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名就的刘伯承为什么执意辞官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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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 1950年夏天,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军委会议,确定以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为基础,改建、新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正规院校,除各军兵种要新建专业学校外,全军首先创立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由刘伯承挂帅。本来中央军委安排刘伯承出任总参谋长,曾非正式地征求过他的意见。刘伯承说,我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这次就不要再去当了,这个职务应该安排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还是去办军事学校合适,当教书先生吧。刘伯承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请求

1950年夏天,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军委会议,确定以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为基础,改建、新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正规院校,除各军兵种要新建专业学校外,全军首先创立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由刘伯承挂帅。本来中央军委安排刘伯承出任总参谋长,曾非正式地征求过他的意见。刘伯承说,我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这次就不要再去当了,这个职务应该安排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还是去办军事学校合适,当教书先生吧。刘伯承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请求批准他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职务,参加筹办陆军大学。


刘伯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他精通中国古代兵法,又熟悉现代军事知识,是公认的军事理论家,他以卓越的军事素养和高超的指挥艺术,创造了许多光辉的战例。刘伯承对军事院校情有独钟,1931年,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后,在江西瑞金创办了第一所综合性的红军学校,刘伯承出任校长兼政委,他亲自校译了第一本苏联红军合同战斗条令,作为学校的训练教材。各地都急需干部,刘伯承说,学校是培养干部的地方,好比母鸡孵小鸡,我们学校现在还只有母鸡(教员)和鸡蛋(学员),孵出小鸡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孵出小鸡,还要成长壮大,不能一下子把母鸡和鸡蛋都取走了,还是加紧训练才是好办法。他一贯主张治军先治校,在他统率的部队中,开办了许多学校和轮训队,可以说,他是我军院校工作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中央军委认为有着丰富军校实践和作战经历的刘伯承是创建陆军大学最合适的人选。


军事学院副院长陶汉章回忆,1950年,他到北京开会,会后代总长聂荣臻让他带着毛、朱的亲笔信到重庆请刘伯承回来办校。住在重庆北碚温泉的刘伯承见了信,立即说,请告聂总长并朱总,我不日就到京受命。就在志愿军入朝的第四天,毛泽东还发给刘伯承一封急电:伯承同志,此间恩来、总司令、荣桓、荣臻和我,希望你速来京主持筹建陆大,你意如何?1950年10月27日,刘伯承迅速交代了西南的工作,从重庆乘飞机来到北京,主持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周恩来对刘伯承说,你这个人组织纪律性是非常强的,只要中央有命令,你马上就会来。刘伯承说,中央这么信任,我怕搞不好。周恩来鼓励他说,你有几个特长,有学问,有搞好教育的经验,又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嘛。


这时,除了台湾等少数几个地方没有解放外,全国的战事基本结束,没有更多的大仗打了,战争年代那么艰苦,红军、八路军还成立过各种培养干部的学校,更何况现在?陆军大学的筹备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不久,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虽然风云突变,但是筹建军事院校的事情并没有停下来。11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批准以原华北、华东军政大学为基础,创办一所陆军大学。本来陆军大学拟选址在东北,挨着苏联老大哥近,背靠沙发。已经派人到东北勘查过了,朝鲜战争爆发,东北成了前沿,陆军大学显然再放在东北就不合适。中央军委也考虑在北京或其它城市,陆军大学筹备组和总参军训部的同志把北京也勘查了,八里庄、石景山、八大处、永定河等地都看了一圈。八里庄的位置还行,但供水困难。又从西直门选到了圆明园,圆明园地方大,又没有多少建筑,办学合适。但刘伯承考虑圆明园是历史见证,军队不应该占用。因为抗美援朝的进行,人力物力紧张,军队又急需大批经过军事学院学习的军官到前线任职,为了尽早开学,刘伯承决定找个现成的办学点。南京那地方不错,华东军政大学校址是原国民党中央军政学校和国防部,院子很大,房屋面积47万平方米,足够办学需要。于是,上下都同意,校址就选在南京。


