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反对最低工资,因“错误”而错误

反对最低工资,因“错误”而错误

已经近一年没有写过帖子,笔法难免生疏,请众看官原谅则个。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社部”)昨日发出通知,决定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并在有条件的地区降低基本医保和工伤保险费率。于是让人们重新观注起最低工资标准的运行,最低工资标准自1994年在中国出现以来,就屡屡受到争议,甚至如张五常先生所说:“虽然这项制度很多国家都在用,但是却是唯一的没有任何经济学者赞同的政策。”(大意如此),作为草根一族的劣者,接触过不少来自于更底层的低薪工人,他们在一碗拉面八块钱的情况下,领着一个月不到600元的税后工资,根本无法想像这些人还要将其中大部分寄回家中;还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最低就最高”即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上成为低薪收入者的最高工资标准。如今,听闻缓调的新闻,劣者不禁为这些低薪收入者感到一阵难过,不过无奈大环境如此,经济衰退萧条;为了确保现有的情况不再恶化,也只能如此,但是劣者却看到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比如张五常先生、张维迎先生等经济学家对‘最低工资标准’的批驳之辞,相当激烈,虽然劣者于经济学是个外行,但是劣者却认为,经济学理论的一般规律,不能用在中国现今的经济模式当中,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经济学家屡屡在大放阙辞后惨淡收场。最终,只能按张维迎先生所说的:“经济学家的胆量必须那立在‘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劣者便大略列一些言论,以供各位参考一二:

一、最低工资导致失业的说法:

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似乎最低工资水平反倒提高了低薪职业者就业的门槛,会导致更多的人失业或者根本无法就业, 事实上,工资的高低由劳动力的供需决定的,这个事实劣者赞同,现在的现实情况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用工方占据着主动权,如果限定了最低工资水平,那么会导致企业改变自身的经济生产模式,从而降低人工成本,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职工的失业。还有人举例说明:“本来我的劳动力价格只是值600元,但是规定厂商用800元来购买,人家愿意吗?那么结果只能导致厂商拒绝招聘我,从而让我失业,令我的景况变得更差。”这个例子恰恰说明了最低工资水平设限的必要性。我们假设如果没有最低工资设限的制约,这个企业大可以从相当“富余”的劳动力市场上招来500元的工人,这样,600元的工人还有竞争力么?也许有相当的人会提出疑问:“明显低于生活需求的工资水平,会有的接受么?”劣者拙见,问这种问题的人可以去问那些“零工资就业的大学生”、“低端工人”、“农民工”、“沿海工厂的打工者”;他们会告诉你这样的一答案:“如果当工资低于生活水平,那么他们就降低生活水平以适应工资!”反过来说,如果限定的最低工资水平,老板是没人办法在底限800元的最低工资情况下,招聘到600元工资的工人的。至于这个600元的实际内容,比如社会福利、保险等等问题,劣者将在下文进行阐述。

劣者拙见,正是由于现在呈现出的用工方和劳动者之间的主动权差异,用工方决定了劳动力市场,才需要这样一部法律的出台来限制用工方过分强调自已的优势,从而保障劳动力,特别是低薪阶层、人员密集型企业员工的就业权益!

我们从最低工资法的主要对象来看,他并非针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和中产阶级水平的员工。举个例子,我们假定某城市最低工资水平定在800元,其平均月工资水平大概在1600左右,那么对于月薪在800元以上的收入者,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对于工资在800元以下的员工呢?很明显,这类人群主要集中在人员密集型企业当中,这种企业无法规避的是大生产规模,并不是简单的如某位“狮子山学会”黄学者所说的“人为地抬高工资的后果,就是吸引雇主透过更新工具、营运方法减少聘用员工;经营者的新意层出不穷,只要诱因足够,人力并非无可取替。”也许有人会说: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后的人工成本会比技术改进的成本要高。这样说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事实上,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依靠压缩人工成本来获取利润的手段,正在被淘汰,各地区都有类似的工资增长计划;如果像那位黄学者所推论的,那么工资就不要上升了。

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最低工资水平的保障,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就业压力的增大导致了低薪职业者在薪酬竞争上的恶性降低——即企业会不停的运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实情况,通过工资来剥削员工,迫使员工为了就业而不断降低自已本应享受的薪酬。而且这种压迫正随着农民工进城而越来越严重的体现。我们可以想像一下,为什么新劳动法出台后,会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市场造成如此巨大的动荡?

