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工队除奸

沉默的麻雀 收藏 0 697



作者:王外马甲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42年12月,刘春雷被抽调到军区参加军事培训。当时,各部队的操练停了,可战斗骨干的素质提高却不能放松,军区因此抽调了部分战士进行轮训。


培训学校的学员来自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分成好几个队,根据队长的姓氏编代号,队长姓张叫“张庄”,队长姓王就叫“王庄”。刘春雷他们的“庄主”是被刘邓首长称为“三军楷模”的郭好礼(1943年牺牲)。


学校里除了射击、刺杀、爆破和工兵作业训练,也学习理论知识。上课时席地而坐,两个人合用一本书,用子弹壳改装的“钢笔”记笔记。政治课学的是《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共产党》,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敌工课,就是教大家说几句日本话;上统战课的时候,请来一个日本人作报告。这人是在山东莘县被刘金魁活捉的日军机枪弹药手秋山良照。刘春雷心想:要是“川老汉”还活着该多好,他的俘虏成了“反战同盟”的书记,他又有牛皮可以吹了……


大刘最喜欢的课程是游击战术和军事教练,看地图、认地形、排兵布阵,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很实用。


有一次搞战术演练,轮到刘春雷当组长。两边各十几个人,比赛看谁先占领一个小村子。大刘心想这还不简单,带着大家数完“一、二、三”就开跑,结果气喘吁吁还是慢了一步。他不服气,说对方的距离比他们的短,不公平。结果教员骂他是“猪脑子”,说:“你们地势高,他们地势低。如果你不急着往村里跑,先在那边坡上架几杆枪,他们还敢跟你比赛跑吗?在战场上哪里有什么公平可讲!”刘春雷顿时觉得这战术里面还真有名堂,兴趣更浓了。


还有一次练习攻城爆破,学员轮流当排长。对面坡坎上站着几个教员当裁判,他们说谁死了谁就算是死了。


有个“排长”设计的是两人组,连续派出了三个爆破组都没有成功,又接着派出第四组。刚冲到一半,裁决教员(现在叫“总导演”)郭好礼的旗子一挥:“把排长撤了,他不及格。”这排长想不通,说:“前面的人派了六组不成功都没事,我才派四组……”教员讲评道:第一,你连续派四组突击,走的都是相同路线,没有总结经验,不动脑子就不能及格;第二,你派出的前三组战士都已经牺牲了,到第四组你还想不到要自己上,不能身先士卒,你就不配当排长!


从此,刘春雷明白了八路军的指挥员应该怎么做。


学习结束时,陈再道司令来讲话。他说:战术理论是死的,人是活的,要多动脑子总结经验,要打得巧才能打得好;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有什么武器就打什么样的仗。机枪、大炮是武器,土枪、长矛也是武器,甚至毛笔、标语也是武器,要发挥我们的长处,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轮训毕业后再去锻炼,实际上就是参加武装工作队。


武工队是实施“精兵简政”、“一元化领导”和“机关工作军事化”的具体措施。在当时,除一部分民兵参加县区武装打游击外,大批民兵在“不丢失一支枪”的原则下回到乡里开展生产自救。而八路军则抽调骨干力量和区干部一起深入敌后,给群众撑腰。


1943年初,冀南共有武工队二十一支,队员四百多人。


武工队里除了刘春雷这样的八路军,还有区干部,一个组七八个人,三个组合成一队就有二三十人。培训班学员组成的武工队是生力军,一般都被派往环境最艰苦的地区,有时候还被冠以这个“支队”那个“部队”的名称,虚张声势。大刘他们要去的是枣南、南宫、隆平、平乡一带。在这些地方,敌人的据点、岗楼、公路和壕沟已经形成了网络,不仅我军大部队进不去,甚至连地下工作人员也撤出来了。


到敌人的腹地去战斗,什么凶险的情况都可能出现(仅仅一个月后,刘春雷的教官郭好礼队长就在敌后牺牲了)。临出发前,每个八路军战士都向党组织发下了誓约:我宣誓,在任何情况下,不怕危险,不怕困难,坚持工作,坚持战斗,有死在自己岗位上的决心,绝不动摇;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服从民族的利益,一切听从组织的决定……


跟随武工队一起行动的地方干部是不用宣誓的,可是,一位中年妇女也站起来举起了拳头。她不识字,对着党旗激动地说:“我也赌咒发誓,情愿牺牲也不投降。我保证努力工作,不泄露秘密,反正死也不屈服,说什么也不中。上有青天下有黄泉,说话不算,天打五雷轰!”


