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兵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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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矛、弓、弩、剑、盾和古代战车(公元前2000-前500年)      在人类历史上,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一次战争发生在巴勒斯坦的麦吉多。公元前1469年,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一些部落举旗反抗年轻的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的统治。叛军集结于卡梅尔山北面的麦吉多,并派前哨部队扼守麦吉多山口。图特摩斯乘坐战车,率部强行突破封锁,越过了山口。接着又迅速将部队组成新月状队形,向叛军进击,而叛军却不知埃军已经接近。图特摩斯以其右翼部队牵制住惊慌失措的叛军,又率左翼的部队向北包抄叛军的侧面,一举将其击溃,取得了决定

1.矛、弓、弩、剑、盾和古代战车(公元前2000-前500年)

在人类历史上,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一次战争发生在巴勒斯坦的麦吉多。公元前1469年,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一些部落举旗反抗年轻的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的统治。叛军集结于卡梅尔山北面的麦吉多,并派前哨部队扼守麦吉多山口。图特摩斯乘坐战车,率部强行突破封锁,越过了山口。接着又迅速将部队组成新月状队形,向叛军进击,而叛军却不知埃军已经接近。图特摩斯以其右翼部队牵制住惊慌失措的叛军,又率左翼的部队向北包抄叛军的侧面,一举将其击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这次有文字记载的战争之前,武装冲突早已是长期存在的事实了。最初,人类使用石块和棍棒作为寻找食物、配偶和栖身之所的工具,或者将它们用来征服他人,以满足其生来就有的欲望,从而认识了石块和棍棒作为“武器”的价值。后来,人类又发现,边缘锋利的石块或者削尖的棍棒要比圆石或钝棒威力更大。远古时代的人类还懂得,在进攻敌人或猎取食物时,如果隐藏在草丛中或者猛然从树上、岩石上跳下,就更容易得计。这样,人类就确立起一种典型方式,即采用跟自身能力相适应的特定手段来发明、改进、选择和使用武器。人类在整个战争史上,始终是按照这种方式行事的。

早期的战争工具

由于人类最初的几千年历史一直没有文字记录,因此当时的武器库中的许多原始兵器已经无从查考。金属的启用,剑、弓和矛的发明,曾给战争和战术的发展产生过革命性的影响,可惜都未能留下只字片语。在后来的各个历史时期里,这些基本的作战武器及其使用方法又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发展,不断地影响着人类的战争。

兵器从开始就分为两大类:劈刺式和投掷式。史前人类所用的棍棒是最原始的劈刺式兵器,最早的投掷式兵器是人类投向敌人或猎物的石块。

从史前时期开始,人类就会用兽皮制成投石器来投掷小而光滑的石块,这要比单纯用手臂投掷力量更大,距离更远。这种投掷器还使用泥土烧制的弹丸,后来又采用铅制弹丸。在庞培和其他古代遗址中已发现了橡子形状的弹丸实物。生活在巴利阿里群岛的投石手都有一套特别高超的投石技术。他们通常配有三种投石器,分别用于远、中、近距离的投掷。大卫(公元前1040年-前970年,以色列王)就是用投石器杀死歌利亚的。在好几个世纪里,投石兵在作战阵容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有些地区,投掷石块逐渐改为投掷尖利的棍棒,后来就演变为投枪、标枪和曲形硬木飞镖。荷马勇士每人都携带两支标枪。作战时先向敌人投掷标枪,然后再用剑进行白刃战。跟标枪相配合的冲刺式兵器是沉重的长矛或梭镖。在许多古代社会中,梭镖是作战勇猛的标记,也是君权的神圣象征。在古罗马的玛尔斯(战神)神殿和希腊的各种圣堂中,梭镖是人们崇拜的圣物。

希腊梭镖的普通长度为六至九英尺。但由于是手工制作,所以实际上是形状各异、长短不一的。梭镖和长矛是古希腊甲兵的制式武器。这种甲兵配备有重型兵器和盔甲,是古希腊战斗队形——方阵的基本成员。

