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弘光朝二三事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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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楼主 有关明代弘光朝之历史,顾诚先生之《南明史》叙述已相当详细,评论弘光朝覆灭之来龙去脉亦颇为精辟。本文并无意于重复弘光朝之历史,仅就其中二三话题进行讨论,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加以阐述,希望提供不同的观点予以参考。 1. 继统 “继统”是弘光朝第一大事,或许也是南明史第一大事。所谓第一,从重要性看是这样,从时间顺序上看也是这样。 一六四四年三月,大顺军攻占了北京城,崇祯帝自尽,其三个儿子下落不明。四月初,消息传到了南京,不久得到

楼主








有关明代弘光朝之历史,顾诚先生之《南明史》叙述已相当详细,评论弘光朝覆灭之来龙去脉亦颇为精辟。本文并无意于重复弘光朝之历史,仅就其中二三话题进行讨论,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加以阐述,希望提供不同的观点予以参考。



1. 继统



“继统”是弘光朝第一大事,或许也是南明史第一大事。所谓第一,从重要性看是这样,从时间顺序上看也是这样。



一六四四年三月,大顺军攻占了北京城,崇祯帝自尽,其三个儿子下落不明。四月初,消息传到了南京,不久得到了明确的证实。天下一日不可无主,立君成了当务之急。



既然立君势在必行,然而立谁为君,这就成了地方官员、南京大臣、勋贵太监、东林党人和实权将帅们争执的焦点,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拥立的藩王成为皇帝,就能在政治上占到极大的优势。



以血统论,当时有继承权利的藩王,有福王朱由崧、桂王朱常瀛、惠王朱常润、潞王朱常淓几位。



福王朱由崧是万历皇帝的亲孙,桂王朱常瀛、惠王朱常润是万历皇帝的亲子,潞王朱常淓是万历皇帝兄弟的儿子。



其中,福王和潞王在淮安,距离南京较近,而惠王和桂王在广西,距离南京颇远。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名义上的首席大臣,他以及复社人士颇为忌惮福王和东林党人曾经发生过的矛盾,试图拥立潞王。而又畏惧引起更大****,于是采取了折中方案,希望立桂王。但没想到拥有军事实权的将帅们一致推举了福王,并且率军跟随,造成了既定事实。



拥立定策这件事几乎决定了弘光朝的政局,关系非常重大。



首先是,史可法以及东林党人失势于弘光帝,然而东林党人在朝野之势力极大,为此党争不休,弘光朝的南渡二案和左良玉大军的清君侧都有东林党活动的因素在起作用,政治和军事上内讧大大削弱了明军的实力。



另一方面,因为弘光帝不得不倚重将帅的军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将帅们有求必应,不敢有违,造成了四镇形成,主要将帅的骄横跋扈,朝廷无法控制其形成统一力量,以至不能抓住机会收复失地。这批军阀贪生怕死,唯利是图,在清军南下之际非但不予抵抗,反而立即投诚。



由此而导致的弘光朝覆灭,还对南明史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弘光朝之后,潞王的监国不久即投降,其后朱明宗室远派子孙反清队伍各自为阵,甚至互相斗争,重蹈了弘光朝内讧和严重依赖军阀覆辙,为清军的各个击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继统问题显然是南明最大的失败,但失败究竟在于是选择了福王而不是潞王,还是史可法没有当机立断,没有始终把持朝政呢?对此,不同的史家有不同的判断。



顾诚先生之《南明史》认为:史可法错在优柔寡断,无论立福王、潞王还是桂王,其实并无分别。所谓“立贤”而选择潞王,其实是东林党人的借口,潞王在其后的表现也远远谈不上贤。史可法希望各方面都做得很妥当,既满足东林党人的愿望,又平息不立福王立潞王的反对之声,最终只能是事以愿违。史可法应该从大局出发,毅然拥立福王,则大权不会旁落。则弘光朝廷在史可法的控制下,东林党的正人君子们可以拥有大权,而将帅们也会震慑于弘光朝廷,不敢过于跋扈,或者这样一来,弘光朝廷才有中兴机会。



孟森先生之《明史讲义》认为:史可法曾经对福王有七不可之评价,后来观弘光之倒行逆施,确实不假。而潞王继承皇位,理所当然。何况潞王两世皆以轻财急公,可谓贤明。当时形势岌岌可危,选择合适的君主非常重要,不能一味推诿东林党是偏见使然。



