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义女孙维世与金山 孙在文革中死不见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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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后,1970年我从干校回来第一次见到邓大姐,她告诉我,维世已经离开人世,并被说成是自杀的。邓大姐很愤懑:死不见尸,怎能说是自杀呢?我心里明白:维世是被害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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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汇集忆叙周恩来的文章22篇。作者张颖,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解放后,曾先后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剧本》杂志主编、党组书记等职。1964年调外交部后,又任新闻司、西欧司副司长等。


本文选摘了作者与周恩来义女——著名艺术家孙维世及金山交往的点滴往事。


我与维世:因“戏”吵架


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都很关心青年人,特别是关心烈士子女。抗日战争初国共合作时期,因为环境许可,恩来同志即尽最大力量在全国各地寻找失散的烈士亲属和子女,找到后即把这些孩子或亲属送到延安或苏联学习。当时有不少传闻,说恩来同志夫妇,尤其是邓大姐,收了许多“干儿子”、“干女儿”,其实是他俩把烈士的子女们视为亲生儿女一般。著名戏剧家孙维世是突出的例子。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我党优秀党员,曾接任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总教官,是周恩来的好朋友,1927年在大革命中牺牲。抗战初期,孙维世的母亲任锐带着孙维世和哥哥孙央到延安。我在重庆工作期间还曾照顾过任锐同志。


1955年末,我从天津市调到北京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主要是管《戏剧报》的编辑审稿工作。1956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出新的话剧《同甘共苦》,是岳野的新作,由孙维世导演,舒强、于蓝、刘燕瑾主演,受到观众的欢迎。


这是一部感情戏,故事写老干部的三角恋爱。男主角(舒强饰)是党的高级干部,女主角之一(于蓝饰)是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女主角之二(刘燕瑾饰)是党的高级干部前妻,农村妇女。抗日战争期间,一个年轻人告别新婚的妻子参了军,从此杳无音讯。后来他的妻子也参加了抗日后勤工作,成了妇女积极分子,但夫妻二人因战乱而失去了联系。男青年在抗日队伍中又认识了一位知识分子女干部,结婚生子。这种情况在那个年代很普遍。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三个人相逢了。这时男青年已成为高级干部,遇到前妻既抱歉又难堪。他看见前妻已成为进步分子,对他再婚也毫无怨言,相反还百般照顾他,使他十分感动。抗战妻子开始有些嫉妒,但慢慢感到这位前妻既能干又贤惠。两位妻子都觉得自己应该退出,但那位高级干部不同意,于是便成了一夫二妻,相安无事。


如果在旧社会,这种事是可以让别人接受的。但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正在宣传一夫一妻的新婚姻法。于是我写了一篇剧评,批评该戏思想不健康,违背婚姻法,还给老干部脸上抹黑。


文章登在《戏剧报》上。孙维世和岳野的名气都不小,而我是刚到北京来的新人。


不几天剧院艺委会就召开了有关《同甘共苦》座谈会,开始都心平气和的,到孙维世发言时,她很严厉地指着我说:你不就是掌握舆论工具吗?怎么就这样胡言乱语给人扣帽子?新生事物出来不容易,你一棍子就想打死呀。你是什么评论家,一窍不通!当时我都懵了,便回了一句:你是了不起的大专家,批评不得吗?座谈会变成了吵架。我和孙维世认识很久了,相处得也不错,这一下成了“仇人”似的,见面都不说话。


我一直感到对不起维世


不久,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让我吃午饭时去西花厅。我到了西花厅,看见维世已经坐在那里和她的邓妈妈亲热交谈着。不一会儿就开饭了,公务员提来两个饭盒放在桌上。邓大姐和周总理的饭菜从来就很简单,倒是给我和维世的那两份又多又好。这时周总理进来了,维世是他们的干女儿,很亲热地叫爸爸。