在整个石器时代里,棍棒兵器种类繁多。其中北美印第安人用的石斧属于战斧型兵器。如果将棍棒削出锐利的刀口,就成了剑的雏型。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人们冶炼出坚硬而富有韧性的金属,制造出了刀口长而薄的剑。青铜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由于自然界中存在有天然的青铜,因此很难说人工生产青铜最早始于何时。青铜工具的使用,希腊的克里特岛开始于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而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则始于公元前2800年,特洛伊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的印度河流域和几个世纪后中国的黄河流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技术发展。由于青铜具有坚固、柔韧和耐磨等特性,因此很适宜用来制作非常尖锐和刀口锋利的武器。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金属制造工匠的技术日益提高,发明了许多新的制作和浇铸技术,生产出来的剑不仅外形有了改进,而且更加耐用。青铜剑起初是尖头的,剑头比剑身要大,看来既可用于刺杀(类似决斗用的轻剑),也可以用于劈砍(类似军刀),因为青铜质地较软,故青铜剑最初主要是用于刺杀。

铁制工具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大约在一个世纪之后,居住在亚美尼亚山区的查莱比斯部落学会了将熟铁放入炭火中加热,然后淬火,再加热、锤打,经过轮番加工处理,使铁质变得十分坚硬。在进行上述加工处理的过程中,由于偶然在铁的表面溶进了碳微粒,因而制成了最初的钢。公元前1200年前,这种新的冶金技术已在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得到广泛采用。

尽管最初铁的造价十分昂贵,而且产量有限,但是,铁的发现毕竟给古代兵器和战争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到了公元前1200年时,锋利的剑开始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等地区出现了。由于这种金属坚硬而不易断裂,因此剑的外形也发生了变化。

到了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剑分成了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形似马刀用于砍杀的长剑,这种剑没有尖头,后来高卢人和凯尔特人用的就是这种剑。另一种剑比较短,很象一柄匕首,是古希腊甲兵佩带的武器。这种剑的剑身长约16至18英寸,宽2至2.5英寸,剑柄长4至5英寸。它就是后来比它稍长稍宽的古罗马短剑的雏型。古罗马以前的剑虽然仍是一种劈砍兼刺杀的兵器,但主要用于劈砍。

金属武器的使用也导致护身甲具制造业的兴盛发达。原始人类发明的最重要的护身具是盾。最初它仅仅是一张兽皮,几乎总是用左手拿着或者挡在左臂上,这样,右手就可以腾出来操持武器。后来,人们常常将兽皮包在一个简单的木框架上,制成了盾。但有些古盾完全用木料制成。在亚洲常用的是柳条盾。用来保护头部、躯干和腿的护身具最初也是用兽皮、柳条、衬有垫料的布套或木头等材料制成的。

尽管金属已被用于兵器的制造,但皮革仍然是制盾的最基本最常用的材料。当然,有时也用金属来增强盾的牢度。锤制金属铠甲和头盔需要很高的技术和费时的劳动,而用熟铁小片制成的鳞甲则较为便宜和实用。古代东方的亚述武土得益于新的金属制造技术,他们手里拿着很长的铁制砍剑,身披外面缝有铁鳞片的皮里盔甲。自从铁出现以后,希腊甲兵的梭镖便装上了铁的尖头,腰上佩带的剑也用铁制成,而他们的盔甲、盾和头盔都是青铜的。古罗马军团士兵的胸甲,是在皮革上缀以重叠的青铜片或铁片制成的。

弓问世于石器时代的后期。在发明黑火药之前,它一直是士兵手中基本的投射式兵器。在人类历史开始有文字记载的时候,中东、印度和中国早就使用它。从古代直至公元十六世纪这段时间里,弓始终是中国军队最重要的手提兵器。在既有重装弓箭兵又有轻装弓箭兵的亚述军队中,弓也是主要兵器。对古希腊、马其顿、古犹太人和古罗马军队来说,弓虽然也很重要,但只是辅助性的兵器。

印度弓的长度为4至5英尺,在2200年的时间里基本上一直保持着原样。竹子是常用的制作材料,也试用过一些包括金属在内的别的材料。箭的长度为2至3英尺,用竹子或藤条制成,通常采用金属箭头。弓箭兵一般不带盾,由前面一排持盾的标枪兵来保护。在印度,不论弓箭兵或是标枪兵都配备有相当长而宽的砍剑。