筹建陆军大学,涉及到党政军的方方面面,周恩来多次与刘伯承和筹备组商谈,共同研究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校址选定,校名变更、干部配备、教学方针、教学内容、教员等问题。刘伯承说,总理什么都管,这次我们一定要好好向他汇报需要解决的问题。周恩来那时住在中南海内的一个旧四合院里,客厅里的摆设都是旧东西,只有一个台灯是新的,这给刘伯承印象很深。刘伯承说,总理刚睡,我们说话小声点。没想到周恩来醒了,刘伯承想等他吃完早饭再说。周恩来说,刘老有事快说,我一会儿还要会见外宾。吃饭用嘴,听用耳朵,两不耽误。今天早上讲不完,以后再讲。是你先讲,还是我先讲。刘伯承说,你先讲吧。周恩来说,好,我先讲。毛主席事情忙,没时间,让我和你说说办陆军大学的想法。我军的干部是掌握武装的,要始终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办校要有校风和校训。毛主席讲还是用抗大的。刘老办学是内行,具体的问题你自己定。刘伯承请示学习的内容,周恩来说,要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贯彻执行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要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学习现代化的军事科学技术。但我们自己的光荣传统不能丢,它是宝贵的,要发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也要学,但不能照搬,适应和需要的就学,不适应的就不学。军政比例三七开,政治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基础,军事要学习现代化的作战指挥。至于其它事宜,军委委托刘老处理吧。


刘伯承说,总理,学校名称叫陆军大学似乎不科学,因为还有海军、空军等专业,是不是叫军事学院为好?地址已经选定在南京原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和国防部,编制还按抗大的三部制,下面编制几个系。教员不足,除一部分我们老军大的师资外,还要使用一大批国民党的旧军官。对于这些,周恩来完全同意,说你们设想得很具体,学校名称、校址、编制我都没有意见。使用旧军官,这是党的一贯政策,要使用,要在使用中改造培养他们。政治上要关心,生活上要照顾。说到这,周恩来看看表,说刘老,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我去参加外事活动,约个时间,再谈一次。四五天后的一个晚上,刘伯承又专门给周恩来汇报了学院的编制、干部配备、学习内容、与军区的关系,一直谈到23点多。刘伯承还到朱德、聂荣臻处请示过多次,最终将军事学院的有关事宜大体确定下来。



11月5日,军事学校及部队训练会议在北京如期召开,讨论了军事院校的教育方针、计划、制度以及教材、器材供应计划和学校编制等问题,朱德到会讲了话,可见会议的规格和重视程度。一切定下来后,刘伯承到了南京,成立军事学院临时党委。根据总理谈话精神和训练会议的决议,刘伯承起草了《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主要内容是组织机构和训练方针。训练方针为,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熟悉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1950年11月13日晚,周恩来和朱德、刘伯承、聂荣臻、萧克、陈士榘、萧华、徐立清等开会,讨论由刘伯承和陈士榘联名提出的《意见》,16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朱德,汇报会议情况,说明学院筹建资金100亿(旧币)已拨付50亿元,建议批准这个《意见》。当天,毛泽东和朱德就批准了。毛泽东在批准这个方案的同时,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11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伯承为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本来刘伯承想请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出山担任军事学院的政委,但中央军委不同意,还是让刘伯承兼。半个月后,刘伯承颁布了军事学院训练工作大纲,规定学院的目的是训练和培养高级和上级指挥员及参谋干部。随后,他又颁布了政治工作大纲。12月31日,刘伯承向全校教职人员作了《学习任务与学习任务的保障》的动员报告,指出军事学院是在国家被侵略的斗争状态之下筹建起来的,这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也就是一周之内,军事学院确定了各部的干部,并请来了三四十位苏联顾问,都是有相当文化程度并经过二战的军事专家。全军最高军事学府的摊子就这样旋风般铺开了,毛主席号召,把苏联的军事科学学到手。中央军委下令,所有的部队主官一律要经过南京军事学院的培养。那时,在西南军区主持工作的邓小平下决心,调二野的一大批团以上干部去学习。1951年1月8日,军事学院高级系、基本系、函授系、情报系都如期开了学。也就是说,在开学典礼前一星期,学员们就已经开始上课。