吃完饭,坐在沙发上,总理笑着说道:听说你们两个人当着不少人的面打了起来?维世笑着不说话,我吃惊地看着他们说:没有呀,怎么可能打起来呢?不过是对一个戏有不同看法而已。总理哈哈笑起来:我的情报又准又快,真的没打?维世说:打了,不过是嘴仗。邓大姐这时才发话:你们都是老党员了,不会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吗?都认为自己全对了?她说话时表情很严肃,但语气很平和,没有责备的意思。我觉得很难向维世道歉。这件事好像就这样过去了,我和维世也和过去一样了。


就在这时候,戏剧圈忽然刮起一阵风,既批评《同甘共苦》,又批评别的有创意的剧本和演出。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我的无知。我的文章居然引来了一股极“左”风——应该说这股风从来就有,是我在不知不觉中起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我想做个自我批评也无济于事了。到了反右派时,这些作家们都被批判成为右派分子,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但根本无能为力去挽回什么了。这件事成了我数十年来的一块心病。我一直感到对不起维世和岳野,当时确是出于无知,但也不能原谅。


我和孙维世1937年在延安就认识了,那时候大家都称她为大小姐。她年轻漂亮,是从上海到延安的电影明星,她比江青名气大,因此在那时候江青对她埋下了嫉妒之心。她在延安演的第一个角色是话剧《团圆》的女主角,沙可夫写的剧本,左明导演。维世是女主角,大小姐的名气可能由此而生吧。林彪也追求过她,但维世对“首长”并不感兴趣,这也引起了叶群的嫉恨,以致几十年后她被人害死。


1939年,孙维世随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去苏联留学,直到全中国解放前夕才回国。


“死不见尸, 怎能说是自杀呢?”


新中国成立后,维世成为著名专家导演回到北京。我对她的艺术才能一直都很钦佩,她的为人、她的勤奋,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解放不久,由廖承志领导创建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当时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剧院,孙维世是总导演。孙维世在青年艺术剧院排演了俄罗斯及前苏联的名剧,如《凡尼亚舅舅》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轰动全国。孙维世还在中央戏剧学院办起了导演、表演艺术训练班,请来苏联专家列士里等人做教授,这使全国的话剧艺术都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孙维世的业绩是无可否认的。


60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对文艺界“两个批示”,刹那间,狂风暴雨骤然而至。在这种气氛下,在恩来同志的督促和支持下,孙维世很快就组成一支队伍深入到东北大庆油田工地,与广大工人群众同吃同住,体验生活,并写出了反映大庆人的剧本,不久在北京上演。虽说剧本和演出效果都不是很好,但其心可鉴。


不幸“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来临,北京乱了,全国乱了,我当然也已被关入牛棚。时有各种消息传来,听说孙维世被捕了。当时这样的消息不足为奇,不想维世从此杳无音讯。


五年后,1970年我从干校回来第一次见到邓大姐,她告诉我,维世已经离开人世,并被说成是自杀的。邓大姐很愤懑:死不见尸,怎能说是自杀呢?我心里明白:维世是被害死的。并说恩来同志听到消息后立即命令保留尸体做尸检,但江青等人却说已经火化了。维世这样一个乐观、聪明、勤奋的人,竟落得如此下场,真让人心酸。


金山朗诵《雷电颂》, 令我久久难忘


我和金山认识是在1942年,当时他刚从南洋回到内地重庆。不久即被郭沫若选中饰演《屈原》剧中的主角屈原。作为中共代表留驻重庆的周恩来特别关心文化运动,尤其是话剧。而郭沫若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亲密:郭老写《屈原》剧本时,每写出一幕之后都会送给周恩来看并征求意见,在排演中选择导演和演员也都是相互议论决定的。周恩来推荐金山演屈原。我也受命时常去排演场地观看排演情况,因此与金山很熟悉。


