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物 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是史无前例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挥之不去的梦魇,它奠定了我一生基础。其实,这场动乱之初只要周恩来或林彪这两人不支持即可自动制止,而他俩也可能会成为拯救民族灾难的伟人。特别林彪,他是毛泽东能否进行文革的前提。但事实上,文革是在他俩的支持下,毛泽东才得到了胜利进行的保证。神是人们共同造出来的,当时在那个民族存亡的关头哪个为人民抛头颅洒鲜血打江山的元老曾出来说句公道话了?而谁又愿意放弃待遇不享?谁不想: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所以,将文革罪责推给四个小喽罗“四人帮”是不公正的。 文革之初毛泽东为何不惜代价许以第二把交椅非要拉住林彪?就是为了撑握命根枪杆子,随时摆平军队元老可能的造反和其它国内外变数。试想,为何所有元老服服贴贴宁死不敢造反,比如贺龙不敢再举菜刀?就是因为毛泽东有林彪撑腰,可谓立竿见影。 文革从搞刘少奇开始,最终是周恩来。刘少奇没有军队根基,正如毛泽东当面对他所说的那样:只须动一动小指头。“不倒翁”周恩来才真正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但对周恩来他没有把握,一直不敢动手,只能见机行事,先要将他的几根支柱砍倒。最后几年虽然点名批“周公”,矛头直指,但何惜这一目标直到最后一刻一直没能实现,理所当然地文革也一直不能圆满结束。林彪是毛泽东抗周元老派的关键人物。为了对付周恩来反对可能出现的分裂局面,毛泽东已随时准备好带着“中国战神”林彪重上井冈山。但周恩来已成竹在胸,真不愧人民的好总理,为了党的利益,为了顾全红色江山大局,忍辱负重,他一直忍受着,脸带微笑等待着转机。毛泽东自己没有军队基础,不得不依靠已全民皆兵的老百姓,即用所谓“人民战争”来对付可能的事变,特别是工人,故意将“工人阶级”吹上天。当时国民经济摊痪,工厂机关以搞政治为主,每天学习,上下班二次洗脑念政治经;上海街上到处是武装民兵在巡逻,以反“苏修”为幌子搞战备,全国处于半戒备状态,但真正的目的主要是准备打国内阶级敌人,“苏修”乃其次,毛泽东对当时到访的法国外交部长莫里斯.舒曼亲口说:“你们还要注意,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危险哟”一语道破天机!当时中国所谓一小撮“修正主义”当权派主要就是指以周为首的元老派,这已是公开秘密。更妙的是从历史来看,中共成立初期,周恩来正是直接受斯大林共产国际指挥的党内一号人物,所以当时不能排除国内“修正主义”联合国际修正主义打内战的可能性,果真那样,毛显然已准备好了让林彪指挥全国人民大干一场,包括我们红小兵也不得等闲:练刺刀、练防空防核、练拉练、练……。“四人帮”确有含沙射影、一箭双雕之意。归根结蒂一句话:枪杆子里边出政权!党内斗争也不例外。但最后毛派人马在毛泽东死后全被周派元老叶剑英邓小平清算了,包括“你办事,我放心”的华国锋。 林彪最后几年一枝独秀出足了风头,自以为天下第一武将,文革第一功臣,皇家不可或缺的栋梁,显然不愿继续韬光养晦,静等接班,所以不愿再服服帖帖地听话。妄想当国家主席,从毛泽东手里分得一份权力,有功高盖主之嫌,让毛泽东芒刺在背不得安宁,所以毛说他有野心也不算错,确实十分危险,而且那时形势与文革初也已不同,当时其利用价值已不象文革初那样迫切,此时再留着已弊大于利,不得不排除。林彪不可能这样莫名其妙地仓惶出逃。从道理上来讲,既然已被党章指定为接班人,第二把手,毛主席真的信任他,做一个闲职也并不过份。林彪虽以战神著称,但显然不是权术高手;是军事家,不是权术家,参与文革被利用是他一身败笔。而当时唯一能消灭林彪的只有周恩来。 林彪死后毛泽东不得不解放包括叶剑英在内许多靠边站的老干部,当时周恩来趁机找军队高级将领一一亲切谈话,部分老将当时就表示要打倒“四人帮”出气,被周恩来耐心劝阻,所以文革后某些元老对周并非无微词。可见周恩来此时在军队中的威望,以恃无恐,毛泽东对此也无奈。所以周恩来一直能稳如泰山,而且他也不想坐第一把交椅,一生情愿担任股肱之臣“周公”角色。平心而论,周恩来待毛泽东不薄,他在生命最后时刻写给毛泽东的信里提到“遵义会议”是非同寻常的,看情形当时似乎有过什么默契,周恩来显然是在提醒他什么。 邓小平与周恩来关系密切,这就是为什么在文革初许多元老被整死,而被看作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二号人物的邓小平却幸免于难没有遭毒手,被保护性地流放到江西做技工的缘故,周恩来的不倒翁地位就是靠这几张王牌得以维持着。周恩来放弃了贺龙,没让他暂时回大别山种地,小不忍则乱大谋,是当时劣势下周恩来不得已的“丢卒保车”之举。林彪死后追悼贺龙时表示了深深的悔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消灭了林彪也可慰他在天之灵了。 两阶段 文革以林彪之死为界可判然一分为二:前段毛泽东、林彪与“四人帮”来势汹猛,处压到优势;以周恩来为首的元老派则处被动守势,比如邓小平遭迫害、朱德和陈毅靠边站、贺龙被害死,唯刘伯承以“独眼龙”因祸得福免遭毒手…… 林彪死后毛泽东周恩来换了一个位置,毛泽东失去了支撑,处于劣势,否则毛不会让邓小平复出搞现代化,这是一个再鲜明不过的标志。林彪之死对毛极不利,但对周恩来等于扫除了对手,割去了心头大患。这时周恩来终于可以轻松地叹气,不久恢复邓小平原来职务来治理国家。邓小平上台后与周恩来一个调子,提倡现代化,开始关心国计民生,想将国民经济从文革中恢复过来。外交上与美国关系正常化。这显然与文革路线全完不同,事实上是在否定文革,此时毛泽东已无可奈何,只得让步。四人帮除了扇阴风,指桑骂槐骂“周公”,批“宋江”,也没有其它办法可想。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确实是个致命打击,如果不是周恩来宽宏大量,毛泽东自己也将不得好死。 