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宣布成立,


大批既有军事学识,又指挥过战争的优秀干部担任了学院的各级领导和教员。毛泽东对军事学院的成立评价很高,说这“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在成立大会上,刘伯承说,我以十分的敬意与荣幸来宣布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成立,公元1951年1月15日这个日子,从此即成为我们军事学院创办的纪念日。在向方方面面表示感谢后,刘伯承说,所有这些同志,为了军事学院的成立都日夜工作,特别在学院筹备开学直到1月8日开课以来,大家都努力工作,努力教授与努力学习,使我们的工作建立了初步的规模,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本院开办得顺利,表示着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兴旺,同时也表示了我们中国人民事业的兴旺,这是值得我们庆祝的。

南京军事学院是当时全军惟一的一所综合性高等军事学府,陆续创立了很多系,空军系、海军系、装甲系……还有政治系、基本系等。刘伯承十分重视学习新兵种技术,他向毛泽东报告,创办了军事学院的院刊《军事生活》,他带领学员们到陆海空三军参观,增长学员的见识。在国内参观的同时,刘伯承还派出赴朝见学团,到朝鲜前线实地考察。同时他发动学员们编写战例。1951年2月,根据刘伯承建议,学院成立了战例编写小组,总结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战例。在此基础上,学习现代化指挥技术。曾任五兵团司令员的杨勇积极组织本班学员编写战例。五个月后,高级速成科第一期学员在学习任务紧张的情况下,利用假日编写了82篇战例,充实了教学内容。杨勇是高级速成科中职务最高的学员,也是惟一的一名兵团司令员。同时杨勇兼任高级速成科主任、一班班主任、党支部书记。高级速成科一班主要是参谋长、副军长。二班、三班是师一级指挥员。全国解放后,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在一起接受正规训练还是第一次。



毛泽东说,办学校,一要好校长,二要好教员。军事学院一组建,刘伯承就开始抓教员队伍。他经常说,开医院要有好医生,开饭馆要有好厨师,办院校最要紧的是要有好教员。建校之初,教员队伍主要是从总部及各部队选调,从地方大专院校招收,加上原华北、华东军大的教员。动用了很大的力量,也才仅有军事教员190名,政治教员5名,文化教员106名。这远远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面对军事教员奇缺的局面,刘伯承下决心吸收原旧军官来当教员。除了在南京物色外,他让副院长陶汉章到北京物色确有成就的旧职军官来校任教,刘伯承提出三条标准,一是有扎实的学术基础,二是一般经过专门军校,有深入学习军事科学的兴趣,三是有为革命军队服务的决心。加上聂帅物色的,军事学院一下得到了数百名国民党旧军官担任军事教员。这些人中,有国民党国防厅的厅长,有师长、军长、司令官等许多上将、少将,他们有一定的军事学历,有比较丰富的实战经验,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有的还经历过若干权力的政治更替,可以说历经沧桑。这批教员充实到学院战役、战术、战史等15个教研室,很快开始任教。到1955年,军事学院的教员队伍已经达到1000多名,其中军事教员1007名。

