,当时很多外省籍人士被暴徒用棍棒殴打致死致残,在个别地区甚至妇孺也未能幸免,针对外省籍妇女的性侵犯也偶有所闻。据事后不完全统计,外省籍人士在此次事件中至少有15人被暴徒无端打死。台湾民众与外省籍人士之间的矛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既有光复后政府施政不当、国民党驻台军警军纪警纪败坏引起的,也有少数大陆不法之徒在台湾作奸犯科引起的,而日本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则是最主要原因。自甲午战争,腐败的清政府割让台湾给日本后,日本历届在台殖民政府一方面不遗余力地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运动,一方面极力推行所谓的皇民化运动,并在台湾民众中大量培养亲日势力以为爪牙,力图在民族心理与文化上彻底隔断台湾与祖国的联系,经过近半个世纪,日本的这一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部分台湾民众的国家观民族观日益淡漠,甚至有人以日本皇民为荣。台湾光复后,大批原台籍日军被遣返回台,部分原台籍日军深受皇民化运动毒害,并不认同自己的祖国,而以日本人自居,他们中的一些人组织具有强烈日本军国主义色彩的准军事组织,妄想恢复日本殖民统治。在228事件中,这些人利用国民政府治台政策失误造成的台湾民众心理上的极度失望与不满,极力挑唆省籍矛盾,并成为针对外省籍人士实施暴行的主要力量。由此可见,日本近半个世纪殖民统治的影响是228事件发生的外部因素。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治台行政措施失当也要对其负责。日本据台时期,尽管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而实质上日本人仍视台湾人为末等公民,在几乎所有部门,台湾不仅无法获得与日本人同等的机会与地位,甚至无法获得与朝鲜人同等的机会与地位。台湾光复后,台湾民众参政议政,渴望在各方面取得平等地位的要求也空前高涨。但依据国民政府制定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的规定,不仅在客观上剥夺了台湾人参政议政,渴望在各方面取得平等地位要求,同时外省籍人士与台湾人“同工不同酬”的待遇也让台湾人感到低人一等,使很多台湾人把行政长官公署视为日据时代的总督府,把行政长官视为日据时代的总督。此外,某些外省籍官员官僚作风盛行而且行政效率低下,不能解决台湾民众迫切关心的民生问题,而出现包括执法者在内的官员普遍贪渎事件,都让很多台湾民众对国民政府深感失望和不满,也加深了台湾民众对外省籍人士的不信任。



228事件肇始于台北,随着事件的扩大逐渐蔓延到台湾全省。3月2日,嘉义地区爆发起义,民众组织武装队伍攻击当地驻军军械库和飞机场,“战事进行之激烈,与公教人员损害之惨重,堪称全省之冠”。3月3 日,高雄民众围攻驻军医院与宪兵队等地,高雄警备司令彭孟缉派兵镇压,导致无辜高雄民众多人伤亡,而在随后展开的扫荡行动中,多达1500名民众被捕,部分民众被军警公开枪决。彭孟缉的草率行动也直接导致今天高雄一直是台湾绿营势力大本营之一的后果。

在228事件爆发初期,时任台湾行政长官的陈仪有意以政治手段解决此事件,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决定。3月1日,台北市参议会邀请台籍国大代表、省参议员等在台北中山堂成立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并推举代表晋见陈仪,提出解除戒严令、释放被捕民众、禁止军警非法使用枪械、由政府和民间共同组成处理委员,并由陈仪通告全省等项要求。对此,陈仪全盘予以接受,并把处理委员定名为228事件处理委员会。但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却超出了陈仪最初预想,直接导致事件最后发生无法挽回的逆转。

首先,以宪兵团团长张慕陶和高雄警备司令彭孟缉等人为代表,他们主张以武力手段来镇压此次事件。张慕陶认为此次事件已经演变为“叛国夺权”,他指责陈仪“似尚未深悉事态之严重,犹粉饰太平。”而彭孟缉则把此次事件视为叛乱。另一方面,蔓延整个中国大陆的国共之争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此次事件中。3月2日上午,台中民众在台中戏院举行市民大会。与会者一致推举台湾建国工艺职校校长中共地下党员谢雪红为主席。谢雪红提出“详述光复以来,陈仪暴虐政治的事实与目前台湾的形勢,强调欲解放台湾人民的痛苦,人民必须团结起来,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立即实行台湾人民的民主自治。所以必须响应这次台北市民的英勇起义,不怕牺牲,斗争到底,争取彻底的胜利”等政治主张。会后,台中民众举行了浩大的游行示威,呼吁民众响应起义。谢雪红组织400余名青年学生并联络国民党部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组成台湾历史上著名的“27部队”,谢雪红亲自担任总指挥,开展武装斗争。与此同时,3月3日至5日,嘉义、台南、高雄、彰化等的全省各县市228事件处理委员会纷纷成立,几乎取代台湾地方政府的职能。