孟森先生是传统史观,倾向于东林党一派。可是东林党人自命“君子”,绝不容于“小人”,他们在弘光朝争权夺利,态度过于激烈,却又不知变通,更不能同舟共济,最终非但不能持政于内,也不能御敌于外,弘光朝覆灭后,东林党人将一切责任推诿给所谓“奸臣”,继续高谈阔论,殊不知他们对弘光朝的灭亡也要负上大部分责任呢。在“继统”问题上,顾诚先生的评价就客观一些。



我们今天来分析这个问题,会更加清晰一些。



首先,明代皇帝的正常继承顺序,首先是长子,然后是次子。在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太子及其他帝子又无任何逃出消息的情况下,则可在藩王中挑选,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按照“兄终弟及”的标准来选择。



有明一代曾经有过两次这样的例子。英宗时期,英宗被俘,太子尚幼,出于拒绝瓦剌的威胁,立代宗。代宗乃宣宗次子也。还有武宗时期,武宗崩,因为没有后代,于是世宗入嗣,用的也是“兄终弟及”的名义。毕竟,让辈份高过已故皇帝的藩王继承皇位,会造成礼仪上的混乱。



其次,其实无论是立福王还是立潞王,都不重要,关键是要建立朱明这个旗帜。事实上,最终起作用的是真正有安邦定国才能的权臣或者军阀,而不是“贤”帝。权臣或者军阀把握了军权,又挟天子以令群臣,迅速形成内部团结的局面,从而得以抵抗外敌。但这种人才,南明史上并未看到,弘光朝的史可法、马士英等人不是,其后的郑成功、孙可望、李定国等人也不是。或许由洪承畴这样颇有才干、老于世故又知道变通的人来主持还会有些机会。南明要中兴,非得曹操那样的奸雄不可,靠“小人”固然不可行,靠“君子”只怕亡得更快。



然而,在继统这个问题上,因为没有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各方面势力都存有私心,又目光短浅,他们相当然的认为南明可以偏安,把精力都放在了为自己争取朝廷政治优势上。无论谁成功的拥立了皇帝,也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更无法统一战线,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打算合作。



弘光朝延续了明末朝廷的党争弊端,所谓“逆党”和“东林党”互相斗争了数十年,矛盾根深蒂固,尤其是东林党人,逼人过甚,拒绝和解。弘光朝覆灭后,党争并没有停止,在南明各朝犹自争吵不休,甚至吵到了清光绪、康熙朝,直到清康熙雍正年间才彻底结束。



于是我们理应想到,即使史可法在“继统”上做出了正确了选择,也不可能避免党争的内耗。至于军阀的割据,或许因为没有定策之功,各将帅不至于太嚣张,但要他们忠心耿耿效忠弘光朝廷,那是决无可能,阴奉阳违是免不了的。事实上,造成弘光朝覆灭的两个重要原因并不会因为“继统”的“正确处理”而消失。



史可法在“继统”上的失误固然带来了一些问题,也使某些矛盾暴露出来并且得到了加剧,但究其根本,党争可追溯到万历年间的“争国本”、“三王并封”、“福王之国”等等事件,而军阀可从明末中央政府渐渐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力,1644年初北京城面临大顺军的入侵,甚至无法召来勤王之师这些事情看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解决好“继统”就可以解决党争和军阀这两个最根本的问题。



或许我们可以这么推断,不论“继统”选择了哪位藩王,也不论“继统”哪派获得了胜利。南明弘光朝永远无法摆脱困扰明帝国的梦魇,导致明帝国灭亡的重要因素,同样作用在南明弘光朝身上。



用悲观的宿命观来分析:不论南明弘光朝怎样努力,都改变不了注定灭亡的命运,这是明帝国灭亡的延续。党争和军阀宛如毒瘤,而我们知道,癌症是一定要和宿主同归于尽才会消失的。



2. 北使



弘光朝廷成立后,首要任务是确立基本国策,面对国内清军、大顺军两大军事势力,必然要有所“联”有所“敌”。显而易见,弘光朝廷选择的是“联虏平寇”。



尽管我们知道清军是最后的胜利者,导致弘光朝廷灭亡的也是清军,而且在其后为了抗击清军,大顺军、大西军的残部都和朱明政权联合了起来。于是看上去,弘光朝廷的正确做法应该是以清军为主要敌人。



然而在当时,确立“联虏平寇”这一基本国策是有非常正确之动机的。崇祯朝期间,就有“攘外必先安内”的做法,在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候,明王朝可以接受与满清议和,向其缴纳贡品,却一定要剿灭流寇。清末清政府之“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提法大概也是出于同样动机。