这位女同志是冯大姐,是个刚强果断、办事有条理的妇女干部。她多次和武工队在敌后活动,无论环境多么危险、条件多么艰难,从不示弱,甚至从来不会显得疲倦,大家都很佩服她。


冯大姐的丈夫很早就帮八路军跑交通。有一年鬼子“清乡”,正值河里涨大水,敌人把渡船封锁了。她十四岁的儿子知道父亲水性不好,就抱了一串葫芦泅到对岸去接人。结果这一去就没回来。几天后,在河边见到父子俩搂在一起的尸体,身上除了枪眼,还捆着那串葫芦……


冯大姐原本是家庭妇女,这以后就参加了抗日活动,先是在村里工作,凭着自己出众的能力,逐渐到区里、县里,后来成为地方工委的委员。在敌后的日子里,冯大姐白天黑夜都揣着一颗手榴弹,随时准备牺牲,那种刚强的精神真是让人敬佩。可是,这么一个能力出众的女干部,在抗战胜利后却突然辞职不干了,原因是她仅存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商铺伙计,她要去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当时,许多领导都做了工作,拦不住。


解放后,冯大姐的很多同事都在河南省担任领导,可她住在开封的女婿家里,乐呵呵地当家庭妇女带着外孙,没提任何要求。她舍弃荣耀选择了天伦之乐,非常满足。


或许,历经战争的女人最能明白什么才是自己最大的愿望。身处战火中的女性,以各自的方法追求着自己的安宁。


除了冯大姐,武工队里还有两个编外的女成员,她们是队长张文亭的家眷。


张文亭(1945年牺牲)是冀南、豫北一带很有名的游击队长。他早年当过土匪,参加抗日队伍之后,勇敢顽强,机智多谋,打鬼子真是没得说。可就是有个毛病改不了,爱拈花惹草,每到外面转一圈,总要结识个把相好的。这当然也有好处,由他带队打游击,走到哪里都有个“办事处”接待,十分方便,可细想起来,似乎又对八路军的名声大大的不利。


上级教育了多少次也不管用,张家的女人只好亲自出马,实施贴身紧逼监视。在武工队的这两位老婆,一高一矮,不晓得谁大谁小,也不知是第几房姨太太。反正这两女人很有意思,对鬼子汉奸浑不在意,只为漂亮大姑娘担心。在敌后活动,她们不带枪也不带刀,每天收拾得整齐利索,时刻准备和别人家的小媳妇开战。那张队长也是奇怪,不怕枪林弹雨也不怕领导批评,却很惧内,任凭两个小老婆叽叽呱呱,平时的威风一点也看不见。


刘春雷他们当然不敢招惹这两位“监督员”,私下里给她俩起外号,个子高的叫“磨子机枪”(重机枪),个子矮的叫“二机关枪”(冲锋枪),都是火力凶猛的武器。


武工队活动的区域是相对固定的,队里安排有本乡本土的人,所以出任务时不必事先通知谁,也不用找人带路,说声“出发”就摸着上路了。白天住下研究工作和休息,夜晚行动,路上没人咳嗽说话,连喘气都得憋着点,经过敌人据点旁边才不会被发现。


武工队每次出动的任务不同。有时候是摸情报,就是到了目的地附近的村庄,找个地势比较安全的人家悄悄地进屋,先对房东进行教育,从对方的利害说起,使他容易接受,然后再询问当地情况,拿小本子记上。驻一村,只有一户人家知道,多走一些地方,再把情报对照起来,就可以画一个图表,标明敌人的据点、兵力、兵种以及群众基础和我们活动的条件,甚至还可以了解到敌人内部的一些情况,做到知己知彼。


更多的时候,武工队有宣传的任务。要教育群众克服和平幻想,坚信抗战一定能胜利;号召群众团结起来,监视坏分子,保卫自己的利益;在经济上,还要鼓励大家坚壁清野,反资敌。“如果资敌,就是把敌人养肥了,使他们更凶狠地来杀害自己。”


搞宣传采取的是“空讲话”的办法,很有效。武工队夜里摸进村子,四下警戒,宣传员选个高地方站好,拿个梆子敲几下,“老乡们,大家坐起来听消息……”,然后就开始讲。乡亲们不点灯不起床,趴在炕头上就能听得见。宣传员讲话简短、明白,说清楚一个问题,武工队就迅速离开。一晚上走几个村,第二天就传得神乎其神;若是再遇到赶集,那更是到处都知道了。


队里也有能写信的文化人,了解到谁在帮鬼子汉奸办事,就写一封信投到他家门上,严肃警告他不许死心塌地替敌人效劳,并且还要求他在多少多少天内,找到多少多少户人家担保,证明他没办坏事,然后再把联保信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收信人吓坏了,第二天赶紧四处讨好发誓,求人担保,因此对乡亲们也就不敢太欺压。有的保长、甲长吓得把收来的公粮还给农民(这叫做“倒粮”),有的人赶紧辞职不干了,说“八路没走干净,再干下去就没命了”。