为了有效地使用弓,士兵必须经过反复不断的技术训练,同时,还需要适宜于作战的开阔地形。因此,它成为了一种具有专门技术的士兵手中的兵器。如亚述弓箭兵和后来的克里特岛的雇佣弓箭兵(马其顿和古罗马人对他们十分称赞)以及游牧狩猎者都使用这种武器。

早期的弓是一种“单材弓”,它只用一种木料制成。大约到公元前1500年,中东和亚洲出现了“混材弓”,有时也称作“角弓”,所用的混合制作材料取决于工匠能够得到哪些材料。这种角弓后来就成为整个亚洲和有些欧洲人所用的制式兵器。直到现在,地球上的一些边远地区仍在使用它。

混材弓是用几层不同材料制成的。在历史上的大部年代里,这种弓通常用一条扁平的木质基板做成弓的中心骨架,在对着弓箭手的一面压上一层劈开的角片材料;在弓架的另一面再加上一层野兽的腱。多数混材弓是反射式的,弓弦松弛时弓的弯曲方向跟弓弦拉紧时的弯曲方向恰好相反。混材弓的长度一般不足4英尺,而土耳其弓和蒙古弓则在5英尺以上。

角弓种类繁多,其射击距离和穿透力也各不相同。比如土耳其角弓的射击距离在300码以上,穿透力也相当大。但是,直到公元16世纪左右,经过改良的土耳其弓方能穿透锁子甲。到了骑兵用上角弓时,它的威力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从而使军队的机动性和兵器的杀伤力得到了令人生畏的有机结合。

古代战车是一种小型马车,由一匹或多匹披带盔甲的战马牵引。它在很古的时候就发展起来了。早在特洛伊战争时(约公元前1200年),战车就作为弓箭兵和梭镖兵的机动平台来使用了。在古希腊末期前,战车主要用来把战将运送到战场,战将下车后再跟敌人进行白刃格斗。在印度和中国,战车的形体较大,主要用作国王和贵族的移动指挥所。车上还载有击鼓传令兵、驭手和一名或几名弓箭兵。随着时间的推移,战车逐渐变成了亚洲多数军队的主要突击武器,用来撞击或碾压敌人部队的士兵。由于在车轴和车轮上装上了长柄大勾刀和别的刀剑兵器,车的四周还挂上了盾等不同的装甲护具,因而大大提高了战车的突击威力。圣经上曾经记载说,从埃及逃出来的希伯来人特别害怕埃及法老的战车。亚述战争中的战车对当时和后来的史学家们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不过,由于战车所用的牵引马匹容易受到敌人的袭击,而且必须有平坦开阔的地形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它的使用是有限的。尽管如此,只要有适合的战机,用于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战车在作战中曾多次赢得过胜利。

骑兵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由次等的贵族组成。他们有足够的财富,买得起盔甲和好武器,还占有许多马匹。但是,大多数军队中的精锐突击队里仍旧保留着一支战车队,用来运载大贵族或皇室成员奔赴战场。

在印度,由于气候的关系难以培育出品种优良的马匹,而最好的牲口又都用于马拉战车,这就是古代印度很少骑兵的缘故。因此,约在公元前600年的时候,印度开始用大象进行作战。这种巨型动物组成的部队的突然出现常常使敌人惊恐不已。不过,实战表明,它大不了只能起一种心理上的威慑作用。当大象所引起的惊恐平静下来之后,训练有素的部队便可以找到对付大象的有效手段。这些野兽很容易四散乱窜,反而将自己的队伍搞得乱七八糟。为此,驱赶战象的士兵在大象乱窜时就用一根尖铁刺入它的头部。在印度则用沉重的铁箭和燃烧的火箭射击大象。希腊有些天才的无名将士曾用与现在的反坦克雷场相似的办法,将铁尖桩连环埋在适当的地方,以划破厚皮动物大象柔软的脚。

尽管大象作战有很大的局限性,又容易被击伤,但敌人从来不敢等闲视之,因而大象的使用逐步扩大到了近东和北非地区。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古罗马人曾迫使迦太基人接受和谈,规定作战中禁止使用大象。可以说,这是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武器限制。