更何况从心理感情上来讲,攻占北京城,逼迫崇祯帝自尽的都是流寇所为,而从北方传来的消息说,本朝大将军吴三桂借清兵入关,击溃大顺军,重新夺回了北京城。这样一来,流寇更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而清军似乎变成了可以倚重的盟友。



本来,把“联虏平寇”作为基本国策,也无可厚非,在战略上,同时向大顺军和清军宣战并不是好的做法,虏和寇的斗争,不论怎么看,对弘光朝廷都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好事。当然,弘光朝廷也不能放松警惕,毕竟唯有自强才能最后得利,否则不过是错过趁虚而入的机会,最后落得不免沦丧的下场。显然,弘光朝廷不少官员意识到了这点。



那么,到底弘光朝廷应该怎么确立自己的内政外交和军事行动呢?不论是出于联虏目的,还是出于试探用意,派出使臣直接出使清廷势在必行,于是北使团组建出发。



但北使团的任务非常不明确。



当时清军在和大顺军相持阶段,不少大顺军占领的地方纷纷起义,而清军兵力不足,更不能及时占领。于是山东、河南东部大部分地区暂时没有任何政权管辖。对于黄河流域广大的州县的归属问题,弘光朝廷采取了暧昧的态度,既不敢派兵北上占领,又不愿轻言放弃,只派遣了几个官员虚应了事,最终拱手让人。同样,北使团既受命“经理河北”,又被要求“联络关东”,到底是割让国土换取和平,还是收复失地,并无明确。



出乎弘光朝廷意料之外,北使团受到了清方的冷淡接待,还受到了严厉的指责。认为南京政府在崇祯帝死难之时不来救援,在崇祯帝死难之后又速立新帝,不承认弘光朝廷的合法性,也不接受国书,更威胁举兵南下。并扣押了北使重臣。



至此,北使彻底失败。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一些其他信息。



北使团曾经拜访过洪承畴,《北使记略》提到:(北使主员)王言至内院两见洪承畴,似有不安之色,含涕欲堕;谢升时而(夷)帽,时而南冠,默然忸怩。



而(北使成员)祖泽溥收到其父祖大寿的传言:“少有机会,无不效力!”



(北使)暗遣人相闻(吴)三桂,三桂传言:“清朝法令甚严,恐至嫌疑,不敢出见!”令所亲来致意:“终身不忍一矢相加遗!”



由此可见,北使团试图联络一些遗明重臣,而清方监视严密,不可能坦言不讳。但洪承畴表现出惭愧的意思,吴三桂表明了自己的心迹,祖大寿甚至露骨的说出希望有机会能够效力。他们所露出的口风已经冒着极大的危险了。假使弘光朝廷能够有所作为,将来和清军对峙战场,洪承畴、祖大寿、吴三桂之辈说不定还能反戈一击。只可惜弘光朝廷不争气,南明其他几个政权也不争气,不能给这些明帝国旧臣机会。



后人指吴三桂是汉奸,其实吴三桂为求自保,所作所为也情有可原,而清廷更是想法设法大做文章,故意让吴三桂奏章为天下人所知,强迫吴三桂和朱明决裂,这种手段,本来是清帝所擅长。



议和的失败,也是时势之必然。毕竟明代以后,南方农业经济发展迅速,南方通过漕运向北方输血,才是北方生存之道。



北使的结果,让弘光朝廷彻底幻灭,众位大臣不得不倡言自强以御敌。只可惜弘光朝中多是白面书生,军阀又不受朝廷约束,虽然知道正确的做法,却无法去执行。



其实清廷这点似乎做得不够漂亮,倒不如温言安慰北使,让弘光朝廷绝无警惕之心,再消灭大顺军之后全军南下来得更加稳妥一点。当然,清廷这样做也是过于自信,多尔衮派遣一支部队追击大顺军,另一支部队准备南下,直到遭遇李自成的反击才清醒过来,集中兵力击败了大顺军,又让弘光朝廷苟活了几个月。



3. 督师



凡是读过顾诚先生《南明史》的,都不免诧异于顾诚先生对史可法的严厉批评,仔细研读,又感先生并不是爱之深,责之切,而是确实的言辞激烈,却不知先生是否别有所指。



因为在继统的失策,史可法不得不离开政治权力中心,让出首辅之位,自请督师淮扬。东林党人谓之“秦桧在内,李纲在外”,以至国将不国。然而,马士英非秦桧,史可法也非李纲。