武工队的工作方式是以宣传教育和军事打击相结合,在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反抗日伪政权欺压的同时,也对伪军开展“良心大检查”运动,要求伪官兵“身在曹营心在汉,内外一心哄日本”。在游击区,连小孩子都知道“不信鬼子话,不念鬼子书,不上鬼子当,不帮鬼子干事,不对鬼子说实话”;伪军也知道八路军手里有个小本本,谁干了坏事就点黑豆,办了好事就记红点,“善恶簿上记得清,按照国法判罪行;生死本上写得明,多做好事保性命”。


但是,日本人也在加强攻心战,推行奴化教育。针对灾区的贫困环境,敌人一方面加紧了经济封锁,一方面又以物质利诱的方式蛊惑民众。鬼子的赏赐使一些汉奸瞬间暴富起来,这对部分民族意识薄弱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南宫县,刘春雷的熟人“小罗成”就由一个混混痞子变成了铁杆汉奸。他投靠了日本人,死心塌地与八路军作对,帮着鬼子搞“剔抉”、“宣抚”,还强迫抗属“检举”、“自首”,罪行累累。对这种“坏中坏”,武工队当然要坚决镇压、杀一儆百。大刘是队里的战斗骨干,杀汉奸除恶霸,责无旁贷。


“小罗成”也知道武工队要除掉他,整天东躲西藏。一天夜里,大刘他们打听到“小罗成”在一个小寡妇家睡觉,立即赶过去,翻院墙踹开门,把他给堵上了。一进屋,刘春雷就愣住了,这小寡妇是他的堂姐刘彩霞!彩霞堂姐原先是个多么爱面子的漂亮人啊!大刘参军时的衣服和挎包还是她送的呢!两年不见,她怎么居然和“小罗成”这混混痞子搅在了一起?


一开始,彩霞堂姐哭闹着不让拉走汉奸,还说“这是孩子他爹”,可她抬头看见堂弟,立刻就不吭声了。“小罗成”也认出了刘春雷,知道自己活不成了。这小子就泼口大闹:“老子到世间走了一圈,吃喝玩乐,享尽风流,不亏了!过二十年,老子还要再来一趟!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武工队把汉奸拉到村口,一刀捅了。其他人还在讨论如何处理小寡妇,刘春雷铁青着脸说:“放人!”


队长张文亭虽然不是本地人,但社会经验丰富,看见大刘气得浑身发抖,马上就把刘彩霞放了。张家的两个“机关枪”素来主张严惩犯错误的漂亮女人,这一回也难得地没有吭声。


第二天,张文亭把武工队带到刘春雷的家门口,让他回去看看。家门关着,屋里也是黑的。大刘翻墙进去,听见有人说话,知道是他父亲的声音,于是叫开了门。老人家激动得不行:“听人讲,你前几个月被打死在枣强县的一个道沟里,头朝南脚朝北,瞧得清清楚楚,我和你伯父还去找着收尸……”老母亲也哭着说:“你叫门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咱们的孩子死得冤,阴魂回家了呢。”


张文亭在旁边问了几句,才知道是保长家儿子造的谣,立刻派人把那家伙抓来。一见面,张队长就把盒子枪拍在桌子上:“我是张老抬,知道吗?”


张文亭从十二岁起就“吃票饭”,冀南豫北有谁不知道这个匪号?保长儿子一看见他阴森森的脸和黑洞洞的枪口,立刻就瘫软了。


刘家老人心肠好,帮忙说人情。张队长这才把枪收起来,警告说:“今天先记上一笔,今后,咱们老人家再受到一丁点儿委屈,都算是你的错,连本带利,坚决枪毙!”


聊家常的时候,刘春雷讲到堂姐的事十分气愤。两位老人家却说:“她的事,我们也知道……孩子啊,你也别太怪她了,她那是饿的。……”


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可是,战乱中的苦难,女人们又何尝躲避得了!在那个年月里,无依无靠的寡妇实在太多了,苦难中的人们又怎能苛求所有不幸的妇人都成为烈女呢?


有段时间,武工队在枣南县活动。半年前,大刘在这里养过伤。


这里的群众很好,虽然在敌人的严厉控制下,老百姓自己也缺吃少穿,但总要千方百计地帮助八路军。经常是几户人家凑上十多斤粮食和三五个鸡蛋,偷偷找到武工队,一定要他们带回根据地去。“休息好,养壮身体,早点打回来啊!”有一次,夜间宣传离开村子,一个老头追了好远赶上来,递给刘春雷一个小包后转身就走。刘春雷打开一看,里边是三个半窝窝头,这分明是人家明天的口粮啊……


当地有汉奸米先恩、米先盛两兄弟。他们无恶不作。临过春节,有户人家娶亲,米氏兄弟去喝喜酒,看见新娘子漂亮,就借口枪被偷了,把新人拖到了炮楼里。新媳妇第二天回来以后就疯了,新郎家也要死要活地过不下去。群众都很气愤,寄希望于武工队撑腰,可是又觉得“八路军只能在晚上活动,大白天的保不住人……”