军事学院留用了大批的旧军官教员,矛盾也就由此产生了,学员是打胜仗的将军,而教员却是学员手下的败将,谁教谁呢?有的同学认为自己是胜利之师,满脑门的骄傲。对“打败仗教打胜仗的”想不通,有的甚至在课堂上当面顶撞教员,说某某是被我们部队抓的俘虏,还敢来给老子上课?把头抬起来看看我们呀。不少学员都有这种情绪,认为手下败将,还有脸来教我们打胜仗的,老子不听他那一套。院长刘伯承苦口婆心对全院师生说,我也是旧军官出身,也当过四川军阀嘛。我和朱老总都是半生军阀半生革命。毛主席说过革命不分早晚,站到革命队伍中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这些旧军官教员都是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由我把他们请来的。他们转变了政治立场,给我们传授军事科学和文化知识,就是我们的老师。大家都是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共同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奋斗。刘伯承批评那些不尊重教员的学员说,共产党员要有长江、黄河那样宽广的胸怀和度量,切不可摆“胜利之师”的架子,总以为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而容不得别人。古时候赵武灵王还知道以敌为师呢。在苏联也曾有利用白俄军官的政策,这一政策是列宁的主张,历史证明效果是很好的。在中央根据地,我们活捉了国民党五十二师师长陈时骥,经过教育工作后,让他到红军学校当教员。二、六军团在长征时,也请国民党俘虏师长张振汉讲过课。叶剑英领导的华北军大,同样录用过大批旧军人和旧知识分子当教员。刘伯承说,我一贯主张对原国民党军队中有军事专长的专家,要为我所用,用其所长。此事可谓前有范例,后有来者,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他们是我们请来的先生,是帮助我们学习现代化军事知识的,至于旧军官的帽子,那是他们的过去,如今他们已经转变立场,为我军服务,是我们的教员,他们介绍的是现代化军事科学,是现代军人不可缺少的学问,我们切不可摆胜利之师的架子,要老老实实地学习军事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分子,要团结合作,协助他们搞好教学。刘伯承认为,国民党不是没有军事理论家,比如杨杰、蒋百里等,老蒋不听“忠言”,带兵者也多酒囊饭袋。如果是真正的军事家,不至于输得这么惨。做通了学员的工作,刘伯承又做教员的工作。对压力大的旧军官教员,刘伯承启发他们在思想改造的基础上带动军事上提高,成为人民军队里称职的教育人才。说过去错了不要紧,改过来就是了。在课堂上要抛弃杂念,可以讲讲国民党军队打败仗的教训,也可以讲讲解放军受挫折的例子,通过你们对比来讲,可以更为生动、深刻。你们诸位如今都是人民军队的教员,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不要背过去那个小“包袱”。同时,刘伯承还从生活上关心旧军官教员,他报告军委,建议院校教员和干部应同学员同样的粮食定量,并亲自打电话,给授课教员多发电影票。

第一期学员杨勇等也配合院长刘伯承耐心地做同学的思想工作,用刘伯承提出的“尊师重道”的口号对他们进行说服,说尊重教员,就是尊重科学。到了军事学院后,杨勇如饥似渴地学习,学习组织指挥现代化条件下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本领,学习新的技术兵器知识。从贵州省主席和统领千军万马的司令员到普通学员,这个变化似乎是天上地下,但杨勇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那时,戴润生也是军一级干部了,他和杨勇编在一个班一个组,大家一起到大食堂吃饭,一起坐大卡车,不走样地执行院里的规定。杨勇对戴润生说,过去我们打游击有经验,军事思想还没有一套,提高到理论上就困难了。我们要放下架子,好好学习,真正学到一些东西,当个好学生。有人对杨勇说,你都当贵州省主席了,还学什么习?杨勇不这样认为,说要抓紧一切机会了解世界军事技术发展的现状。杨勇很同意刘伯承的观点,我军是从游击战争发展起来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军事理论。国民党军官虽然是败将,但他们大都是科班出身,在军事理论上却有独到的一套,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取长补短。有一位名叫黄剑夫的教员,曾是国民党十六军少将副军长兼一0九师师长,毕业于黄埔五期,在淮海战役中,被杨勇指挥的部队所俘虏。黄剑夫来讲课时,值班员故意不喊起立和报告。黄剑夫站在讲台上很尴尬,杨勇马上喊了起立,并向黄教员恭恭敬敬地报告。杨勇没有把他当手下败将,而是很尊敬他,每每向他求教。并以身作则,没有一点架子,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回答老师的问题,按照院长刘伯承提出的“教学相长”的要求,完成学习任务。原国民党军事教员都很感动,对曾是某师师长现在也是学员的王晓说,他就是杨勇?王晓说,对,他就是杨勇。啊,他在我们国民党部队中很有名的。黄剑夫在给老朋友的信中说,共产党人虚心向我们学习,他们的求学精神令人钦佩。


1951年春,毛泽东路过南京,听了军事学院的汇报后,说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把南京的军事学院比作延安的抗大。1952年7月,高级速成系第一期的347名学员经毕业考试合格顺利毕业,毛泽东为此专门发来训词,这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正规院校培养选拔干部的开始。