史可法督师江淮一年,无所作为。然而这也和当时形势有关,弘光朝廷上下无进取之念,奢望偏安,无心北伐,自然也没有战略、情报、后勤方面的支持。而拥有实际兵权的四镇军阀与左良玉,早已经不把弘光朝廷放在眼里,他们气焰嚣张,有时甚至连表面文章都不做了,即使是弘光皇帝和马士英也无可奈何,更何况政治上失势的史可法。



弘光朝的军阀大都大顺军手下的败将,他们怯于公战,勇于私斗,对待老百姓比流寇还凶狠残暴。这种队伍不见得没有战斗力,只是他们绝不会去为朱明而牺牲。在他们心中,与其冒着失败的危险北上和强悍的鞑子作战,倒不如以防守的名义,既保持自己的实力,又钳制南京的弘光皇帝。



史可法奔走于调解军阀之间、军阀和治下百姓之间矛盾尚且不及,还哪能谈得上去做对清军的战斗布置呢?即使是有能力的督师,面对这样的局势,只怕也壮志难酬。



显然,史可法无雄才大略,但这点并非其过错。实际上有明一代,能够处理这样危机的人有多少呢?大多文臣不是措手无策,就是空谈误国,而颇有将才的文官未必能妥善处理朝政,可以想像袁崇焕那样的性格脾气当内阁大学士吗?能游刃于朝堂之上的却又未必能妥善指挥全面抗击清军这样的军事行动,可以想像杨廷和突然表现出高超的军事才能吗?或者只有于谦、张居正这寥寥几人能够力挽狂澜了,只不过这些超卓人物,不是万历末年、泰昌、天启、崇祯这四朝能够培养出来的。



更何况,崇祯朝中最优秀的人才都集中到了北京,南京只是挂衔养老的地方,史可法若真正有些实际才干,甚至有些虚名,早就调到北京委以重任,还用在南京混什么虚职。



既然我们知道明代的高级文官总是来自于科举,作为八股文专家的史可法在性格上的弱点,政治军事能力上的欠缺根本不会影响到他升迁到南京兵部尚书的位置,那么我们又何必苛求史可法具有历任南京兵部尚书都没有的本事呢?



如果说史可法不称职,那么以同样苛刻的眼光来看待明末所有的皇帝和大臣们,可谈得上称职的又有几个?



突然成为南京最高文官,是史可法始料未及的,难道他要因为自己能力不足而逃避现实,干脆放弃自己的责任吗?如果我们是史可法,即使我们知道了所谓正确的做法,我们就有把握做得更好吗?接下去的路还很长很长,外有清军、大顺军、大西军,内有桀骜不逊的军阀,正人自居的东林党人,昏庸无能的皇帝,没有兵权的史可法凭什么可以扭转乾坤?即使他创造了奇迹,成为了像曹操那样的统治者,后世难道就会犯过他吗?



史可法优柔寡断,其实是想平衡各方势力以求达成共识,他虽然和东林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却并不过于执着门户之见,没有参与到东林党的党争活动中,在那个时代,像他这样出于公心而不是私心行为的士大夫,确实太少了。



弘光朝廷覆灭后,隆武朝廷和鲁王监国两个朱明政权并立,之后唐藩和桂藩又并立,可他们没有齐心协力共同抵御清军,反而互相内讧。一言而概之,无论是藩王还是士大夫,都不愿意为大局而牺牲自己的既得利益。



在民间,在清军战胜大顺军和占领南京后,抗清事业反而风云再起,虽然义军纷纷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实际却是因为清廷的残酷压迫,尤其是剃发令的强制推行,才激起了人们反抗的。严格来说,民间的反清是出于压迫反抗的本能,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捍卫,而不是为朱明而战斗。



其实朱明江山早已经在人心中轰然倒塌,无论朝野,再无人奉之为正朔。在这种历史大动荡时期,人的心理行为异常复杂,在逆党奸臣中,也有殉难死节的,在正人君子中,也有无耻之徒。在军阀中,有降而复叛的,也有殉难身亡的。还有很多原因的殉难,也有很多原因的叛变,形势所逼,行为看似大相径庭,结果看似天壤之别,其实动机却差不了多少,要用是否剃发,是否死节,是否投降之类来做是否爱国的盖棺定论,是不妥的。



而史可法的动机,当是南明史上最没有争议的。



史可法从来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军事家,他只是不幸生在错误的时代,又位居错误的职位,他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不论结果如何,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下,他也算是问心无愧了。



后人固然不宜过分拔高史可法的作用,却也不必苛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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