在古代军队的组成、兵器的使用以及战术的运用方面,能否灵活机动是十分重要的。当时的军队通常由大批手持矛和盾的步兵组成,另外还有配备着投掷式兵器的投石兵和弓箭兵,这支步兵构成了整个部队的一个坚强基地。这就使装备更好的战车队、骑兵队和战象队可以在其周围顺利地进行作战活动。

当两军对阵时,大群梭镖手集中在一起,前面是密集的轻装弓箭兵和投石兵,再前面和侧翼是骑在马上或乘坐战车的贵族队伍。两军互相接近时,弓箭兵和投石兵连续不断地向敌阵进行骚扰性投射,一直到战车或骑兵向敌人发起冲锋。接着,轻装部队就穿过重步兵之间的空隙移向阵营的侧翼和后背。除象麦吉多战斗中图特摩斯作战方式那样的少数例外情况外,部队的运动只是相机而行的举动,并非事先有计划的安排。通常,混战中的双方互相咬在一起,踩着地上越来越多的尸体和伤兵,时面向前,时而退后。有时一方的战车和骑兵在发起冲锋时就吓垮了对方,那末,这场战斗就变成了一方对另一方的追击。

自从人类历史开始有文字记载以来,军事战术、军队的编制和军事学说,不仅受武器不断更新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如何用兵、如何使用武器的新的思想和概念的影响。合理而创造性地使用现有的武器的思想,大大地促进着军事的发展。

亚述人的战争机器

从亚述人采用的一种新的军事组织体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战争机器的具体情况。公元前700年左右,亚述国王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废弃了当时的民兵组织,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一支常备正规军。当然,国家必须给士兵发放军饷,而这支军队又最容易靠对外扩张来得到维持。因此,这个国家的首要事务变成了从事战争。它依靠战利品和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个真正的军事体制来保持它的财源和兴旺繁荣。他们不遗余力地设法保持军队的高效能。依靠这支军队,提格拉?帕拉萨扩展了穷兵黩武的亚述先王已经建立的帝国疆界。

有迹象表明,世界上最先充分认识铁的性能比铜优良的是亚述人。他们的军队全部配备了铁制兵器、战车和铠甲。由于他们不断地、系统地改良兵器,并严格训练土兵,使他们熟练地掌握兵器的使用方法,因此,亚述军队长期保持着军事技术上的优势。

亚述军队的主力由大量的梭镖兵组成。他们行动缓慢而且相当笨重,但是,与当时别国的同类步兵相比,技术尚算较好,机动性也比较强。在亚述人的典型作战方案中,高潮阶段便是以不可抗拒之势向敌人发起突击。

亚述军队的弓箭兵比敌人组织得更加严密,弓的威力更大,并能以极高的命中率发射铁头箭。他们的射击常常使敌人队伍乱作一团,从而,为战车和骑兵的密切协同,进行冲锋创造了条件。

亚述军的主要进攻力量是马匹牵引的双轮战车队。它的任务是在敌人的步兵队伍中冲杀出一条前进的道路。跟当时别国军队一样,亚述人利用战车强大而凶猛的作战威力组成浩浩荡荡的战车队,与弓箭兵、梭镖兵和骑兵紧密配合进行作战。

骑兵在亚述军队中所占比例最小,但技术训练最严,装备最好。那些贵族将士都是骑马奔赴战场的。到了战场上,一部分人下马徒步作战,也有的坐在战车上进行战斗,但是,许多人是骑在马上跟敌人厮杀的。骑兵比别的兵种纪律更严,技术更熟练,而且更加机动灵活。作战时唯有使用骑兵方能实施机动。

亚述军队能够在各种复杂的地形条件下进行作战,这清楚地说明,它的组织编制是高明的。亚述军队的详细编制情况人们并不十分清楚。不过,它的野战部队有时可能接近五万人的兵力。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要能够在沙漠和山地作战,必须有一支庞大的保障军需供给的辎重队,同时也要有一套效能极高的作战参谋机构和后勤供应系统,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战斗威力。