从创建军事学院开始,刘伯承就把文化教育作为基础教育,因为参加学习的指挥员大多文化程度太低,各系都设有预科,速成系半年,完成系一年,补习文化知识。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上过高中,有的一天书没读过,预科按照入学测验的实际水平编班。学员们各种各样的想法都有,他们大都红军出身,穷孩子,没读过什么书,好多人甚至是参军后才认了几个字,怕学习紧张跟不上,有的怕生活不好影响了身体,也有的学员对数理化和外语没有兴趣,刘伯承没简单批评,而是和学员一起听课,分析原因。他说文化知识是开门的金钥匙,我们要把这把金钥匙送给学员,让他们打开房门,入室登堂,去攀登现代军事科学的高峰。经过一年的学习,有的学员入学时只认识200多个字,写一句话有四五个错别字,到结业时已经认识了3000多个字,可以写500字的文章,还有的后来当了教员。

根据朝鲜战争的经验,军事学院陆续增加了防坦克、防空、防化学、外军研究和司令部工作课程。基本系以师战术为重点,也学营、团和军的战术,高级系从团战术学到集团军战役法,以军战术为主。训练计划一确定,便成为实施训练的法规,任何人不能擅自更改。高级速成科的同学们在教室里学完了“军进攻战术”的理论部分后,就到江苏句容至丹阳间进行军首长和司令部野外演习。杨勇任演习军长,后来担任副总参谋长的王尚荣担任演习参谋长。在整个演习过程中,杨勇从实战出发,经过认真准备,反复练习,演练得十分逼真。当演习进行到第二阶段,“红军”突破“蓝军”第一道防线,前出到句容以东的白兔镇一带时,“红军”第二梯队加入战斗,准备向纵深发展。这时,“蓝军”增援的一个团赶到白兔镇,抢修工事,企图顽抗。参加演习的苏联顾问主张凭借强大火力给立足未稳的“蓝军”一阵急袭,然后以第二梯队加入战斗,坦克引导步兵,宽正面高速度大纵深地沿公路向前推进。杨勇不同意,坚持解放军传统的打法,以军第一梯队在正面实施主要攻击,以军第二梯队向“蓝军”翼侧迂回,将“蓝军”增援部队的先头团分割包围,予以歼灭,然后再向纵深发展。这个设想从我军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得到了刘伯承院长的同意。演习按杨勇的方案继续进行。以后,杨勇到朝鲜指挥的金城反击战就是这个打法。经过一年半的学习,军事学院第一期学员完成了全部训练计划。1952年

8月8日,由刘伯承主持举行了很隆重的毕业典礼。很快,这批学员陆续到了朝鲜前线,他们运用在军事学院学到的东西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



1954年4月,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战役系的学员。

战役系是军事学院新创建的一个系,主要培养高级指挥员,系主任由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的学员杨得志兼任。战役是处于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军事学术,内容是研究集团军、方面军准备与实施合同战役和独立战役的理论与实践。战役法理论一直是军事科学界的“高能物理”,几十年前,苏联就对此投入了很大的精力,美国是从80年代才开始认识战役学的重要。而我们受苏联影响,50年代就开始进行战役学的研究与教学。刘伯承为人民解放军的战役理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亲自编译战役学的理论教材,亲自讲战役理论课,并主持学员集训。正是刘伯承的努力,使当时我军的战役理论研究跻身于世界军事界的前列。

1953年12月7日,全国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刘伯承在发言中回顾了军事学院三年来的工作,并向中央军委提出需要解决的四个问题,一是学制不正规,纠正各系学制不统一,学员入学、毕业时间不一致的问题。二是入学审查和毕业考试要严格。三是增强学院与部队的联系。四是增设战役系,培养全军的高级干部。中央军委批准了刘伯承的建议,决定军事学院办一个最高的学习班,培训高级干部。以前也培训过高级干部,没这么整齐。这样军事学院就有了三个系,战役系、高级系和基本系。刘伯承向中央的报告中说提出,战役系第一期学员的名额拟宜适应国防工作最低的要求,至少为30-40名兵团及以上的高级将领。