文革的目的是要换血除掉老干部,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狡免逐,野狗烹”的又一次大表演,因为元老已经成为毛泽东畅所欲为的障碍,比如当年竟将“三面红旗”给国家造成的伤害、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原因直接推给自己的正确路线,以致自己不得不作检查,威信扫地,无脸再说话。毛泽东知道,元老们妄想让他乖乖放权。所以毛泽东对这股势力必除之而后快的决心当然也不足为奇。文革时有许多口号,比如“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是走资派”“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头号走资派”都是针对周恩来和以他为首的老干部,但为何作为老干部“司令”的周恩来却偏偏安然无恙,岂不令人深思?老交情?彭德怀和林彪都是从井冈山走过来的老交情,多少风风雨雨的同甘共苦,为何偏偏都不得好死?政治斗争不讲交情,讲实力。 春斋 附: 周恩来与邓小平战友情深 20世纪20年代,有两位中国青年,他们相继赴欧勤工俭学,在异国他乡相逢、相识、相知、相助,学有所成后,即回国效力。他们就是深受世人尊敬和爱戴的当代伟人周恩来和邓小平。 相识在法国巴黎 1920年1l月7日,时年22岁、风华正茂的周恩来从天津到上海,登上了一艘法国邮轮赴欧勤工俭学。在欧洲,他一面工作、学习,一面深入了解当地经济、政治及人民生活等方面情况,从中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他不辞辛苦,到处奔波,足迹遍及西欧各主要国家的首都,如巴黎、伦敦和柏林等地。1921年,当他通过反复比较而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巴黎最初成立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不久,该组织就迅速成为旅欧进步华人的联络中心,并相应在旅欧留学生和华人劳工中开展思想启蒙工作。1922年,在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积极推动下,中共旅欧支部在巴黎成立,并开展更加深入细致和有成效的政治思想工作。该组织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在极为复杂的异国环境和斗争实践中,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输送了诸如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朱德、李富春、向警予、蔡畅、陈延年、聂荣臻、王若飞、李维汉、邓小平(希贤)等一大批党的杰出领导人。 巧的是,1920年10月,时年仅16岁、少年英俊的邓小平也与一群四川籍子弟加入到赴法勤工俭学行列。在巴黎,他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并先后参加了周恩来等人组织和领导的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共旅欧支部,逐步成为上述组织的主要成员和骨干,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联络工作。 周恩来与邓小平,原本天各一方,素不相识,历史的机遇和共同的人生追求,让他们走到一起,并逐步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和亲密战友。他们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有两件事很值得一提: 其一是共同编辑出版革命刊物《赤光》。该刊创办于1923年,原名《少年》,后改名《赤光》,是中共旅欧支部和共青团旅欧支部的机关刊物。《赤光》刊物的总负责人就是周恩来,他身兼策划、总编和撰稿等重任。李富春、邓小平、李大章等人先后参加了办刊工作。他们白天打工,晚上加班编印刊物。当时物质条件很差,无论开会、办刊,统统挤在周恩来在巴黎租住的一处小房间里。他们吃的经常是面包加白开水,连蔬菜也时有时无,工作忙碌,生活艰苦,而内心却充满希望。在具体分工方面:以李富春为主搞发行,以邓小平、李大章为主刻蜡板和油印。邓小平年纪轻、志气高、干劲足,办事认真,他所刻蜡板,字迹工整秀丽,排行有序,深受周恩来赏识。由于他身兼油印,手上及脸部经常沾上油墨,同志们便戏称他为“油印博士”,不久,这个雅称便在欧洲中国留学生中广泛传开,成为历史佳话。 其二是周恩来与邓小平等留法学生开办“中华豆腐店”之事。中国赴法留学生中,许多人家境贫寒,他们出国勤工俭学,有时遇上所在地经济萧条,工厂关门或者开工不足,市场不景气,当地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中国留学生处境更加困难。面对此情此景,大家从不气馁,而是共同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例如1922年6月,在周恩来倡议下,由邓小平为主负责,在巴黎办起一家中国式豆腐店,店名就叫“中华豆腐店”。留学生们在工余轮流到豆腐店参加劳动,甚至连大忙人周恩来有时也抽空来店中帮上一把。年轻人聚在一起干活,有说有笑,妙趣横生,干活不累。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谋划下,“中华豆腐店”所产豆腐,品质新鲜独特,价廉物美,不仅华侨华人喜欢,连法国人也爱吃,往往供不应求。在此基础上,同学们再出点子,扩大规模,增加品种。除了豆腐,还做豆浆、豆腐脑、豆腐干、冻豆腐和臭豆腐等等,品种繁多。“中华豆腐店”由于方向明确、组织有方、经营得法,效益甚佳,不仅有助于补贴留学生们的生活费用,还为中共旅欧支部提供了部分经费。 留法期间,周恩来与邓小平通力合作的事例不少。几十年后,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就历史往事向其父亲讨教:“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密切?”