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除少数“史虫”外,历史研究的目的大多是服务于现实需要。正是从在新时代背景下弘扬“毛泽东道路”的现实需要出发,以老田为代表的新毛派作了大量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社会调查工作,试图重新诠释新中国历史、尤其是文革史。


由于视角独特、迥然不同于当代主流话语,因此在老田们的叙述中经常能够出现一些与流行说法有异的真知灼见,涮新人们被主流话语格式化的观念和认知;又由于是从既有观念和特定需要出发,免不了对资料牵强附会、强为之解。例如老田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利用群众制约精英、使利益和权力的分配向多数人倾斜,在剩余不衍分配的现实中,维持基本认同借以降低管理成本,维持基本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避免管理破产(革命);但在实行过程中,由于遭到既得利益“当权派”的顽强抵抗,国家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于是毛当机立断,果然实施“战略退却”,与“当权派”达成维持基本秩序的妥协,其结果是“真正的”造反派即革命群众被清洗,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揪出1000万“五一六”反革命份子。


老田这种“解史”法,即使是同一阵营的李宪源先生也不能满意,李提出:毛的“战略退却”搞错了,牺牲了最坚贞的革命战士,改变了社会力量的对比,使文革再难有所“作为”,最终虎头蛇尾。


按笔者的猜测,李宪源是没有理解老田的苦心。从新毛派既有的观念和事实假设出发,本来就解释不了这一段历史公案。老田从免于崩溃的现实需要角度,好不容易才为毛泽东找出了一个“战略退却”的理由。老田解释的精髓在于,保持了革命领袖与革命人民的立场高度一致性:领袖发动运动是为了人民,抛弃人民是为了现实主义的“顾全大局”,按照革命逻辑,大局高于个人、高于部分,因此革命人民应该欣然接受;人民始终与领袖“心连心”,相信领袖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参与运动是响应号召,接受“退却”是服从大局。这种领袖与人民的高度一致,是新毛派从理论到事实的基本依托,是新毛派观念主张的生死线--如果连毛泽东本人都不能坚持“使利益和权力的分配向多数人倾斜”,那么新毛派不是乌托邦是什么?


可惜文革再次证明了毛泽东也会改变立场、也不可能将“使利益和权力的分配向多数人倾斜”的主张坚持到底,就象1956年的“大鸣大放”已经接近于证明一样。1956年的“大鸣大放”,难道就只是一部分“没改造好”的右翼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猖狂进攻?难道就没有普通民众在“剩余不衍分配的现实”条件下所产生的怨气和不满?当这一切矛头都直指政权而不仅仅是个别“当权派”时,毛泽东就只能转变立场,施展“阳谋”,宣布“事情已经起变化”。


文革的实际进程,更是毛泽东不断自我否定、不断走向自己反面的过程。文革的发动源于毛泽东的乌托邦浪漫构想,毛认为,在自己的主导下,群众运动可以抑制精英、而且也会止于抑制精英,“天下大乱”之后会出现“大治”。文革的现实进程粉碎了毛的幻想,“大乱”很快出现了,“大治”却遥遥无期,国家的基本性秩序需要难以维持。即使这样,毛也早有心理准备,按照毛的战略设计,应该是象李宪源所说的那样让“大乱”再持续一段时间,使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革命派”的根本性扭转才对。但是,真实运动中所出现的与主观构想不同的发展势头最终迫使毛停下了脚步、调整了方向。


按照毛的设想和自信,运动怎么也不可能搞到自己头上。但是,这只是一厢情愿。支撑运动的基本理论是所谓“继续革命”理论,由此很容易延伸出“不断革命”的观点;在运动中被极大“解放了思想”的造反派们,也必然把革命理论不断推向彻底。按照这种理论,革命的对象是精英特权,而无论是经济特权还是“资产阶级法权”,其根本依托都是政治权力;因此,竞相彻底的革命运动不但要反经济特权和“资产阶级法权”,而且要反政治特权,毛泽东就是当时政治权力的最大垄断者,当然属于要造反的对象。


确实,运动一直没有波及到毛本人,但这并非仅仅由于毛史无前例的个人威望和他对群众运动的支持,最重要的原因只是因为在毛与革命群众之间,中间还挡着许多“当权派”。革命群众必须借助毛的支持,才能打倒“横在前面的拦路虎”;当这些障碍都被扫除干净后,就轮到毛了。按照“继续革命”、“造反有理”的逻辑,毛最后也必然被视为是前进路上的拦路虎,革命最终要革到他自己头上。


这本来是简单的道理,但思维已钻入乌托邦牛角尖的毛泽东却只有在事态已露出明显兆头后才能发现或才愿意承认。毛的“战略退却”,是在接见了几大红卫兵、造反派领袖后才下的决心。当时的一些红卫兵、造反派领袖(如蒯大富等),自我膨胀加轻信幼稚,自以为观念最先进、态度最革命,开始连毛泽东也不怎么放在眼里,毛打招呼他们也不怎么听了。这时,毛终于确认这把无明之火不是人力所能掌握的,它最终会烧掉一切包括自己。于是,毛开始“战略退却”,轻轻的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从善后处理也可以看出毛的真实想法。为什么依重军队?因为军队最听毛的话,是他最能够掌握住的力量;到那时为止,毛一直还牢牢掌控着局势的演变,但他发现当时局势已经变得有可能不受控制,于是赶紧往回收。正因为造反派不完全受毛控制、不可依靠,毛才动用军队。军队始终是毛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造反派在经历了文革初期的“蜜月期”后,终于显露出桀傲不驯的一面,不再满足于仅仅被当作工具,而是要服从运动本身的逻辑--在这一逻辑的终点,连毛本人也要被焚烧干净,于是毛开始警惕。


从这以后,“事情开始起变化”,毛不再全心全意依靠“革命群众”,而是兼用各方之力、兼顾各方之利,重新玩起平衡术,不断降低运动的目标。到“林彪事件”后,毛终于彻底灰心丧气,开始专注于对运动的破坏性进行修补,以及如何为文革“了难”、向历史作个交代了。于是才有邓的复出,在邓拒绝接受为文革不断“补妆”的历史包袱后,毛又举手将其再次打倒--这就是文革简史。


新毛派将历史翻来覆去,既煞费苦心,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关系到其理论学说的“根本命脉”。文革的根本教训正是毛泽东的道路行不通,群众运动最后不是运动群众,就是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无以为继。这以后的拨乱反正,有其合理和必然。但是,由于当代中国在社会转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积累了种种弊端,新毛派的声音在民间又开始拥有一些呼应。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行不通的路,今天照样还是行不通。新毛派在理念坚持的同时,至少也应该针对原来的失败提出补救性措施。现在看来,这种逆人性的补救措施实在难以设计,所以,新毛派普遍采取了不承认失败或者是曲解失败原因的方式,以否认问题存在的方式来取消或回避问题。


如果说,由于当前社会的变化明显过右、政策过于强调效率,因此必须作出调整,必须更多地兼顾公平,加强社会保障、强化转移支付,相信这种建议在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反对;但是,如果说因此就必须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以及经济上的绝对平等,那无异于让中国社会再历浩劫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