二、最低工资法削弱了弱势者的议价自由:

这种说法,劣者在何民杰先生的《最低工资对弱者落井下石》,其间提到,最低工资水平削弱了弱势者的议价自由,劣者倒要问,弱势者有什么“议价自由”?他们只有“被降价”的“自由”罢了,即前提是降价,议的内容在于降多少罢了。如果当劳动力市场买方主动权被过分夸大,只会造成相对方的损失,而这恰恰是劳动者所需要面对的严峻局面:要么接受,要么滚蛋。如果这也算得上是议价自由,那应该是滑天下之大稽。这位何先生还举例了美国德克萨斯州A&M大学的两位教授,唐纳德迪尔(Donald Deere)和韦尔奇(Finis Welch)对美国实行最低工资作出长时间的研究结论“:我们的结论是简单和直接的:每当增加最低工资,以为帮助低生产能力的工人,但就更少这类工人会受聘用。”来支持自已的观点。但是事实上,于2007年1月10日美国众议院以315票赞成、11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最低工资标准法案,将联邦最低工资标准从每小时5.15美元提高到7.25美元。这也是10年来美国首次采取行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法国,也于2007年7月1日将最低工资水平上调了2%。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上文提到的那位狮子山学会的黄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曾经提出最低工资不单限制雇主,而是同时限制雇员。假如就业机会无限,当然无人自愿降价,只是工作机会有限,便不能排除以较低工资争取工作机会的需要。”但是劣者需要提醒这位学者注意的是,有“较低工资争取工作机会的需要”,也就会有“更低工资争取工作机会的需要”。如此一低复一低,到底谁在哈哈笑,谁在低声哭?任何理论都要出于实际的需要而说,如果只是单纯依靠想像、数据、比较后,说出这些话,建议那些学者放下高高在上的身段,到工矿企业、劳动车间、农民工中间去体验一下真实的生活,看看是您正确,还是劣者正确!

劣者综上两点,可以毫不困难地再推导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劳动维权模式(劣者所说的劳动维权模式,以指以居委会、劳动部门的劳资纠纷调解,劳动仲裁部门、法院判决为体系的一系列劳动纠纷解决模式)的存在,也将直接导致上述两种结果!不信?且听劣者说来,一、劳动维权模式导致失业,因为企业明显不会聘用积极主张自已在劳动中享受相关权益的被雇佣者;所以会导致大量有这种诉求的工人失业,或者拒绝招聘该类工人。二,劳动维权模式削弱了弱势者在劳动纠纷中‘自主解决’的自由,因为劳动者可以通过向企业妥协来换取那被侵害权益了的劳动岗位。所以劣者建议以上几名经济学家们也撰文迸击一下这种劳动维权模式。

三、国家无法规定供求关系,所以也不可能规定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关系。

这个观点首见于薛兆丰先生的《最低工资法不可取》中,薛先生认为:“我们既不能“规定”劳动力的供应,也不能“规定”劳动力的需求………”所以“用命令或法律来规定工资和福利的高低,就是枉费心机。”实际上,这一点,和第一点有些类似,但是却较第一点更加抽象一些。诚然,国家无法规定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供求关系,就像国家也无法规定市场上银行与储户间的存贷关系一样,但是国家却可以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利率”“利息税”等手段来隐性引导民众将钱是取出来投资或者存到银行里面。同样,国家通过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来调整用工方与劳动者之间的供求关系,也是可行的。事实上,调整的方面从直观上看在于涨或者降,我们先来看看降,如果敢于将最低工资标准降下来,劣者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降低最低工资标准,只能造成更多的‘贫工‘的出现,即是有工作但是却较以前更加贫困!很明显是不可取的,而调涨呢?相反,不仅可以如劣者在第一点当中所说的,保障劳动者的生存权益,而且可以更好地促进内需的发展,将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导向正轨。改变由依靠单纯国家投资和对外贸易的脆弱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拉动内需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