军事学院战役系招生的消息在高级干部中引起轰动,争着报名,最后报到的52名学员都是正军职以上,没有一个副职,可以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学府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将军班,在1955年授衔时,战役系的所有的学员都被授予将军,其中有5名上将,22名中将。上将刘震、李天佑、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中将王道邦、卢胜、匡裕民、刘忠、刘转连、李成芳、李作鹏、吴克华、吴富善、张震、张祖谅、张翼翔、陈先瑞、罗元发、周志坚、秦基伟、郭鹏、黄新廷、温玉成、曾思玉、廖汉生、谭希林;少将丁盛、邓少东、刘永源、刘贤权、江燮元、李夫克、李化民、萧文玖、萧全夫、萧永银、何以祥、陈宏、罗通、查玉升、赵俊、贺晋年、贾陶、贾若瑜、黄荣海、梁仁芥、谢明、谢振华、詹化雨等。这些学员,仗打得很多,年龄大都在三四十岁,最大的刘忠和郭鹏出生于1906年,更有资格老的,以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谭希林在井冈山时期曾任连长。别看他们职务挺高,却大都是放牛娃出身,文化程度不高,相当多的老同志从来没读过书,比如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萧文玖,就一天书也没读过。在部队忙里偷闲学了一点文化,也极有限,成天南征北战,根本不可能有系统学习的时间。当然也有文化高的,比如贾若瑜,参加革命前就高中毕了业,还在延安红军大学当过军事教员。因为他文化高,不用参加预科学习,他来的就晚一点。报到后测验,数学70多道题,从小学到中学全有,他一道题也没搞错。有一年学院开大会表扬优秀学员,萧文玖和贾若瑜都作为学员代表上台领奖。


战役系分预科一年,本科两年。预科主要是为学好专业课打下基础,补习语文、算术,还有常识。基本就三门课,还加一点政治。计划一年的文化课,后来稍微延长了一点,前后不到四年的时间。预科根据测验情况分甲乙丙三个班,分头教学。贾若瑜分到了甲班。甲班没有几个人,贾若瑜记得只有七八个人,张震、谭希林那时都在甲班。萧文玖分到了乙班,组长是廖汉生,党的组长是罗元发。萧文玖在进军事学院前,连1+1都不知道。为了进军事学院学习,他在朝鲜时,专门拜保密员为师,从小学一年级学起,预科考试合格取得了高中毕业证书,才开始学习军事专业。主要学习集团军、方面军的指挥,以方面军为主。现代化战争越打越大,如果一个高级指挥员没有足够的军事知识和理论,只凭经验是不能胜任的。最初从技术上入手,为战术打好基础,技术学好了,再进行战术理论学习。作为军团指挥员,基础上的东西要会用,所以在战役系,一切都要学习。比如无线电的作用,部队有专业人员,指挥员动口就行了。而在战役系,却要自己动手,每人发了一个七一型或八一型的电台,用完后交还。有人认为,无线电还学什么,用不着。刘伯承说,你们是高级指挥员,在你们指挥车上,就配备有电台,自己不会用,出了意外,你怎么办?大家这才安下心来学习。不管职务多高,年龄多大,都很认真地学习基础课和一切课程。过去是小米加步枪,现代化武器没用过,现在军队要改装,主要是苏式装备,飞机、坦克、军舰、火炮,过去有的指挥过,现在自己亲自摸一摸,更增加了感性认识。