鉴于各方的压力和迅速变化的事态,陈仪不得不改变用政治手段解决事件的初衷,向国民政府请求派兵进行武装镇压。3月6日,陈仪派员至南京向国民政府提交事件的详细报告,在报告中,陈仪说:“事起之后,奸党、日据时代御用绅士及流氓趁机鼓动,排斥外省人,反抗政府,夺取枪械,包围县市政府,可知其绝非普通民众运动可比,显系有计划、有组织的叛乱行为”,所以“严加惩治因无疑义”,“奸党乱徒,须以武力消灭,不能容其存在”。

3月9日和10日,原驻防浙江昆山的国民党第21师2万余官兵在师长刘宇卿的率领下在高雄,基隆登陆。3月10日,陈仪颁布戒严令,国民党军队随即展开镇压行动,整个军事行动分为扫荡和清乡两个阶段。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正规军面前,台湾各地的起义队伍很快被击溃,之后进行的清乡行动则在于逮捕所谓嫌犯,收缴武器,建立保甲制度等。需要指出的是,在国民党军队的这次军事行动中,部分部队为报复少数台湾人“打阿山”的行为,滥杀无辜;而部分部队则军纪败坏,有些军人借机敲诈勒索,或者干些鸡鸣狗盗的非法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此次事件对于台湾人民的伤害和自台湾光复以来政府政策不当造成的省籍矛盾,直至今天恶果犹在。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台湾228事件,关于在这次事件中遇难者的确切人数,各界一直众说纷纭,少则认为有数百人,多则认为达十余万人,至今仍然没有一个为各方共同认可定论。但无论怎样,这次悲惨事件毫无疑问对于中国现代史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对于当今台湾民粹主义思潮的发展以及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未来发展都有着深刻而长远的影响。正确认识这次事件的本质,对于两岸民众从猜忌误会走上和解最终走向国家统一,对于汉民族实现民族统一到最终走向完整的中华民族的统一都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而综上所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皇民化运动的后果,国民政府以及台湾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一些不当政策,某些官吏的贪渎与部分军警人员和歹徒的不法行为等等因素是造成台湾228事件的主要原因。而绝不是“台湾民族意识爆发”结果,也不是什么“催生与中华民族分割的所谓现代台湾民族主义萌发的导火索。”

那么,当代台湾有没有台湾的民族主义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台湾的民族主义绝不是迥异于中华民族之外的具有独立文化特征和表现的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当代台湾的民族主义属于中华民族意识的一部分,只是在台独分子的蛊惑和操纵下走入了迷茫。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催生民族主义的最根本诱因,这种经过数千年积累的文化基因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众所周知,台湾是一个以汉族移民为主体的地区,90%以上人口是汉民族,经过明清以及现代三次移民潮,汉文化已经深深根植于台湾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1949年,大批不同省籍不同民族的军人、知识分子、学者和工商业者等各阶层人士跟随蒋介石先生退居台湾,大陆不同地区文化就在台湾生根开花,以饮食为例,在台湾可以吃到地道的东北水饺,河南烙饼,也可以品尝到正宗的四川火锅和闽粤海鲜。在宗教上,台湾既有鲜明闽南色彩的妈祖庙,也有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和佛教。这些不同地区的文化在台湾融汇交流共同构成今天的台湾文化,而追根溯本都源自中华文化。从公元2年,汉平帝封孔子十二代孙孔霸为关内侯到1055年,宋仁宗改封孔子第46代孙孔圣佑为衍圣公至1935年,国民政府改衍圣公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为止,无论朝代如何更替,封赠孔子后裔都是作为尊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标志,1949年第77代衍圣公(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先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作为原国民政府和今天台湾地区政府唯一一位世袭特任官孔德成先生在台湾毕生传扬儒家文化。这些事实都说明当代台湾的民族主义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它属于中华民族意识的一部分。尽管在日据的近半个世纪里面,台湾与祖国处于分离状态,日本大力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亦不曾从根本上抹去深植于绝大多数台湾人民精神内的文化传统与中华民族意识。1940年,日本为推行其皇民化政策,允许台湾民众改用日本姓氏,但是到1944年底,只有占台湾户口总数1%和人口总数不到7%的台湾人改用日本姓氏,而同时期,在同样推行皇民化运动的朝鲜改用日本姓氏的户口总数却高达83%。而在台湾皇民化运动期间,尽管日本人强令禁止台湾民众进行传统祭祀祖先活动,但很多台湾民众甚至冲破日本人的封锁回到大陆祭拜祖先陵墓。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力量。因此,台独分子所谓的台湾民族主义,没有迥异于中国文化的具有独立特征的异质文化支持,岂非无根之木。

