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痕:蒋经国爱听邓小平讲革命故事

岁月无痕:蒋经国爱听邓小平讲革命故事


——读《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 作者:单刚 王英辉


一、蒋经国爱听邓小平讲“革命”故事


从1925年10月到年底,前后共有三批学生、约三百多人经过选拔或推荐,从国内来到莫斯科。


1926年1月,十名原在德国学习军事的国民党学员奉国民党命令,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几乎同时,中共旅欧支部的二十名党、团员根据党的指示,也从巴黎转道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这当中就有时年二十二岁的邓小平。


据当时的同学回忆,青年邓小平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能力和表达才能,尤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讲求实事求是的作风而显得与众不同。


学习期间,邓小平专心读书,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得到了很大锻炼和提高。通过在中山大学的学习,邓小平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奠定了他以后从事革命工作所必需的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由于国内斗争需要,1926年底邓小平就踏上了回国的道路。


尽管邓小平在中山大学只学习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却给身边的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其中就有蒋经国。


来到莫斯科时,蒋经国只有十七岁。由于年纪小,平常又总是戴着鸭舌帽,穿一件当时流行的夹克式工人服,大家送给他一个昵称——“小工人”。


据当时的同伴回忆,蒋经国晚饭后总爱跟随邓小平等人到学校附近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边散步边聊天,尤其爱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


循线探索发现,蒋经国和邓小平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期认识,当时邓小平刚从法国巴黎来到苏联,两人身高相仿,部队排在一块,经常互相打彼此的屁股来嬉闹;有一次,蒋经国问邓小平为什么老围着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邓小平回答:“这是在巴黎留下的习惯,不围反而怪怪的。”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搞足一个星期的开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蒋经国这才明白,邓小平为当过清洁工而自豪,从而对这位兄长更增添了几分敬意。


192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护和培养干部,每年陆续派出部分党、团员到中山大学学习。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经过上海工人起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战斗洗礼,有些人则在白色恐怖下坚持过艰难的地下斗争。


在中山大学,还有过一个特别班。班里集中了一批年龄较大、资历较深的学生。他们当中有些人已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干部,有的甚至曾经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被尊称为“老头子班”。在他们当中,就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国共两党的元老。


1928年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一百多名学员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于1921年,目的在于为远东地区各民族培养革命干部。大学设国内部和外国部。国内部招收苏俄境内东方各少数民族学生。外国部招收境外东方各民族学生,其中中国学员约占三分之一。1928年,为便于统一管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正式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5年创立至1930年的五年间,前后大约有一千四百多名学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二、 蒋经国:邓小平比毛泽东更厉害


1、与邓小平的同窗之谊和政治角逐


1978年邓小平复出时,蒋经国刚接台湾领导人的位置,为此他召开了一场紧急高级情报首长会议,会场上的人都认为,邓小平比毛泽东温和,两岸关系将会比较缓和,蒋经国在听完大家的评估后,这样表示:“你们都评估,我认为都太乐观,因为你们不认识邓小平,但我认识他,因为我们在苏联一起学习过,他其实比毛泽东更为厉害,未来两岸的情势将比你们想象更为复杂。”


是历史的安排,也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蒋经国爬上领导位阶时,邓小平也再度崛起,昔日好友分掌不同的“江山”,可以想象彼此心情是如何复杂,再加上,1981年叶剑英提出两岸和平统一方案的“叶九条”时,蒋经国心里已经知道,两岸的角力和竞合将无可避免。


2、蒋经国是个“马列主义的实践者”?


事实上,蒋经国在留学苏联曾加入共产党,在他年轻时代,马列主义曾经激发起他救中国的爱国热情,直到他的托派恩师被斗时,蒋经国也遭下放,他才逐渐有些新体悟,他曾经在金矿的矿场上说:“在金矿上,为何我感觉到如此的寒冷与饥饿?”可见他对社会主义曾有些怀疑,但同时他又对马列主义的核心价值所吸引。


西安事变后,蒋经国回到中国,父亲蒋介石对他其实不放心,要汉学老师徐道邻为蒋经国开书单,并就近观察蒋经国。蒋经国的书单包括:《曾文正公家书》、《论语》、《孟子》和王阳明的文章,以及孙文的《三民主义》。蒋介石并要求蒋经国得报告读书心得,希望利用父亲的权威来改变蒋经国。


行为上,蒋经国是顺从父亲的,但骨子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计划经济实践者。从他的赣南经验到台湾的十大建设,几乎完全以计划经济为经济思想主轴,并且秉持廉节不贪污和企业家保持距离的风范。尤其是在赣南时期,蒋经国甚至要求老百姓用米、糖、盐、油的数量,很多民生用品都是用配给的,他希望实践一个没有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国度。而苏联的生活经验是蒋经国最喜欢谈起的一段,也是这段生命经验影响了他的生活起居,包括他喜欢大口喝烈酒,以及勤俭的习性。


三、国共第三次合作,老同学失之交臂


1、邓小平复出与蒋经国掌权


1973年,当蒋老先生把许多事情都交给儿子蒋经国时,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复出。