八路军气炸了,立刻请求除掉米氏兄弟(大“扫荡”之后,因为有些战士急于报仇雪恨,出现了不分轻重乱杀人的现象,所以当时规定,除奸对象要由当地干部决定)。经当地政府批准之后,武工队就着手准备行动。


米家兄弟天黑以后都住在炮楼里,武工队还真不好下手。刘春雷不管不顾了,决心在白天开干。一天上午,他带着游击小组的两个民兵到米先恩、米先盛经常出现的地方去找人。大刘心想:反正我的伤是在这里养好的,上次大难不死,这回为了群众,把命丢在这里就是了。


中午,在一处干涸的河床边遇上了米先恩和一帮人,民兵指认清楚,刘春雷走过去就开枪。第一枪打在腰上,汉奸歪倒在地,接着再补一枪,那家伙就完蛋了。米先恩有一个带枪的跟班,可自始至终,跟班被吓傻了,没敢动。大刘缴了他的枪,宣布:“八路军武工队奉命除掉米先恩,谁再敢当汉奸,和他一样的下场!”然后扬长而去。


米先恩死了以后,米先盛小心多了,轻易不出门,即使出来了也带上一大帮伪军护驾,让人很难下手。有一天赶集,群众报告说米先盛在集上喝酒,估计伪军纪律差,散集时各走各的,米先盛有可能落单,武工队就决定动手。


观察地形以后,张队长安排刘春雷带四把短枪躲在路边的断墙后面,另外四杆长枪埋伏在百米外的院子里,预防敌人冲过去了再阻击。他带着几个人到集市上转悠,跟在敌人后面出来。


散集的时候,米先盛来了,慢腾腾地赶着一辆马车。他坐在车辕上,车上堆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坐着四个伪军。恼火的是,马车前后还有十几个老百姓一起跟着走,有的还把手里的东西搭在车帮子上,图省劲。这要是打起来,群众难免会受连累。


远远跟着的“二机关枪”很聪明,看见情况不对,就在后面喊:“喂!今天你们村里的几个半大孩子被疯狗咬了,有这事吗?”你说,哪家屋里没有个“半大孩子”呀!一听这话,老百姓全都不走了,呼啦围起来问个东长西短。张文亭他们借机把散集的群众和预设战场隔开了。


马车到了跟前,刘春雷扬手扔了颗手榴弹。巧的是,这手榴弹正好就落在米先盛怀里;可又不巧的是,这手榴弹没有响。米先盛反应快腿脚也快,跳下马车就往路边的地里跑,大刘不管别人,闷头就追,边追边开枪。打了两枪没打上,米先盛吓慌了,在庄稼地里摔了一跟头,爬起来再接着跑。大刘就离他近了,追到跟前,正想打枪,米先盛突然止步朝旁边侧身一滚。两人一错身,米先盛躺在地上,枪口就指着刘春雷。大刘心想:“完了……”


但是,枪没响。刚才米先盛摔跤的时候,手枪枪管插到土里,堵上了。事到如今,他也只有哀号一声,被刘春雷一枪给毙了。可这时候,大刘也是一身冷汗,说不清楚是因为跑步累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腿肚子有点哆嗦……


马车上的伪军也知道武工队是冲着米先盛来的,他们用不着陪着玩命。所以除了一开始就被打死的一个,其余三人都抱着脑袋蹲在路边,缴枪投降了。


武工队连续地在大白天活动,震动了日伪军。他们认为这次八路军的游击力量一定比较强,于是出动了搜索队。在一无所获之后,敌人要求每个村子晚上都要派“值更组”守夜,发现八路军就点篝火报信,哪里放走了武工队就处罚哪个村。


本来,武工队八九个人,队伍精干,要撤走很容易。但如果这么一走了之,有几个“重点治安村”的群众就难免会受牵连,必须想个办法。于是,那天半夜里,周边的村口都有了动静。先是“噼噼啪啪”地敲东西,再就是“值更组”的大呼小叫,接着,报信的篝火都点燃了……夜里,炮楼里的敌人看见周围十几个村都点了火,吓蒙了,不敢出来,只好朝着大马路上乱放枪了事。


第二天,各村都来诉委屈,“昨天八路从我们村口过,老总们怎么不出来支援啊……”


这次除奸活动,武工队里跟着个宣传干部,他以前没参加过战斗,初上战场很兴奋,回去后就写了篇文章发表在军区报纸上,题目叫做《战斗的喜悦》,很是把刘春雷吹捧了一番。


大刘当时并不知道这事,回到部队才看了文章。他心里虽然得意,却也难免有点犯嘀咕:战斗就是战斗,还喜悦?要不是运气好,当场就给报销了,喜悦个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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