邓小平明确回答说:“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当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并肩战斗在上海白区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秘密迁往上海。党中央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要努力恢复、整顿和重建遭到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破坏的党组织,改变党组织的散乱状况。经过党中央的不懈努力,果然在较短时间内,迅速重建起党的秘密工作机关、党的秘密组织系统以及党的秘密交通网络和党的秘密机关报。 1928年1月,中央决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兼任中央组织局主任,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此前不久,时年23岁的邓小平亦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负责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日常事务。至此,两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的老战友,又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白区重逢,并天天处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生死与共、并肩战斗。 为了保密,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通常设在外国租界区或上海闹市区。如四马路(福州路)有个天蟾舞台,舞台后面的447号,就是党中央的秘密机关。447号楼下是一家名叫“先黎”的医院,楼上挂有“福兴字庄”招牌,经营土布土纱。楼上楼下,都由政治上可靠的人装成老板和伙计掌管。从1928年11月到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多在这里召开,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此处一直很安全,没有受到破坏。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秘密会议,讨论的都是涉及全局或局部的重大问题。发言最多的是周恩来,他管的事情多,了解的问题也多。邓小平是秘书长,负责记录,有时也发言。他发言不多,但很有分量,深入浅出,一听就懂。同时他还要协助周恩来处理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工作,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身居虎穴,做好保卫保密工作是头等大事。周恩来有着丰富的在国统区工作的经验,他对保密工作提出过“以绝对保密为原则”,要求“党的机关群众化,负责干部职业化”。他还提倡:“女同志要梳髻子,穿绣花鞋,住机关要两夫妇,讲话不要革命腔。”邓小平作为秘书长和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对保密工作做得格外认真、细致。比如他除了参加各种会议外,还负责起草有关文件、电报、安排交通和中央机关的有关会议及经费收支等事务,每一项都涉及党的重要机密,而不能有半点疏忽和闪失。又如当时中央领导为适应白区环境,必须不断变换住处和姓名,像周恩来这样的名人,隐蔽身份更加必要,其住所和名字几乎每隔一月或半月就得更换。根据保密规定,中央领导人之间不知道其他人的住处,只有作为秘书长的邓小平掌握着所有这些人的机密。身负重任的邓小平始终牢记和遵照周恩来“绝对保密”的嘱咐,在任期内对党高度负责,力争做到万无一失。 有位名叫黄介然(文容)的革命老人,早年曾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担任过秘书处长,他回忆起当年周恩来与邓小平在上海的一处党的秘密机关(同孚路柏德里700号二楼)共事的情景时说:“那时候恩来同志与小平同志每天都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这里请示工作。属于机关事务性和技术性的问题,由小平同志处理解决。中央各部门、各地区来请示问题,如要人、要经费、汇报工作和请示中央的问题,恩来同志能当场解决的就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他就提交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讨论决定。恩来同志相当于党内日常工作的总管。”他还说:“我对小平同志印象很深,他是非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 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期间,周恩来与邓小平所接触的人很多,与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也都很熟。邓小平认为:那时候与他工作关系最密切、个人关系也最亲密的,就算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由此可见,周恩来与邓小平之间深厚的战友情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曾昭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