当时军事学院请了一批苏联顾问,他们在战略上组织指挥比我们经验多,但在战术、战役上来讲,中国比他们先进。因为苏联机械多一点,辩证法少一点,这些高级指挥员是有一些感受的。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实事求是,这是人民战争的精髓。打仗主要讲客观和主观一致,苏联在战术、战役上与我们不完全一样,我们讲战略劣势,不等于战役劣势,一场战斗,一个战役我们完全可以集中优势兵力,三大战役就是如此。解放战争国民党军430万,我们解放军只有120万,虽然我们战略上不占优势,但完全可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在战役上占优势,所以我们就赢了。苏联不这样认为,他们说大道理管小道理,战略优势才能战役优势,战略不占优势,战役也不可能占优势。同样苏联顾问认为战略防御,战术进攻就很困难。刘伯承认为我们不能全盘照搬苏联的经验,解放军以人民战争作为战术主导思想,既要把苏联的现代化指挥经验拿过来,又要运用我们自己的传统人民战争、人民军队来指挥现代化战争。苏联专家在现代化武器装备知识方面和组织指挥诸兵种合成军的战役、战术方面有不少好的经验,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也积累了不少战略和战役、战术方面的独特经验,有选择地学习苏军的先进经验,不照本宣科,不生搬硬套,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继承和发扬人民战争的思想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有效地总结自己的战争经验,包括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作战经验。



军事学院的院长刘伯承常说,慈不掌兵,只有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出战斗力。他着眼于未来组织与指挥现代化合成军团战役行动的高度,来认识战役系学员的理论学习和实践。开始有少数学员不习惯,刘伯承毫不客气地批评,说有的人违反纪律,毛主席都知道,搞臭了南北两京,光着锭推磨盘,转着圈丢人。他借学习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的机会,进行了一次作风纪律的检查与整顿。

战役系既有理论学习,又有图上作业,还要进行野外现地作业,训练是比较严格的。战役系的学员职务都高,刘伯承对他们要求更严,要求战役系的同学做全校的模范,说你们的部下在这里学习,你们不做好样子,将来回去怎么指挥他们?军事学院的课程排得很紧,实行六小时一贯制,连续上六节课,每节课50分钟,休息十分钟,还要连续三小时的自学。有同学提出能不能上午上四小时,下午上四小时。刘院长那时没在家,别的同志认为,反正一天八小时,也可以吧,就改了。刘伯承生气了,说战役系应该带好头,你们带个坏头,又重新改回六小时一贯制。1955年授衔后某外国总统到军事学院参观,时逢大雨,有人建议改在礼堂进行,刘伯承不同意,事关国威军威,哪能随心所欲,仍按原计划在外面进行。刘伯承不打伞,陪同外国总统的陈毅元帅也不打伞,宁肯崭新的元帅服被大雨浇透。事后,刘伯承说,他们是中国革命斗争几十年保存下来的宝贵财产,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要靠他们掌握局面。正因为是高级干部,更应加强领导,对他们放松了,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相应成习,积重难返。对他们的最大照顾,就是保障他们学到东西。将军们都以普通一兵的身份接受严格的军政训练,在苏联专家和本校教员的指导下,战役系全体学员都顺利进入本科理论学习。战役系的学员来自各个野战军,他们说,那四年,别看严,确实学到很多东西。


刘伯承要求学员严,要求自己更严。1927年冬,他赴苏联学习,在高级步校结业后,升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刘伯承学习特别刻苦,除了学习俄文外,还要学习三角几何。人家学一遍,他学十遍,虽然他比别人到校晚,但毕业时成绩比同学都好。刘伯承自投身军旅后,对《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书和小说十分喜爱,在校期间,他还阅读了大量的马列军事著作,并涉猎了拿破仑、苏沃洛夫、克劳塞维茨等军事家的军事著作,研究了罗马战史和日俄战史。他还学习苏联红军的条令,正规战术和游击战术以及司令部工作和野战军、军区建设。1952年5月,他亲自给高级速成系的学员讲授“集团军进攻战役”。为讲这6个小时的课,他经过18天的日夜准备,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查阅资料,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和未来战争发展趋势,编写出3.7万字的讲课提纲。之后又反复征求意见修改。授课那天, 礼堂里坐满了人,连华东军区和南京地区兄弟院校的领导也来听课。刘伯承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阐述了集团军现代化进攻战役的理论原则和许多学术问题。