一次,周恩来要我约金山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谈话,主要是谈他应该如何扮演屈原角色,特别嘱咐他,要很好研究体会郭老剧本的思想内涵,又能用形体和语言表达。那天午饭后,周恩来专门把办事处的同志召集到“救亡室”来,听金山朗诵《屈原》剧本中的《雷电颂》,这件事使我久久难忘。


在重庆时,金山和张瑞芳合作演出《屈原》后,又共同主演了曹禺改编的《家》,由舞台上的感情变成真实生活中的感情,两人正式结婚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又在一起到东北接收长春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松花江上》。


新中国成立后,我被调到中国戏剧家协会以后,分管的工作主要是组织戏剧创作,金山正是在剧本创作过程中与我关系亲密起来的。


为了积极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和历史,金山写了话剧《红色风暴》,我参与了不少。那时候写工人运动的话剧尚未有成功的,而他想要创造一位工人运动领袖人物顾正红,但在写作过程中,发现资料太少,倒是领导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施洋大律师的历史资料不少,金山被施洋的事迹深深感动,认为没有施洋的参加与领导就不会有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那么要写这段历史,写这段历史的重要人物,应该是施洋还是顾正红呢?在意识形态关系极为复杂的60年代,这是一个大问题:知识分子怎么能够成为历史的主人翁呢?于是这一创作就出现了大问题。


有一天,他突然约我去他家聊天,说是有事要商量。到了他家,金山满脸愁容,而维世则默默坐在他身旁。维世说:金山的剧本写不下去了,这个剧本的主角到底是谁好呢?历史上是施洋大律师,可他是个知识分子,难道他能领导工人运动吗?我突然说,两个都是主角成吗?没有工人领袖当然不能成为工人运动,但没有思想领导也不成呀,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知识分子介绍到中国来的吗?只要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不就成了吗?金山笑了,但忽然又愁容满面,说历史上资料太少。于是我和维世给金山打气,争论不休整整一下午,当然不会有结果,但最后金山显得有点把握了。


金山和维世结婚, 邓颖超当主婚人


“文革”开始后,金山的日子当然也不好过,但维世被捕后他还在剧院挨批斗,那时他的最大罪名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假党员。而他的直接领导人是周恩来,造反派大为恼火,对他穷追猛打,要他交代知情人,于是我被牵扯进去了。经过许多次对我的传唤、追问,我当然还是无法回答。于是造反派让我回忆周恩来什么时候在重庆,以便与金山交代的材料核对。我说:周恩来同志离开重庆或返回重庆的日子都会在报纸上登载,你们可以去查找。造反派又对我吼叫一通,我只好答应凭记忆可以写下大概的年份。


没过两天就传出消息来,说我公开写了周恩来总理的黑材料,我一头雾水。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我写的“年表”被写成大字报张贴在青艺大院。


1970年我从湖南干校回到北京,隔绝六年之后再见到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周恩来总理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听说你还写过我的黑材料?我不知所措,无言以答。邓大姐赶忙说:那是有人打你的小报告哩!我也顽皮地说:您说我写过,那就算是写了吧。就是那次见面,邓大姐愤地告诉我,维世是被迫害致死的。


“文革”以后,大约是1982年,金山忽然找到我在南河沿的家。这次突然见面,我们聊了整整一天还没聊够,相约几天后再见。孰料没过几天,却听到金山因突发心肌梗死而离世的消息,真是世事难料啊!


已经几十年了,关于金山与孙维世的恋爱史,我始终未能释怀。他们恋爱结婚那段时间,文艺圈中传闻多多,都说金山是“浪荡子”,又说维世是插足的第三者,拆散了金山与张瑞芳的美满家庭。其实并非如此。


事实是张瑞芳弃金山。金山是在离婚之后,又和维世恋爱结婚的。他们结婚那天我曾去祝贺,邓颖超作为主婚人出席,而且有赠礼,有祝福。


在那段时间生活过来的人都知道,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严谨的,不管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亲近的人。如果维世做错了,邓大姐不可能原谅,更不会去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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