邓小平,1926-1927年与蒋经国是苏联中山大学的同窗,那时候的邓,是蒋经国所在共青团小组的组长。


已经掌握台湾大权的蒋经国,密切注视着他在苏联留学的这位老同学。1973年3月,邓小平回到中共中央,周恩来首先把大部分涉外事务交给了他。邓小平立刻宣布:北京已经准备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谈判统一的问题。邓说,在现阶段,“优先考虑用和平方式”。


卧病在床的老蒋顾不上这些,负责台湾党政军大事的蒋经国,同样不予理会,他亲口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谈判),就是自杀行为,我们没那么愚蠢。”


1975年,蒋介石死了。1978年3月11日,蒋经国被选举为“总统”。两个月后,他在盛大典礼中正式就职。


对岸,他的老同学邓小平虽然没有重新担任党的总书记,但却第三次在政坛上站了起来,并牢牢把握着中国的改革方向。


2、邓小平给经国的“重重一击”


1978年12月15日晚10时,即中美建交消息公布之前12小时,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安克志忽然接到华盛顿的专线秘密电话,这位特命全权大使于是奉命在凌晨三点的时候,拨通蒋经国助手宋楚瑜的电话,说是有紧急公事,必须立即面见“总统”。


来自华盛顿的消息说,卡特原定在中美建交公告发布之前的两小时,通知蒋经国,因为幕僚的反对,卡特才决定:提前7个小时通知蒋。


蒋经国只得在半夜爬起来会见了安大使,临别时,安大使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要求,请求蒋经国先生在第二天早晨8点之前,暂时不要对外泄漏这一消息。蒋经国强忍着怒气,始终不肯答应。消息公布当天,台北股市大跌近一成。


3、打击之后的“和平攻势”


1978年12月16日,人民解放军实际停止了自1958年开始的对金门、马祖的炮击,国民党军队也停止反炮击,1979年1月1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布消息,称金门炮击正式停止。同一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示好。北京的对台办负责人廖承志也发表了致蒋经国“老弟”的一封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廖承志表示,他愿意访问台湾,完成国家统一的爱国目标。


台北方面一方面很坚定地谢绝廖承志来访,蒋经国说:共产党提议两岸对话,是“旧瓶装新酒”。但在另一方面,蒋经国也认为: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长此以往,对台湾必然是利大于弊。


进入1981年后,邓小平进一步向蒋经国“示好”。


北京首先停止了纪念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例行活动;此后,新上台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公开邀请蒋经国等国民党官员“回老家瞧瞧”。随后,中国发动全面和平攻势,发表了中国统一的九条原则,包括台湾可以维持自己的军队,充分自治,不干涉台湾内部事务,甚至未来可与台湾领导人一起来领导、治理中国本土。


邓小平还就他的“一国两制”统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构。他指示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邓小平明确表示:北京当然有权代表整个中国在国际舞台活动,可是台湾和香港,同样享有“相当的外交权,(可)处理一些涉外事务”。为了进一步改善气氛,人民解放军还从福建撤走了相当数量的部队。


但是在文字上,台北的“三不”政策继续存在。只是亲国民党的报纸开始出现文章,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大陆根本不可能武力犯台”;“和平、渐进与中国统一,才是正确道路,两岸可以先从通邮、旅游和间接贸易做起”。


4、“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随着时间推移,蒋经国认为两岸谈判的时机已经慢慢成熟。愿意充当“中间人”角色的可不少,而蒋经国却把这个敏感角色只托付给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李光耀试图让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高级官员了解台湾的情势,包括不少台湾人可能更加同情“台独”的局势,因此中国与台湾在处理统一问题时,必须审慎、弹性。


至于邓小平,至少有一次透过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致以问候。邓小平也对李光耀陈述如何保护各方利益、解决两岸问题的看法。邓小平说,北京绝不派官员或军队到台湾;不干预台湾的政治或“人事”问题;统一之后的现状“可以维持一百年”,北京绝不会去更动它。


据邓小平的说法,台湾可以享有“处理外交事务……签发特别护照……与其他国家签订一些协定……的特别权力”。两岸关系将是“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你不要烦我,我也不烦你,各行其是”的性质。


可是,蒋经国在听到李光耀传递的这些信息后,并不认为这些“条件”在岛内已经凝聚成为共识,因此,他并不赞成立即开始两岸谈判,而且他还认为:中国大陆的局势,也还未充分变化到足以让他展开两岸统一的谈判。


李光耀和蒋经国倒是都认为,让大陆与台湾、新加坡的繁荣、开放社会多接触,将可导引中国往类似方向演变。蒋经国似也认同,为此,在对德国《明镜周刊》访谈时说:“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


1988年1月13日下午1时50分左右,蒋经国突然撒手人寰。听到经国逝世的消息,邓小平立刻召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表示,当蒋经国依然健在时,“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时至今日,尽管两位老人均已去世,我们欢迎和可喜的看到马英九,这位曾任蒋经国英语翻译的台湾地区领导人似正延续着“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的道路,实践着国共第三次合作,愿不再失之交臂,错失历史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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