恐怖战术是亚述军队取胜的另一重要手段。当时,多数国家的军队都以狠毒凶残而著称,亚述人采取的正是这种恐怖政策——这可能算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心理战实例。他们在攻占一座城池之后,往往杷男女老少斩尽杀绝,或者把所有的人都监禁起来,他们以杀人不眨眼的残酷手段实施着恐怖政策,实践证明,这对亚述军队的安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海战的开端

大约在亚述人大力发展常备军的同时,腓尼基人似乎已经开始使用最早的专用海军战船了。居住在地中海和爱琴海沿岸以航海为生的人早就将船只应用于军事目的。不过,当时只局限于将商船用于运送部队和补给物资。这些带着帆和桨的又短又宽的小船,基本上是用来支援陆地部队的。腓尼基人制造的新式战船是用桨推进的帆船。与典型的商船相比,它的船身更长,更窄,速度更快。

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对腓尼基帆船的设计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并使海军具备了当时在陆上或海上战斗最熟练和最完善的技术。雅典人的三层桨帆船是一种船身既长,又浅又窄的战船,由于它的桨在船的两边各排成三组,故而得此船名。为了提高船的速度、动力和机动性,他们不惜降低船的适航性,舒适性、货物容量和最大航程。船的两个桅杆上安装了风帆,作为桨的辅助动力,但在作战时只划桨驱动,划浆手的数量从75人加到150余人。

三层桨帆船的主要战斗部位是位于吃水线处突出于船头约十英尺的金属撞角。如果撞角插进敌船的舷侧,必然造成致命的创伤。但是,大多数希腊人宁肯采取陈旧的战术,即划到敌船的旁边,然后强行登上船去袭击敌人,因此,他们的船上往往装载着登船部队。

雅典的海军是依靠高超的航海技术、船的高速度和机动性取胜的。如果雅典战船就近没有机会直接撞击敌船舷侧,那末,它就在敌船旁边突然转弯,并在最后一刻把桨取下放入船内,再去撞击那惊慌失措的敌船,这时无能为力的敌船好比一只只伏窝的鸭子,听凭雅典战船用撞角进行猛烈的撞击。

我们决不应该低估古代腓尼基人及其在迦太基和叙拉古斯的“继承人”在海军作战方面的影响,因为腓尼基人用了几百年的战船和战术一直是当时世界各国的海军所效仿的典型。当然,他们没有照抄照搬,作了许多改进。譬如,桨的数量有增有减,桨的位置也各不相同,船身变得更浅更长,船上增加了放置战斗武器的炮塔,使用了能够钩住敌船的挠钩和攻占敌船的渡桥。在两千年左右的时期里,长而浅的帆桅战船始终是西方世界的主要作战舰型。冲撞和跳帮也一直是海军作战的基本战术。直到公元十五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的的海军冲出地中海,离开近海水域,开始了向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海外扩张和征服战,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古代早期的作战思想

根据我们对亚述人从事战争的情况的了解,加上麦吉多这种早期战争的零散资料记载,可以看出古代军事将领已经具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作战条令和战术之类相当高明的军事思想了。而且古代帝国的国王和法老也必定具备了一些朦胧的军事战略观念。只是我们对此所知不多,因此只能作些推测罢了。

显然,那时肯定已经有了我们今天所谓的作战条令。

我曾在别的场合将作战条令一词定义为“由作战原则、策略和思想组成的一个有机体系,用来支配作战时军队的各个组成部分,并确保连贯协调地使用这些组成部分。条令的产生可以来源于作战经验或者军事理论,也可以两者兼而有之。它代表了用兵的最佳指导思想,并依靠理智来确保它的实施。条令实际上是一套完整的作战方法,只有军队的一切部门都知道它,弄懂它,并遵守它,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条令是通过战术来实施的。我把战术定义为将可能得到的分散部队加以调度部署和巧妙的运用,以实现既定之作战目的的技术。

尽管现存的文字记载中,有关古代战争的详细描述寥寥无几,但依靠我们已知的情况,足可证明古代(远远早于公元前500年)的军事将领已经制定了原始的作战条令、良好的用兵战术和武器的使用方法。他们能够很好地组织和部署兵力,使之处于优势的地位,派遣各种类型的士兵去完成特定的作战任务。他们已经深知突然袭击的优越性,懂得采用典型的机动作战方法(直至现代仍在继续使用着),其中最重要的是机动包围的方法。此外,他们也能够很好地使用投射式兵器。投射式兵器的作用距离大大超过了白刃格斗兵器,它能造成敌人队伍的严重混乱。倘若跟突击冲锋很好地配合,就可以充分发挥它的效能。

