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陈永贵的黯然离场 大寨神话破灭的内幕

他恨恨地告诉李韩锁:“哼!我跟狗日的吵翻啦。”他骂的这个人,就是当时蒸蒸日上的胡耀邦。胡耀邦居然敢说大寨的农田建设是“劳民伤财”。陈永贵一气之下,就觉得骂其为“狗日的”仍不足以平心头之恨,于是又说胡耀邦是“胡乱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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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26日清晨,风和日丽,为京城冬季里面少有的好天气。此刻陈永贵正在城北交道口大街他的四合院里往来踱步。像往常一样,他早早地起床。这一天本是毛泽东的诞辰,在他陈永贵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日子。他还记得十一年前那个12月26日带给他的辉煌。那一天,大寨淹没在一片红旗彩灯和标语的海洋里。为了使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更加引人注目,他选择了毛的生日来庆祝大寨的丰收。数千人从东西南北涌来,如朝圣者的队伍进入六亿中国农民的麦加,列队四行 接受他的检阅。他还在这一天里接受了十七个县、二十个公社和三百四十个大队的贺礼,收到四百张喜报、一百份“决心书”和至少四个歌舞团的男男女女们献来的舞蹈。这时候他在冥冥之中感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之大,足以相当一颗原子弹的威力。


于是他让全体大寨人豪迈地致电毛泽东主席,其电文至今读来仍让人激动不已:“大寨掌握了您的光辉思想,就变成了强大的精神原子弹!这颗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爆炸了,炸得革命人民欢天喜地,炸得牛鬼蛇神胆战心惊……”陈永贵那个时候肯定认定自己手里的旗帜永远不会坠落,所以他对伟大领袖保证:“十年以后,我们还要召开比这次更大的庆丰收大会!再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报喜!”如今正是十年以后,眼前却是一片落寞萧瑟。没有了红旗,没有了语录,没有了贺礼和喜报,没有了决心书和歌舞团,没有了毛主席,也没有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只有一种特别难以平复的感觉如鲠在喉。他明白这种感觉乃是由于他主管全国农业的权力实际上已被剥夺。就在前一天下午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王任重由陕西省委书记一跃而居京城重任,一身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其角色刚好取陈永贵而代之。陈永贵长期观察政海风云,知道自己虽然还在副总理位上,却已是昨日黄花,所以他才能够用一种洞悉一切的口吻告诉儿子,他无法继续忠于职守:“唉!干不了啦!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然而还有更加令他感到忧伤的事情。老实说,陈永贵原本不过是太行山里的一个农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走进帝王将相出入的红墙深宫,现在就算夺去顶戴“乌纱”,他仍旧可以扎上他的白色头巾务农去。他的心肝是他的大寨,叫他不能平心静气的也正是这件事。大寨不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么?怎么这些人连大寨也要反对哩!他恨恨地告诉李韩锁:“哼!我跟狗日的吵翻啦。”他骂的这个人,就是当时蒸蒸日上的胡耀邦。胡耀邦居然敢说大寨的农田建设是“劳民伤财”。陈永贵一气之下,就觉得骂其为“狗日的”仍不足以平心头之恨,于是又说胡耀邦是“胡乱邦”!


胡耀邦从来没有去过大寨,也不懂农业,所以陈永贵不会相信他对大寨的攻击是出于自己的主张,进而怀疑所谓“劳民伤财”一说乃是出自他人的唆使和告密,昔日反对大寨的人有极大的可能集合在这个新的权力周围。一个最明显的迹象就发生在三周以前。197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将一封来信摘编出来,写信人自称“陈灵风”,来自山西,其述评的矛头全部指向大寨。他说报纸上宣传的学大寨是“胡乱吹”,昔阳学校的升学率倒数第一,还说大寨和昔阳的人纷纷升官,却丢掉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是“国家出钱,农民种田”。尤其令人难堪的是,这个人居然列举了若干事实来证明其所言不是伪证:比如六十九军把郭庄水库的水引到大寨、墨西哥总统送给大寨喷灌设备、政府出钱安装了高压电线、省军区的官兵放炮炸跑了冰雹……这个姓“陈”的还质问那个姓“陈”的,说“有必要把很大的山搬掉,去造那一点地吗?这样的干法合算吗?”最为要命的是,信的作者认定大寨没有和“四人帮”顶着干,甚至还骂过邓小平是“邓纳吉”,这有白纸黑字记录在案。中共中央机关报把所有这一切无遮无拦地印行成册,到了第二天一早,就摆在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办公桌上了。


陈永贵并不知道陈灵风为何许人,但是,以多年的政治经验,他完全可以断定,若无更高权力机构的支持,陈灵风断不敢写出这样一封信来,即使写了,《人民日报》也不会采取行动来响应。从12月2日到12月25日,所有的一切看来都像是安排好的,时代终于逆转,中国农业的旗帜由此也就在昔阳坠落而在凤阳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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