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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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人是不可分离的。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常常有两人并称的例子。比如太平天国的洪杨(洪秀全、杨秀清),戊戌维新运动的康梁(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时期的孙黄(孙中山、黄兴),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的“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等。两个人中总有一个是主要的,另一个也起着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他们往往相互依存和相互补充,共同把事业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虽然没有“毛周”这样的提法,但两人的密切关系是有目共睹的。两人中,毛泽东当然起着主导的作用。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同样,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也不能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周恩来。而对毛泽东来说,他最离不开的人是周恩来,这也是事实。


尼克松曾说:毛泽东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一般地讲,这话不无道理。毛泽东确实是更多地在统筹全局,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周恩来更多地是周密细致地负责执行和落实。但这只是相对地说的。毛泽东并不是只拿大主意而对具体工作不过问。相反,对他认为在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环节,他总是抓得很紧很细,一直抓到底,抓出结果来。而周恩来也决不是一个只能起执行作用的人。他同样是一个战略家,有着重大决策的能力。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很多是周恩来共同参与商议的,而且在执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许多新的或原来没有料想到的问题,需要果断地作出决策。没有这种能力,也谈不上成为一个好的执行者。


毛泽东和周恩来1924年在广州相识并共事,到1976年相继逝世,前后超过半个世纪,跨度很长,中间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又太多。研讨会组织者要求我把讨论的范围放在20世纪50年代,我想也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般的政权更替,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大变革。怎样建立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没有任何书本理论或现成经验可以照搬。中国有句老话:“万事开头难。”如果开局时有什么偏差,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以后要纠正起来很困难。


毛泽东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他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论著以及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指导原则都作了系统的阐述。新中国成立前夜,对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又明确提出应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是建立联邦国家。


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担负起主持起草《共同纲领》这一历史重任。为了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关”了一个星期左右,亲自执笔,写出全文,以后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和修改,广泛吸收各方面的意见,最后经政协全体会议通过。这个《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家性质、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都以明确而概括的语言规定下来,并经过充分协商成为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民的共识,使新中国的起步在各方面都有章可循,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新中国一成立,在国家政权中,毛泽东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是政务院总理;在共产党内,毛泽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是五个书记之一,以后是副主席;在军队内,毛泽东是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是副主席。从各方面来说,毛泽东当然是拿大主意的人。他统筹全局,并且集中主要力量来抓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周恩来是日理万机的当家人,国家哪一方面的重要事情都要管。用薄一波的一句话来说:总理嘛,就是要总理一切。


周恩来有几个别人难以相比的优点。第一,在长达几十年的异常丰富的复杂经历中,他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熟悉,都拿得起来。这样的人才是很少有的。1949年初,苏联的米高扬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谈到新中国政府时说:你们不是有个现成的总理在那里吗?


第二,周恩来的工作作风历来细致周到,办事入情入理,稳妥可靠,并且始终全身心地投入。郭沫若曾这样赞叹他:“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身心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吕。”他短时间内所做的工作,别人往往要花很长时间也做不完。他工作时间之长,他精力充沛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很少有人能同他比拟。


第三,他连续近5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担任负责工作,对党的干部十分熟悉。他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对党外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相知很深。他待人诚恳、谦虚、宽厚,处处替别人着想,因此能得人心,能够团结方方面面的人为共同事业而奋斗。


这几点只是举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毛泽东最离不开的人是周恩来。


新中国成立后一年,抗美援朝战争发生了。人们讲到抗美援朝,在领导人中,首先会想到毛泽东,其次是彭德怀;但很少人知道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贡献和作用。


抗美援朝的大主意,当然是毛泽东作出决断的。战争初期的几次战役,他也指导得十分具体。在前方直接指挥作战的,是彭德怀。人们首先想到他们是很自然的。


周恩来呢?


拿指挥作战来说,周恩来当时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朱德年纪大了,彭德怀在前方,刘少奇主要不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是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主要助手。这场战争,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往经历的任何一次战争不同。这种仗应该怎么打?周恩来每天晚上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他对战场上的双方情况,特别是志愿军方面包括团一级单位的状况,了如指掌。对哪个部队正在哪个村庄、哪个山头,都很清楚。志愿军司令部每天的报告要中央指示,在第一线处理的就是周恩来,大事小事都问他。重大的问题,他准备意见后再向毛泽东报告请示。直到1952年7月彭德怀从朝鲜回国,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才改由彭德怀主持。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保障是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和国内战争不同,几十万军队在朝鲜前线,从兵员补给到所需的武器、弹药、粮食、被服、药品、医疗器材、生活用品等等,主要都得靠中国后方供应,而且不能有任何间断。新中国建立伊始,许多不可缺少的条件却没有完全具备。这是多么艰巨而繁重的任务!有了东西,又有个如何运送到前方去的问题。这在美军控制制空权,不断密集轰炸、扫射、投掷大量定时炸弹和三角钉等来阻断交通线的情况下,更是何等困难!聂荣臻说:“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事都向他请示。他抓得很细。”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谈判进行了两年。中方前去参加谈判的是李克农和乔冠华。随着边打边谈局面的出现,周恩来就担负起这双重任务。他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前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后半夜处理谈判中的问题。谈判代表团每天都要发来电报,报告当天的谈判情况、美方动向、外国记者反映、代表团的意见。毛泽东只在谈判的开头、谈判过程中的一些重大关节上,亲自起草电报,进行具体指导。而大量问题都是由周恩来直接处理,特别重要的问题,由他提出意见,请毛泽东决定。当谈判进入紧张阶段时,代表团除书面报告外,每天都要在周恩来清晨临睡前用电话向他报告一次。现在保存下来的周恩来起草的电报手稿有一百多件。这些电报,都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给金日成和彭德怀、李克农的。谈判桌上,斗争十分复杂,情况千变万化。事情紧急,前方来电必须及时回复。周恩来能以惊人的速度,一气呵成地写出上千字、几千字的回电,毛泽东看过,几乎一字不改就发出去了。两人之间何等默契。周恩来工作勤奋、思想敏捷、办事周详的作风和卓越的谈判艺术,跃然纸上。