古代战争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就是给施展兵器留出足够的空间,并在军队的各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留出一定的距离,每个士兵平均要占一平方米的位置。一支有五万人的亚述军队,其中步兵有四万五千人,编成纵深为20人的密集队形,骑兵和战车队的纵深约5排,各编队单元之间的间隔大约相当于他们所占位置的面积,合计总面积不到四分之一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宽度约二千五百米,纵深约一百米。

2.方阵和长矛(公元前500-前200年)

方阵(由步兵梭镖兵组成的密集部队),是早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苏梅里亚的一种作战队形。在希腊,也许从公元前七世纪起就开始采用方阵进行作战了。除了北部的塞萨利和马其顿等较为平坦的地区外,多山的希腊很不适宜骑兵的机动。因此,一般说来,希腊不很重视骑兵这一兵种,而着重依靠经过不断改进的步兵方阵进行作战。

重步兵部队纪律很严,作战时排成很长的横队,纵深为8至12排不等。训练有素而且纪律严明的古希腊方阵的每个士兵——甲兵,通过体育运动和频繁的作战,练就了健壮的体魄。他们的主要兵器是长矛,其长度通常为6至9英尺。他们戴头盔,挂胸铠,裹胫甲(保护膝盖至踝节之间的小腿),手持圆盾,腰间常常插着或挂着一把短剑。交战时,前面的2至3排甲兵将矛对着敌人,后面各排把矛架在前一排士兵的肩上,形成一道屏障,以抵挡敌人射来的箭。

方阵及其各个组成单元可按战斗队形作有限的运动。方阵在展开时往往要在长而紧密的横队之间留有狭窄间隔,以便轻步兵在战斗需要时穿行。战斗通常要经双方商定,在最平坦的地面进行。因为部队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运动会造成首尾脱节,这对整个队形的衔接十分不利。

古希腊甲兵由各城邦的中上层自由民组成。轻装步兵无论在装备和训练上或者在纪律养成上一般都比不上甲兵,他们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许多轻装步兵,特别是配备有特种兵器并有熟练技术的弓箭兵和投石兵均为雇佣军。他们跟不太强大的骑兵共同负责保卫前进中的方阵侧翼。战斗开始时,他们在方阵前面组成一支散兵屏护部队。

古希腊甲兵除了经过严格的训练,有着强壮的体格外,还具备独立城邦自由民的优缺点。他们机灵聪慧,识文认字,因此,颇有点妄自尊大。尽管他们明显地接受了在严格的纪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套战术体制和秩序,但是仍然不太相信严密的组织体制那一套。

到了公元前五世纪,由于希腊文明和文化的传播,原先尚处于野蛮状态的马其顿完全希腊化了。但马其顿在军事上的发展却独具一格。公元前五世纪和前四世纪初,马其顿国王建立了一支初具规模的步兵。不过它的军事实力主要依赖于王国的贵族骑兵。当菲利普二世登上王位的时候(公元前359年),他彻底改组了马其顿军队。他一面改革骑兵,一面又特别关注步兵的建设。菲利普王的军队由马其顿本地的专职士兵组成,而不是从别的希腊军队中招来的雇佣军,他们从马其顿农民中征募而来,按照籍贯地区编成方队中的连,因此都具有一种团结精神,这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可贵的。菲利普王还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军队效忠于他。

经过改组,马其顿军队成了当时世界上一支最为精良的部队。这是一支紧密团结的军队,它将希腊雇佣军高超的作战技能跟希腊公民士兵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结成了一体。通过对人和武器装备的能力及局限性的透彻分析,在人类历史上,初次出现了这样一种明确的军事思想,即通过科学周密的计划,实现合成兵种协调一致的战术行动。精心的组织和严格的训练把众多士兵结成一部完整的军事机器。假如在菲利普,后来又在亚历山大的亲自统帅下,这支军队也许能够战胜以后18个世纪,即在黑火药兵器占据优势之前的任何一支军队。

