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年"粉丝"进化史:一部中国人的精神成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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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30年粉丝进化史:一部中国人的精神成长史

一九九二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三位喜剧明星借一个小品表达了当时社会对“追星现象”的集体焦虑,它用漫画式的手法塑造了一个“追星族”少女的扁平化形象:荒唐、无知、疯狂、盲从、不可理喻。


不过,也就是在那一年,随着邓公在南方发表系列讲话,不光经济领域冲破“姓资”与“姓社”的藩篱,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在经历了几年短暂的沉闷后,也在酝酿着一场更为切近生活因此也更深刻的变革。追星,这个一度被排斥在“积极、健康”的正统观念之外的“亚文化现象”,也意外争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再往前追溯,一九七八年,或稍早,那些总是播送决议、社论、样板戏、毛主席赞歌的大喇叭里,有一天传出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传出了《刘三姐》,人们说,这都是些“解禁”了的歌曲。再晚一些,手提式录音机开始播放《甜蜜蜜》之类的“靡靡之音”。


伴随着这些“软绵绵”歌曲的风行,中国的第一代“粉丝”诞生了,邓丽君、张帝、刘文正,这些表达世俗情感的歌手,成为代表人心禁锢得以解放的一个特殊符号,也成为中国人的第一代“平民偶像”。


人们心目中的偶像,破天荒地不再只是“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一个人可以崇敬陈景润、张海迪这样的榜样式人物,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时是琼瑶的“粉丝”,为其笔下那些浪漫、离奇的爱情故事牵肠挂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把一切都视为精神解放的表征,一条牛仔裤,一副“蛤蟆镜”,都意味着从精神上摆脱压抑、寻求新的空间。人们对偶像的选择,也在努力让“个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宏大的集体性话语中脱离出来,走向多元化。


这一时期,“伤痕文学”作家、朦胧诗人、港台明星、摇滚歌手、体坛名将、第五代导演、“星星画派”的画家……各个领域的先行者,都有机会网罗一大批“粉丝”。


不得不提的是,一个几十年来只能崇拜一个人、一种思想的社会,并不是一下子就接纳了这么多看上去光怪陆离的偶像和粉丝。一本名叫《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书,曾煞有介事地告诫人们“不要受资产阶级音乐的毒害”;一场朦胧诗朗诵会,曾担心被警察以“扰乱社会治安”的名义封杀;一个留着“摇滚发型”的青年,有被拉住当街剃头的危险。


这些现在回头打量显得很可笑的举动,是一个旧时代行将谢幕的注脚。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一九九二年以来,人们对偶像的崇拜少了更多意识形态的束缚。随着社会宽容度的不断扩展,朋克、重金属、愤怒青年之类对主流价值观持批判态度的“小众文化”,也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王小波,一个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的作家,在他死后暴得大名,他的众多“粉丝”自称为“王小波门下走狗”。周星驰以解构正统、调侃权威的游戏姿态,成为大学校园内最炙手可热的“叛逆偶像”。


世纪之交的喧哗过后,一个人不仅可以想“粉”谁就“粉”谁,而且一不小心可能会成为被“粉”的对象。李宇春,一个长相、歌喉都不能算出色的女孩,拥有那些“天王巨星”都无法企及的庞大“粉丝团”;郭敬明,一个被指剽窃的少年作家,在许多同龄人眼中堪称“文学巨擘”;于丹,一个把《论语》烹成一碗“心灵鸡汤”的“学术超女”,造就了出版市场上的神话。


今年,两位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也有了自己的粉丝团,名为“什锦八宝饭”。相比于三十年前人们对领袖的顶礼膜拜,“什锦八宝饭”们用颠覆性的“无厘头”语言,称胡锦涛为“涛哥”,称温家宝为“宝宝”,令国**体大跌眼镜。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这真是让人难以想象……它的意义在于将中国最高领导人与百姓的距离拉近了。”


就像一滴水可以折射出七彩的光,三十年的粉丝“进化论”,是一部中国人的精神成长史。人们对偶像的选择,对推崇偶像的方式的选择,如同奥运开幕式上的一幅幅卷轴,展开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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