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功与过:一生秋风糊裱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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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戊戌变法失败,李鸿章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有人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因此问他: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关于李鸿章,流传下来的野史不少,随便在网络上发一个评说李鸿章的话题,很快就能引来一堆或捧李或骂李的口水贴。人们对于这个一直是百年里"第一卖国贼" 形象的人物,聚讼纷纭,却难有定论。雷颐先生的这部新书《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以李氏一生的重要奏折和信函为突破口,从"为官"、"外交"和"洋务"三个方面考察了李鸿章一生的为人和功过。 和晚清很多汉族大员一样,李鸿章的发迹,


戊戌变法失败,李鸿章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有人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因此问他: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关于李鸿章,流传下来的野史不少,随便在网络上发一个评说李鸿章的话题,很快就能引来一堆或捧李或骂李的口水贴。人们对于这个一直是百年里"第一卖国贼" 形象的人物,聚讼纷纭,却难有定论。雷颐先生的这部新书《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以李氏一生的重要奏折和信函为突破口,从"为官"、"外交"和"洋务"三个方面考察了李鸿章一生的为人和功过。


和晚清很多汉族大员一样,李鸿章的发迹,走的也是从书生到带兵官的路子,有些不同的是,李鸿章从曾国藩的幕僚身份退下来,开始当上江苏巡抚时,已是不折不扣的中年(40岁),完全属于大器晚成型。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做幕僚时,就以其识见和刀笔吏的功夫而深得曾氏的赏识,曾氏赞许其"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该书对李氏奏折中这种刀笔功夫,作了一些有趣的发挥,怎么反驳上级,如何敷衍皇上,揣摩圣意,打太极拳等等。李鸿章作为晚清第一重臣,其真正的本事当然并不在于雕虫小技的奏折文字上,大臣所以成为大臣,既有时运,更堪玩味的则是其人身怀的种种看家本领。


1898年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重训朝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朝廷大批清查维新人士。在这样的严峻时刻,李鸿章却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并和康、梁暗通款曲。有人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因此问他: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在这里,慈禧太后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是支持自己当家还是支持光绪当家,其他事,诸如是不是支持维新主张变法,则在其次。作者对此有很精到的评点:这是"思想错误"与"组织错误"的区别。李鸿章作为洋务健将,改革口号喊了很多年,主张变法这一条是怎么也赖不掉的,但既然当权的是太后,那只要表明自己并没有紧跟皇上就行了。这就是李作为老官僚的官场智慧。


这一幕"君臣"之间的对话,端的是惊涛暗涌、凶险非常。而李对康、梁的"保护"态度,和接下来抗旨不肯挖康、梁两家祖坟的事情,又充分显示了老官僚做事预留后路的生存智慧。


对于做官,曾国藩曾有批评:"少荃拼命做官"。但李鸿章虽然"拼命做官",精于自保,他却也并没有在戊戌政变中落井下石,大造冤假错案,以洗干净自己,反而有点挺身而出的味道,这就不能不令人心生敬意了。


李鸿章还有作为改革先锋的一面。尽管后来的历史书对于洋务派多有贬低之词,但回到历史现实去考虑,洋务派在工业、商业、军事以及文化的近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已属不易。而无论是办机器局、招商局,设电报、修铁路,还是派留学生和陆军海军的近代化,这些大事件,都与李鸿章密切相关,都和李鸿章的支持和努力分不开。作为改革家的李鸿章曾经发过这样一段议论:"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这正是一个改革家应有的精神和风骨:我们现在若不能顶住压力,把事情办好,那后来的人恐怕都不一定想得起来要这样做呢!


对于办洋务,梁启超也曾有批评"不敢破格",但从李氏一生来看,李鸿章虽然不能破格,但到底也始终力所能及地在推进革新。


外交是评论李鸿章最难说清楚的一个部分。李氏一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懂外交是他能够权倾一时的重要原因,但也是使他事业、声名受累,百年都难翻身的一个大坎。但无论怎么说,李虽有"国人皆欲杀"的时候,朝廷要谈判时又离不了他,庚子事变后,李鸿章以夷制夷,分化八国联盟,周旋于列强之间。


当然,对于李鸿章,作者雷颐也并不是有心一味要作拔高。该书也还透露出了其他一些信息:"巡抚也曾心狠手辣",李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背信弃义杀过降,可能还曾下黑手暗杀过常胜军的统领官美国人白齐文;在对慈禧亲信吴棠一案的处理中,也曾颠倒是非装糊涂。作者有一个很精彩的总结:既要做官,又要做事,但首先是自保,这才是李鸿章的立场。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李鸿章的历史,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我们读李鸿章,其实也是在读清朝这个老大帝国的衰落与悲凉晚景。


外交:一生秋风糊裱匠


"弱国无外交",在虎视鹰瞵、豆剖瓜分,随时有亡国之危的近代中国负责"外交",实非易事。然而,外患越频,外交越重,越不能没有外交,不能没有办外交之人。


从到上海雇佣"洋人洋枪""协防"初次与洋人打交道开始,李鸿章逐步走上了参与全局性外交决策之路。提起"洋枪队",人们自然想起"互相勾结"。然而,"勾结"中又充满了"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斗争。李鸿章是"借师助剿"的支持者和身体力行者,但他又担心洋人尾大不掉,后患无穷,所以一直坚持对"洋枪队"要"权自我操",谨防"太阿倒持"。他的方针是"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不过,以近代中国国力军力之软弱落后,以白齐文、戈登等 "洋将"之骄悍蛮横,要想"裁制控驭"他们殊非易事,李鸿章就头痛地将他们称之为"磨难星"。但使尽种种手段,用他自己颇为得意的说法是"痞子手段",最终"过河拆桥"--达到了利用他们镇压太平天国然后又将其迅速遣散的目的。


从当上直隶总督起,李鸿章就越来越多地参与全国外交决策,处理各种复杂外交问题。"以夷制夷"是他的基本外交思路,当他早早看到日本有侵略朝鲜之志时,感到中国自身难保已无力像传统那样"援朝",甚至将"以夷制夷"当作不得已的良策,向当时极端排外、仍坚持严格闭关锁国政策的朝鲜统治者推荐。


李鸿章一生中参与了许多中外谈判,签订了许多中外条约,其中相当部分是带有"丧权辱国"性质的条约。作为主要谈判人,自难逃其咎。不过,在大败之后签订"城下之盟",战败国讨价还价的余地其实非常有限;而且诸如割地赔款事关重大,最后的决定权其实还是在朝廷手中。


所谓"懂外交"是李鸿章权倾一时的重要原因,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李鸿章的事业、名声,却也被毁于此,至今仍负重谤。


对此,李鸿章自己也非常明白。他承认,中日甲午战争"至一生事来,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他无奈地感叹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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