军事学院从创立起,就逐步建立了学员课业制度和测验、考试制度。考试由专门的考试委员会负责。考试有几种,每门课结束有课目考试,学期有期末考试,学年还有年考,最后毕业是国家考试。课目考试不及格不能参加期考,期考不及格不能参加年考,年考不及格不能参加最后国家考试,国家考试不及格回去待业一年再来补考。如果不及格,不管职务多高,一律退出现役。据贾若瑜回忆,战役系最后有五名学员经毛泽东特批,才不经过国家考试恩准毕业。这不是开玩笑,是学院教育长给全体学员传达的,因为军事学院的考试特别正规,大家压力都很大。刘伯承作为军事学院的院长,出任国家考试委员会副主席。对这个职务,他不只是挂个名,而是在其位谋其政。每次笔试他都要调阅试卷,有的教员评分过宽,刘伯承毫不留情地批评,说这样对学员提职有利,但对增长知识有什么好处呢?对部队建设有什么好处呢?他要求经过解释工作把分数改正过来。许多高级干部的试卷刘帅都审阅过,在杨得志、秦基伟、刘震、张震等人的试卷上还写下了批语。

1954年3月至4月,刘伯承和朱德、甘泗淇主持基本系、情报系第一期军事理论国家考试,整个考试程序正规、严格,考场气氛严肃,这就是人们说的“三堂会审”。“三堂会审”是当场口试,由一个主考官和两个陪考官主持考试,还有监考,苏联顾问等坐在前面一排,其他领导在周围转。应考学员从试题签盒里抽一个签,抽到什么题答什么题,准备20分钟,回来站在桌前答。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一点儿假也做不了。答完后主考官还要提出很多问题。笔试也不容易,上千平方公里的面积,要画图,把敌我双方标出来,还要考虑写文字,对文化高的学员也不那么容易,更不说要文化低的了。有一个同学从早上8点考到晚上9点,别人都交卷了,就他一个人还在答。

同学们都是战场上冲杀惯了,乍一来,很不适应。学习相当紧张,每天听完课后都要自习,特别是第一年补习文化课,虽然请的地方高校有经验的老师任教,但文化程度太低,总是不明白,只好单个教练,每天晚上都加班,学习在9个小时以上。这样一来,很多同学身体受不了,尤其是战争年代不少负过伤的,年纪比较大的,更是紧张,睡不好觉,有一名学员当场昏倒了,还有五名学员血压直线上升,还有同学还因考试不及格痛哭,也有的考三分就哭鼻子。考试不及格不完全是不用功的过,而是太用功了。比如六十五军军长王道邦,背了一夜,背得刻苦极了,好不容易全背会了,到第二天一考试,考官一叫,王道邦,他马上答有。胸有成竹地站起来。坏了,一个字也没有了,背的全都忘光了。他自己还说,怎么搞的?一个字不剩。

大考前萧文玖也是一夜没睡,一万多字,背了一夜,唱歌一样,全背会了。背会了还不能忘,他一边写一边背,记得就比较牢。有一次考试完后,萧文玖回家,爱人张惠民说,你今天一定考得好,不然怎么老笑?萧文玖对镜子一看,哪是笑哟,嘴歪到耳根去了。同学黄新廷也开玩笑,你平时就嘴歪,这次歪得更厉害了。歪嘴的还有温玉成等人,一共三位。医生诊断说是中风引起的,那两个同学治疗后好了,萧文玖却总不见好。在他患病期间,学院的领导和同学都很关心,给他找偏方,副院长陈伯钧的妹妹在门诊部,陈伯钧专门给妹妹交代,一定要治好。门诊部确实尽了心,千方百计找药,给他打了好多青霉素。那时青霉素还是很贵重的进口药,也没好。以后还送萧文玖到南京中医学院和上海看病。拖了几年,直到寒假又让他到北京医院治疗,这才逐渐恢复。很长时间,萧文玖嘴歪不说,还头痛,脑袋里像扎着一根钉子,痛得一点办法也没有。但他仍坚持学习,坚持考试,没有停学一天。1956年1月,院长兼政委刘伯承颁发《军事学院建院五周年授奖令》,战役系三人获一等奖,九人获二等奖,萧文玖获得二等奖。1957年底,完成四年学业的将军们满载而归。几十年过去,直到现在说起来,萧文玖还感谢这一段军事学院的生活,他说他文化底子就是在南京打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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