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百年前的铁血式辩论--同文馆

奕主持中枢,在推行现代化进程中,很有些值得一书的事迹,其中最著名的,是与顽固派在兴办同文馆问题上的争论。


同文馆原是总理衙门兴办的培养外语人才的语言学校,1866年12月,奕上奏,建议在馆中开设“天文”、“算学”馆,也就是讲授自然科学,招收满汉举人及中下级官员入馆学习。这一主张遭到了以理学大师、同治师傅、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奕说:“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若夫以师法西人为耻者,其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查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新,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亦必有成。……


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倭仁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为此,奕在1867年4月6日,向皇帝上呈了一个极为著名的奏折,其中回顾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北京,逼迫中国签订城下之盟的历史,以及此后他在寻求中国自强之路的心迹:


溯自洋务之兴,迄今二三十年矣。始由中外臣僚未得款要,议和议战大率空言无补,以致酿成庚申之变。彼时兵临城下,烽焰烛天,京师危在旦夕。学士大夫非袖手旁观,即纷纷逃避。先皇帝不以奕等为不肖,留京办理抚务。臣等不敢徒效贾谊之痛哭流涕,胡铨欲蹈东海而死,空言塞责,取誉天下,而京师内外尚以不早定约见责,甚至满汉臣工连衔封奏,文函载道,星夜迭催,令早换约。臣等俯查情形,不得不俯徇舆论,保全大局。自定约以来,八载于兹,中外交涉事务,万分棘手,臣等公同竭力维持,……以为即此可以防范数年,数十年后则不可,是以臣等筹思长久之策,与各疆臣通盘熟算,如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制造机器各法,教练洋枪队伍,派赴周游各国访其风土人情,并在京畿一带设立六军,藉资拱卫;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臣等反复思维,洋人敢入中国肆行无忌者,缘其处心积虑在数十年以前,凡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言一动,无不周知,而彼族之举动,我则一无所知,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左宗棠创造轮船各厂,以为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事败垂成,公私均害。李鸿章置办机器各局,以为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该督抚等所论,语多激切,岂故好为辩争,良由躬亲阅历,艰苦备尝,是以切实不浮,言皆有物。在臣等竭虑殚思,但期可以收效,虽冒天下之大不韪,亦所不辞。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昧悉心商办,用示和衷共济,上慰宸廑。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从此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奕,确实是勇于任事,锋芒毕露的。


在此后的争论中,他进一步设计,任命倭仁这位保守的冬烘先生担任总理衙门大臣,谕令倭仁“酌保数员”讲授自然科学,倭仁被迫承认原说中国之大,不患无精通西学之人,不过是凭空想象,“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而奕仍然寻他开心,以皇帝的名义命他“随时留心,一俟咨访有人,即行保奏”。弄得倭仁蹶倒昏迷。在同文馆争论中,奕主持下的军 机处,多次拟旨,精彩纷呈,至今读来,依然余音缭绕,令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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