跟以前的希腊军队和公元前3000年以来的美索不达米亚军队一样,马其顿军队的基本武器是梭镖和长矛。到了菲利普王的时候,他启用了一种更长的矛,即马其顿长矛,其长度约为13至14英尺。长矛加长后,士兵可以在敌人的梭镖还够不着自己的时候,先用长矛向敌人进攻。因此,马其顿方阵比手持梭镖的希腊军队占有明显的优势。可以说,这就是古代出于夺取战争优势的动机而有意识有目的地改良兵器的一个实例,也是早期军事技术研究发展的一个例证。在亚历山大之后,也许在他当政期间,长矛的长度曾进一步增加到15至18英尺,需要用两只手方能操持。有些权威人士甚至认为当时作战用的长矛为21英尺,训练用的长矛达24英尺。不过人们对此表示怀疑。

菲利普军队的支柱是步兵。马其顿方阵是仿照希腊方阵组建的。不过它的纵深是16人而不是8至12人。它的队形也不象希腊方阵那样肩靠肩的十分密集,士兵与士兵之间有着较大的间隔。每个纵列的排头三人和末尾一人属于关键位置,因而选用骁勇而技术高强的士兵。作战时,整个方阵常常以坚固的密集队形跑步向前推进,就象一把攻城锤猛烈冲击敌人的队伍。在这种紧凑的队形中单兵退却是不可能的。

古希腊甲兵分为两种类型:正规常备兵和轻装步兵。前者数量较多,携带马其顿长矛,后者配备制式希腊长矛。每个士兵的肩上都背着盾。正规常备兵的盾直径约二英尺,而轻装步兵盾的尺寸则足以遮住跪着的士兵的身体。马其顿长矛通常握在离柄端3至6英尺的位置,方阵头上4至6排士兵的矛头对准前方,后面各排士兵握矛的姿势有的倾斜,有的垂直于地面,各不相同。艾米留斯?保罗斯报告军情时说,在皮德那战役中,他一见到“密密层层向前伸出的长矛阵势,顿时就吓得魂不附体了。”

密集紧凑的方阵队形移动起来确实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尽管它队形庞大,士兵又携带着很重的兵器,但经过不断的训练,正规常备兵部队比普通的希腊方阵具有更大的机动能力。正如菲利普和亚历山大在多次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各个连都能以完整的队形进行各种各样的运动和机动。但是,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正规常备兵则把长矛跟行李放在一起,改用较短的希腊长矛进行战斗。

轻装步兵更能适应各种战斗的要求。他们是步兵的精华,跟正规常备兵的区别仅仅在于矛的长度短一些,盾的直径大一些,盔甲稍轻一些。它的方阵队形和展开样式跟正规常备兵方队相同。他们也经过同样良好的训练,但轻装步兵可能目的性更明确,机动速度更快更敏捷。亚历山大善于使用斜线战斗队形,轻装步兵往往从右翼骑兵的后面梯次展开,这样,在骑兵跟横队中央速度较慢的正规常备兵之间形成了一个机动枢纽。轻装步兵还能作快速夜行军,袭击筑有城墙的据点,或者跟随骑兵扩张战果和进行追击。

菲利普把正规常备兵组成的重步兵方阵当作骑兵实施突击冲锋的机动基地,其实它自身具有很高的机动性,它能以完整的横队勇猛地冲向敌人,给尚未从骑兵袭击中恢复过来的敌人以更沉重的打击。为了便于运用这种进攻性战术,菲利普和亚历山大常常选择地形平坦的战场。不过,即使地形坎坷,同样也可以采取这种战术,实际上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马其顿重骑兵的武器装备跟正规常备兵基本相同。他们也都手持一根马其顿长矛,可惜在马背上很难施展。在等待交战的间隙里,往往将长矛搁在肩上,矛头稍向下。冲锋时,虽然长矛可以手不过肩地握着,但还是向下方刺出的。刺中第一个敌人后,往往让长矛留在他的身体里不再拔出,然后,再用刀剑继续进行战斗。等到战斗胜利结束后,再去找回那些长矛。