台湾某些浅绿色人士不否认台湾文化源自中华文化,也不否认两岸民众同根同源这个事实。然而,他们认为新加坡70%以上也是华人,所信奉的也主要是中华文化,而新加坡却是一个具有独立民族意识的主权国家,台湾和新加坡的情况类似。显然这种貌似温和却罔顾事实与法理的观点同样是台独理论的一个亚种而已。台湾与新加坡的情况截然不同,在日据的时代之前的数百年与之后的数十年间,台湾一直处于历届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和直接统治之中,在地域联系上,台湾一直没有脱离祖国母体,而新加坡则从来就没有纳入过中国的地理范围之内。从清政府割台到二战后台湾光复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日本千方百计试图隔断台湾与大陆的各项联系,但大部分台湾民众对于中国国家的认同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受辛亥革命鼓舞,1913年台湾苗栗罗福星发动武装起义,明确提出“驱逐日人,恢复台湾”的口号。1914年南投沈阿荣发动起义,旗帜鲜明地提出台湾回归中华民国。仅从1912年到1913年底,台湾南投、嘉义、台中、台南等地就发生刘乾、黄朝、张火炉、李阿齐和赖来等多人发动的抗日起义,他们的起义目的都是要使台湾回归祖国。1921年,蒋渭水在台北成立台湾文化协会,目的在于“唤起汉民族自觉、反对日本民族压迫”。随着抗日的爆发,尽管日本人在战术上一直保持优势,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国都也一迁再迁。但是台湾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却没有改变。卢沟桥事变后,根据对台湾民众思想动态的秘密调查,日本台湾军司令部在一份报告中称“事件爆发当时,一部分本岛人当中由于民族偏见,依然视中国为祖国,过分相信中国的实力,受宣传的迷惑,反国家或反军队的言论和行动在各地发生,民心动摇。”1945年10月,台湾光复,一个日本秘密警察沮丧地这样记述:“日本开拓50年之文化已在一夕间化为昨天之梦。全岛各地连这样的乡下地方都在讴歌‘复归祖国’‘台湾光复’。今年的除夕,家家户户已扬弃稻草绳,改以贴上中国式的红纸门联,上面的‘还我河山、祝台湾光复’等字句,充分显示着台湾人再也不向任何人低头的由衷喜悦。”由此可见,国家的认同,文化的认同与民族的认同是台湾区别于新加坡的根本所在。而在二战期间,包括新加坡在内世界各地无数华侨毅然回到祖国,共赴国难,同样是因为他们对于祖国有无法割舍的爱。

事实上,台独分子所鼓吹的所谓台湾本土意识亦是中国传统地方主义在人为操盘下发展到极端的结果,民国时期,各地军阀所鼓吹的什么“晋人治晋”,“湘人治湘”与此难道没有相似之处吗?而台独分子试图用“去中国化”来抹杀台湾人民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而建立所谓的新台湾民族和台湾文化,然而,众所周知,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在短时间彻底抹去经过数千年积累下来的文化基因,并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恐怕连上帝都无法做到,因为在创世纪中,上帝用6天创造了世界,但他却没有给他的孩子创造出一个文化。神做不到的事情,台独分子也做不到。而近来,两岸关系的逐渐转暖,随着两岸人民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交流的深入,必将消除隔膜与误解增进彼此间了解与信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必将统一,我们的战士将永远不再倒在兄弟阋墙的战场上,对此,我深信不疑。

(事件经过资料来自台湾媒体和国内出版物)

本文内容于 2008-11-25 15:37:04 被微言大义编辑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33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精选
5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