在整个抗美援朝过程中,周恩来担负的工作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何况他是政务院总理,国内的大量政务同样需要他来处理。1951年夏天,他病倒了,遵照毛泽东的建议和政治局的决定,到大连休养了一个多月,这在他一生中是极少有的。


再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


这是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过去对编制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几乎没有经验可言,所需的资料也不齐全。困难可想而知。


当时,先在陈云主持下,由各财经部门分别搞出五年期间工作的初步设想材料。这是计划编制工作的重要基础,但还缺少一个整体性的考虑。


1952年7月初,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刘少奇等,提出:“在七月份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对五年计划,当着重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这里讲的“交涉材料”,是指同苏联谈判的材料。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紧张工作,周恩来执笔写成《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并提出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在此基础上,由他主持在8月中旬写成《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对五年建设的方针和各项主要指标作了详细的阐述。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有陈云、李富春等)访问苏联,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并商谈要求苏联给予援助的有关问题。


当五年建设的大政方针确定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具体编制工作在陈云、李富春主持下进行。计划草案初稿,又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于1954年11月在广州用20来天时间仔细地审核修改。第二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


至于在有些领域内,特别是外交工作方面,周恩来不仅是执行者,而且是许多重大决策的提出者,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以及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的临机决断等。这些事情,大家都很熟悉,就不多说了。



当然,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不可能对任何问题的想法都一模一样。特别是,当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两人在有些问题上表现出有差异,甚至有分歧,那是很正常的。这种状况,在20世纪50年代表现得也比较明显。


总体来说,毛泽东无论在政治视野和战略眼光上,还是驾驭全局的能力上,要高于周恩来。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周恩来所以衷心钦佩并服从毛泽东的原因所在。但周恩来的周密和稳健,有时对毛泽东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他们两人由于所处地位和工作岗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注意力的侧重点,有时也会有所不同。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周恩来青年时代曾长时间地生活在日本、法国、德国等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出国访问和参加会议的时间也比较多;而毛泽东除两次去苏联外,没有离开过中国。人的认识,总是多少会受到他的经验的影响,这也是构成他们认识上有时产生某些差异以至分歧的一个因素。


先说差异。


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一年。这一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胜利完成,而苏联模式在发展中已暴露出不少问题,中国领导人正在考虑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走一条自己的路。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著作,并成为同年召开的中共八大的基调;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的着重点在调整各种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强调:“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完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他在这个报告中又说:“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规程,正在日新月异地变革”;“我想在这里稍微多说一点科学方面的事情,这不但因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因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


以后,他在1963年的一次讲话中又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比较一下,不难看出两人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上,在大的方面一致的同时,着重关注和强调的地方又有着微妙的差异。


但这里说的还只是差异,而没有说分歧。周恩来也强调要处理好各种关系,要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样,毛泽东也重视发展科学技术,提出技术革命的问题,而实现工业化是他终生追求的目标。但他认为,只有解决好生产关系问题,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因而他的侧重点往往放在这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两人在侧重点上有微妙的差异,但并没有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


明显的分歧表现在1956年至1958年的反冒进问题上。


1956年初,毛泽东提出在经济发展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一洗,可能会清醒些。”


在这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在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说:“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是在不断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毛泽东显然不高兴了。五天后,他在同一个会上说:“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曾经泼过冷水,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不也是促退吗?那个时候我们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该泼冷水,就来一个促进会。本来安排的是十八年,一个促进就很快。”但他还比较克制,没有对谁提出批评。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更尖锐地提出: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扫掉了,不要多了,也不要快了,“有些同志叫冒了”;另外两个东西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促进委员会。但他还没有点名。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一开始就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他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检讨。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说: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周恩来再次作了检讨,主动承担了反冒进的责任。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和陈云又就反冒进问题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为什么周恩来和陈云会作检讨?这不能简单地用政治压力等因素来解释。周恩来和陈云主管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确实看到存在着冒进的事实。但那时中国领导人对大规模经济建设还缺少经验,又想走出一条和苏联不同的自己的路来。这条路该怎么走?正在摸索中。那时,人们还没有经历“大跃进”带来的种种后果,许多问题还看不太清楚。周恩来在自己写的检讨稿中,作为第一条的是:主席总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考虑问题。这话应该是出自他内心的,他在努力去想通问题。在他看来,毛泽东高瞻远瞩,以往多次历史事实证明总是比他看得深,看得远,那么这次也许是自己错了,也许群众的积极性一旦充分调动起来后,真会创造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来,而他所看到的赤字等问题不过是一时性的战术问题。他当时的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这次分歧过去后,毛周两人仍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但“大跃进”的狂潮是难以避免了。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复杂的现象,用简单的方法去分析是不能把事情说清楚的。即使只是谈新中国初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太大的题目。这里所说的,只是一个粗线条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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