马其顿军的精锐部队是由年轻贵族组成的重骑兵。由于他们总是伴随国王出征,因此被称为“御林军”。从许多方面看来,他们就是中世纪骑士团中骑士的原型。

为了保护方阵的侧翼和后方,并且与分散在广阔战场上的骑兵保持不间断的联络,因此增加了二种更轻装的步兵。每四名甲兵配二名轻装盾兵和一名辅助兵。在战斗开始前,轻装长矛兵在方阵的后面排成纵深约8人的横队,而辅助兵(大部分是重步兵的勤务兵和粮秣征收员)则在方阵前面排成散兵横队,他们使用的是弓、标枪、投镖和投石器等古代常用的混合兵器。

马其顿方阵这种军事编制跟现代军队的编制极其相似。通常64名甲兵组成一个排,128人组成一个连,256人组成一个营,1024人组成一个团,4096人组成一个师(即初级方阵)。初级方阵跟现代的一个师相同,是自成体系的多兵种作战部队,它除了重步兵外,还包括(在满编的情况下)2048名轻装盾兵,1024名辅助兵和一个1024人的骑兵团,总计8192人。每个联合方阵由四个初级方阵组成,相当于现代一个小型的军或野战军,约32,000人。这就是亚历山大典型的远征部队的编成情况。

从两个战例的简要描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马其顿军队,特别是方阵的作战情况。

公元前338年,菲利普在喀罗尼亚彻底击败了底比斯和雅典的军队,在希腊赢得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优势。有关这次战争的详细情况未能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当时年仅十八岁的亚历山大统帅着左路军,菲利普率领着右路军。在初次交战后,菲利普佯装退却,将雅典军拖在自己的后面。这时亚历山大加紧向底比斯军队压过去。当他突破底比斯军队的防线后,菲利普突然停止撤退,冲向并突破了雅典军队的防线。接着,菲利普率部向左侧转弯,亚历山大则转向右侧,两军会合后,猛烈袭击并压垮了位于他们中间的敌人心脏部位。作为方阵这种编队形式,要实施包括退却、前进以及协调一致的两面包围这样复杂的作战机动,必须经过高度严格的训练。不仅要能够熟练使用自身的兵器,而且要和侧翼的骑兵部队作好紧密的协调配合。

公元前331年的亚卑拉之战是更加错综复杂的一仗。简单说来,位于右侧的亚历山大军队由一支人数不多的轻骑兵和轻步兵先行,迅速地斜向大流士一世(古波斯王)军队的左侧中央挺进。马其顿轻骑兵跟波斯骑兵接火后,便在密集的波斯军队中打开了一道缺口。大流士立即派遣装有长柄大钩刀的战车前往迎战。马其顿轻步兵击毙了战车的驾车兵,使敌人的缺口更加扩大。当亚历山大看到敌军队伍中出现了突破口后,便将军队的前进方向稍向左前方移了一下。然后,在四个轻装步兵初级方阵的紧密配合下,率领左侧亲随骑兵穿过突破口,直接冲向大流士。惊恐万状的波斯王仓惶逃出了战场。

由于亚历山大军队向前推进的速度过快,因此,在马其顿军队方阵中的正规常备兵和轻装步兵之间也出现了缺口。于是一些印度和波斯骑兵部队便突破了这个缺口。然而,他们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从后面进攻马其顿方阵,相反,波斯骑兵却继续向方阵更后面的行李车队前进,据说,那里囚禁着波斯王室的成员。亚历山大预料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早就准备好了一支强大的后备队,跟冲进阵来的波斯骑兵进行交战。方阵中的一些部队也回过头来袭击波斯骑兵,最后把他们赶到了方阵的侧翼。

与此同时,马其顿军队的左翼却遭到另一支波斯骑兵的强大进攻。亚历山大在敌军中央取胜后,转身支援其左翼部队。当时左翼部队正逐渐开始占据优势。波斯军虽经顽强挣扎,但最后还是在马其顿两翼部队的夹攻下彻底溃败了。

所有的古代战争,有关参战军队的数量及伤亡人数等情况均无可靠的数据供查考。不过在一些显然是可靠的报道中却有许多关于作战详情的逼真描写。亚卑拉战役的胜利跟许多别的胜利一样,是优良的武器、合理的组织编制以及亚历山大高明的战术相结合而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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