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考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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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开辟了一条先谋求民族独立、创造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再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的救国之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虽没有全面实现现代化,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也已经制定了一个适合国情的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奠定了中国经济、社会继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不仅表现在他们带领人民用革命方式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创造了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而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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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开辟了一条先谋求民族独立、创造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再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的救国之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虽没有全面实现现代化,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也已经制定了一个适合国情的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奠定了中国经济、社会继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不仅表现在他们带领人民用革命方式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创造了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而且还表现在他们带领全国人民制定了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发展战略,为我国迈向光明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国革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开辟了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崭新起点


(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一条成功的救国之路


回首鸦片战争以来163年的中国历史,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为界,前80年虽有数次求富的尝试,但几经坎坷都化为镜花水月,富强的目标到终了还是求之不得;后83年,不仅赢得并保障了民族独立,而且国家总体上已步入小康社会。前后两个阶段何以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


对此,国际上有资深学者认为,中国民族资本“无力建立大规模企业”,民族资产阶级“过于软弱和不团结,不能领导中国走向工业化”,“尽管许多进步官员怀有善良的意愿和机灵地顺应着近代管理技术的需要,但是中国在清末没有建成一个坚强的工业基础”。这一分析固然正确,但却未涉及最根本的原因:“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从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无一不是仅仅关注如何富强的问题,而对实现现代化、达到富强的前提条件——民族独立,却没有予以充分的关注。


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开辟了一条先谋求民族独立、创造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再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的救国之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二)中国革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通过对一个半世纪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考察,我们大致可以理出以下线索:中国为达现代化的目标曾走过一条改良→改革→革命的道路。从改良到改革再到革命的这种步步演进,既表明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逐步激化,同时也表明革命是中国造就现代化前提条件的最后的选择。


“1949年10月1日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日子。如果说革命涉及的是让一个新社会出现、对一种政治制度给以强有力的摧毁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0月1日所庆祝的革命,其意义不亚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其政治摧毁的范围不小于那两场革命,在为社会发展的空前新进程而开辟道路方面,其重要性不亚于那两场革命;其世界范围的影响也不小于那两场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崭新起点,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首先,中国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赢得了民族独立,取得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政治前提。殖民者不能为殖民地提供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这已是现代化问题专家的共识。究竟哪些真正是工业化的先决条件?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殖民地一般提供不了适宜的环境,对这些国家来说,首先必须推翻外国的统治,然后才能使工业化摆脱殖民统治而前进。” “布莱克(Cyril E.Black)教授在其名著《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也指出:“现代化一旦超越其初期发展阶段便会陷入复杂的、代价高昂的,并且一般是剧烈的社会变迁,而这些变迁只有土生土长的领导者才能完成。”并且,“保护国(tutelary societies)希望把现代化所能带来的好处仅仅局限在一定程度和一些特别领域之内,能够满足他们需要就足够了,他们不愿看到一个全面的现代化,因为它将会最终导致被统治者的独立,统治者将会丧失殖民统治体制下的既得利益”。[5]可见,铲除殖民统治,赢得民族独立,是被压迫民族走向现代社会的先决条件。中国革命的胜利完成了民族独立的大业,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使现代化建设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政权保障。


其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清除了封建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革命的终极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它与旧的生产关系的矛盾,革命的目的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无论是英国革命、法国革命,还是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内战,都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这是毛泽东考察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之后得出的结论。中国革命清除了封建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挖掉了我们民族贫困落后的一条重要根子,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大陆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这虽然还不是生产力的直接发展,还不是现代化的实现,但是,它却为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实现创造了先决条件。有了这个先决条件,“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


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制定了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发展战略


仅仅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并不能真正解决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问题,因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确立只是具备了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政治条件和可能性,要真正使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得以实现并加以保障,就必须建立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我们党最根本的任务就是选择和制定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发展战略,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一)战略性赶超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追赶现代化先进国家实现后来者居上的捷径


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类社会历史就呈现出一幅你追我赶、后来者居上的壮观场面,特别是自人类历史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之后,经济文化落后的各国通过战略性的赶超实现了后来者居上、成为现代化国家,更是不乏其例:


自现代化浪潮兴起之后的500年历史,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现代化历史中,实现后来者居上的主要原因在于自觉的行为,也就是说,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原因尽管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各国都强化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实际上,除英国等少数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外,所有后来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选择并实施了赶超战略。“历史地看,英国产业革命以来各国工业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后起工业化国家努力赶超先进工业化国家的过程。”


德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赶超的典范。自19世纪70年代德国开始工业化以来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一幅政府主导的战略赶超型的现代化历史画卷,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作用的幅度和强度也越来越大。德国开始了一条不同于先前国家实行的那种放任型的现代化道路,而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1870年以后的30年中,德国逐步强化政府在工业化中的职能,统一了币制、经济法规和铁路管理,加强贸易保护,注重教育科技的发展,积极学习英、美、法等国家先进的工业化经验。同时,为了增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实力,也为了军事、国防的特殊需要,德国政府制定并确保以军工为主的重工业发展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更为政府主导的现代化道路做了有力的诠释,为迅速启动经济增长,它们大都确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推行了一套赶超先进国家的现代化战略。


列宁是社会主义赶超型现代化思想的奠基人。进入20世纪之后,列宁提出了“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赶上别国的人民”的论断。他认为“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严酷地尖锐地提出问题: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在斯大林时代,政府在经济建设过程中起着的决定性作用,苏联集全国之力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


(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借鉴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选择了赶超型社会发展战略


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值得中国借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样选择了一条赶超型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中国后来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经过几十年努力之后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也不如近20多年大,由此有些人就对赶超战略产生了怀疑甚至持否定态度。那么,怎样看待这一发展战略呢?


经济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明确了赶超对象(英、美等发达国家)和赶超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本身就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后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必然有一个追赶的目标,如若没有目标,仍然和从前一样,那至少说明它还没有意识到现代化的压力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前景,它也还没有融入到现代社会发展的潮流之中去。它们可能把一两个具体的国家作为赶超的对象,也可能把一批先进国家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作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中国提出并实施赶超战略,其目的就在于迅速增强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与威胁,改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急躁情绪和政策上的偏失,我们有责任进行研究,总结其经验教训,但我们无权对那个时代提出苛评。赶超战略本身没有错,只是我们在执行赶超战略的手段和途径上曾经一度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如果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观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求急求快的心理普遍存在于后起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初起阶段。由于欠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起点比较低,一旦通过政府的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就容易造成较大的成就,再加上大众媒体的“放大效应”,人们的期望值迅速增高,甚至以为现代化的最终实现也是指日可待。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现代化进程中真正的困难才开始出现。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实施赶超战略的社会资源配置形式。赶超战略并不排斥市场经济,而只是说计划经济更有利于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的实现,而市场经济则更有利于比较优势原则的发挥。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侧重于重工业优先增长,与之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手段也只能是计划;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我们首先进行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调整,由重工业片面高速增长转变为经济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资源配置手段的变化,从在计划经济为主的前提下引进市场机制过渡到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中国一直处于赶超现代化先进国家的历史时期(一旦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并且处于领先者的时候,赶超的过程才会终结,并且,这种领先地位一旦被后来者替代了,新的赶超将重新开始,这本来就是几千年来世界发展的基本逻辑),无论是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实行市场经济都不能改变这一基本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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