但是以上三点只说明了,最低工资标准应该涨,但是涨多少呢?这涉及到两个名词,第一个便是上文中反复提到的最低工资,另一个就是均衡工资;均衡工资论最早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这是一种工资的市场决定理论。均衡价格,是指在商品的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达到一致时的价格。均衡工资,就是指劳动力的需求价格(用工方)与供给价格(劳动者)达到一致时的价格。而二者的关系,最早见文于斯蒂格勒1946年发表的《最低工资立法经济学》,他认为:如果最低工资高于均衡工资,劳动力的供给会大于劳动力需求,企业愿意招用的劳动者人数少于愿意就业的劳动者数量,社会将会出现失业。如果政府采取扩展性的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并以此减轻失业的压力,这些措施会导致价格水平提高使实际最低工资下降,就业暂时增加;当物价上升,实际最低工资下降到一定程度时,政府不得不提高最低工资,结果形成恶性循环,这一循环的代价,是经济和就业的波动,工人遭受失业之痛苦,价格水平螺旋上升。而如果最低工资低于均衡工资,虽然对就业不会产生影响,却会严重损害劳动者的利益。也就是说,最低工资与均衡工资间的关系并引申到是否造成社会失业率上升的决定性因素是最低工资是否高于均衡工资,劣者认为,就目前中国的均衡工资而言,最低工资仍然上有升空间,而不会超越均衡工资。在这当中,劣者有必要引入一个新概念,即“平均工资”,虽然说平均工资与均衡工资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是劣者认为,平均工资可以从行业共识角度(比如某行业的工资标准)、地区劳动者接受角度(某一地区劳动者的薪酬心理价位)等,很好地说明用工方与劳动者之间对于某一行业劳动力价格的均衡价位。

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平均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有多少差距呢?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过:“全国没有一个省市的最低工资达到国家要求,即当地月平均工资40—60%的标准。”而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向《中国经济周刊》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表示,“假如是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方法——“社会平均工资法”即月最低工资一般是月平均工资的40—60%话,目前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达到了这个要求。”这个“40—60%”的指导标准,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是却仍然可以说出这样一个事实,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仍然未达到上限,仍然有其上升的空间。所以最低工资上涨的辐度,应该控制在略低于CPI涨辐指数的范围内,这样既有利于一、刺激经济发展,拉动内虚;二、也不至于因为过度增加用工方人工成本而导致企业受重创;三、有效在保障用工方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与劳动者利益取得双赢。(虽然劣者有类似的想法,但因非经济学专业,无法用专业语言来进行阐述,内容显得过于单薄,请各位见谅。)

还有,劣者也对最低工资标准提出一些自已的看法:

一、正如劣者在上文中提到,“至于这个600元的实际内容,比如社会福利、保险等等问题”,其实这也是劣者认为最首要的地方,一刀切的硬生规定,而没有一些灵活的配套的规定相辅助,必然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用工方为了规避成本,特别是人工成本的上升,他们的创造性是无穷的,一套单一的解决方案,并不能很好的制约这种避规的现象,就如同“密码保险柜背后的破洞”一样,单一的解决方案就像那个密码锁,如果不堵住保险柜背后的破洞,根本无济于事。事实上,一个非内行的人都可以清楚,企业可以通过‘右加左减’的方式,来应对最低工资上涨的措施,从而使最低工资标准变成一纸空文。

二、最低工资标准应不应该只规定货币内容?事实上这也许称不上一个问题,最低工资自然只能是规定用工方为劳动者缴纳各种保险的“基础工资”,因为《劳动合同法》当中已经就货币标准以外的劳保、社保、医保等内容做出了相当广泛的规定,并在各地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但是劣者却认为,如果最低工资标准在未来是一种指导性举措,即最低工资标准只是参考价值,不可以视作一种底限。否则类似于‘最高就最低’的情况就会更加明显,是否在最低工资的基础上增加一些鼓励政策等等。

自由思想大师海耶克的名言:“通往地狱的路,都是由善意铺成的。”劣者在此再补充一句,“没有人会知道自已善意是否会铺就一条通往地狱的路,除非他们伪装善意!”


本文内容于 2008-11-25 17:44:37 被Ricky8818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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