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达赖“老巢”:流亡藏人的伤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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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流亡政府首都”所在地达兰萨拉隐藏在深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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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儿童村”内,孩子们在上课。


“西藏流亡政府”把达兰萨拉描绘成“人间天堂”,但多数满怀希望而去的藏人收获的却是失望



国际先驱导报特派记者廉海东、周珺发自达兰萨拉(印度) 初冬时节的达兰萨拉,寒风萧瑟,凉意逼人。这个背靠喜马拉雅山脉,坐落在印度喜马偕尔邦的西北山区的小镇,因为此次“全球流亡藏人特别大会”的召开,而瞬间变得热闹起来。

在崎岖、狭窄的街道上,不时有西方国家牌照的车辆驶过,有些车上还架着卫星天线,一看便知是卫星转播车;身着喇嘛服装的人群中,多了许多不同肤色,挎着大包小包的人们;当地的宾馆、饭店、网吧也一时人满为患。显然,这个小镇非同寻常,这次大会也非同一般。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也特地从印度首都新德里驱车十多个小时辗转来到这里。汽车一驶入达兰萨拉,就犹如回到了西藏境内:来自国内的辣酱、粉丝、午餐肉,乃至重庆火锅底料,占据了街头小摊的大部分空间,悠扬的“嗡嘛呢呗咪吽”六字佛乐的唱诵声飘然入耳。在本报记者下榻的小旅馆里,还可以清晰地收看到国内四川、青海、西藏等地电视台的节目。


这就是达兰萨拉,达赖喇嘛的寓所以及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他们极力打造的“小拉萨”。



“流亡藏人”的伤心地



其实,达兰萨拉分上下两部分。下达兰萨拉海拔1250米,基本是当地印度人居住。海拔约1800米的上达兰萨拉称为麦克里奥德·甘吉(Mcleod Ganj),人数只有8000多人,规模只相当一个乡镇,为藏人聚居区。“流亡藏人”把麦克里奥德·甘吉叫作“小拉萨”,显然怀有浓浓的思乡情结。


在上达兰萨拉街头,本报记者接触到的多数“流亡藏人”,话语眼神中难掩思乡之情。一位名叫泽西的藏人说,他从四川藏区来到达兰萨拉已有10多年了,但他始终没有结婚成家,因为“我的心还是在家乡”。一位毕业于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的藏族青年,1999年来到达兰萨拉。这名青年说,“爸爸妈妈都在家里,我出国9年了都不能回去看看他们,只能偶尔打一打电话,真想回去看看他们。”


1959年,约有13000西藏人和达赖喇嘛一起流亡到印度,其后一两年间,约6万多西藏人陆陆续续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地,成为“流亡藏人”。1960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将达兰萨拉“租借”给达赖喇嘛,建立了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到目前为止,海外“流亡藏人”人数共有约13万,其中约10万居住在印度。


据《国际先驱导报》了解,很多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生活并不如意。1959年随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的西藏人,因不适应当地气候等原因,很多不久便得病身亡。而一些得以幸存下来的,则被印度政府征发到偏远的山区修路。营养不良和传染病夺走了很多修路藏人的生命。而他们在印度出生的子女,到几十年后的如今,身份依然还是难民。


相对而言,生活在达兰萨拉的藏人生活还有一定保证,得益于达兰萨拉是国际旅游区的声誉,这个小镇的居民每年都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在这里,网吧、酒吧、夜总会、餐馆和旅游纪念品商店等等,一应俱全。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的印度穆斯林老板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每天光顾商店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很多来自发达国家的游客出手大方,因此我也算发了‘西藏财’。”


而生活在印度其他难民区的藏人,生活水平则比较落后。泽西告诉本报记者,相对于印度人,藏人普遍要勤劳,难民身份更是让他们不敢懈怠。但这也给藏人带来了麻烦,一些当地印度人因此嫉恨藏人,族群冲突时有发生。


冲突一旦发生,印度警察多半会站在印度人一边,“流亡藏人”也只能默默流泪了。一个西方旅游者也告诉本报记者,他亲眼看到印度警察介入了一起印度人和藏人的争执,而结果是那个藏人遭五花大绑游街。


泽西感叹说:“寄人篱下的日子真的不好过。”



“流亡政府”财政紧张



“定都”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仿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了政治体制与行政架构,依靠 “西藏内阁(噶厦)”、“西藏人民议会”以及“最高法院”对全球海外流亡藏人实行控制与管理,达赖喇嘛则是最高领袖,担当正常政权的“元首”职能。目前,“西藏流亡政府”有接近3000名“公务员”,管理着全球约13万人的“流亡藏人”群体。


据有关人士透露,“流亡政府”的收入主要靠海外金主的资助。目前在纽约有个西藏基金会,是1991年由西藏难民和美国人设立的,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上千万美元资产的机构,其部分经费来自于美国国务院难民计划办公室。1984年成立的“促进民主基金会”和索罗斯的“公开社会”,近年来也开始大量援助“西藏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还规定“流亡藏人”每人每年要向政府缴纳46卢比的所谓的“独立税”。而有薪人士则须缴纳基本薪资4%或薪水总额的2%,选其中较多者缴纳。“流亡政府”还经营业务增加收入。“流亡政府”的“财政部”拥有慈善基金会、出版社,在印度和尼泊尔拥有旅店,在澳洲与美国经营土产手工分销处等等。“流亡政府”还建有网站,通过互联网从民间募捐。


另外,达赖喇嘛经常以“西藏精神领袖”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身份周游列国,通过大量的弘法会和讲经活动获取捐款和赞助。据报道,达赖在欧美的一些弘法会,其赞助票开出的价格为每张高达1000美元。


“流亡政府”之所以能得到海外的大量资金支持,其中的一个因素是其对自身的“民主化”包装,掩盖政教合一的本质,以迎合西方人的口味。


尽管如此,“流亡政府”的财政状况依然非常窘迫。破旧不堪的“政府”办公大楼,也许能印证其惨淡经营的境地。楼道里光线阴暗,办公电脑多是老式的CRT显示器台式机,连打印机也没有彩色打印功能,办公室里的桌椅更是破旧不堪。



儿童教育很西化



此次“全球藏人特别大会”是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举行。会议间歇,本报记者走访了几间教室,采访了一些正在课间休息的师生。


一位教英文的老师告诉本报记者,儿童村是“流亡社区”儿童、少年免费接受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地方。他们不仅可以免费读书,校服和日常生活开支也是免费的。由于达兰萨拉儿童村位于山顶,日照时间长,所以还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学生们可以用热水洗澡。


这位老师说,这个儿童村建于1960年,目前已经发展成拥有12个年级、2700多名学生、130多位教师的大型系统学校。学校的最高处是幼儿园。在山林不许砍伐的印度,木地板非常昂贵,但本报记者看到,幼儿园的屋子里居然铺着木地板。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村的学校采用藏语和英语双语教育,6年级以下是完全藏语教学,6年级以上开始藏英文双语教学,美其名曰“为学生未来报考印度和欧美高等学校做准备”。汉语教学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而语言的隔阂与沟通的不畅,正是矛盾和误解产生的原因之一。


对于多数“流亡藏人”而言,在印度和欧美大学里深造的吸引力不言而喻。一个正在做英语作业的小学生就用稚嫩的英语告诉本报记者:“将来我要考上世界最好的大学。”可以看出,“西藏流亡政府”在培养下一代方面很下功夫,而且在教育过程中以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为理由,割断其与中国的文化联系。


另外,“西藏流亡政府”还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内藏人宣传,在达兰萨拉生活的藏人读书、看病都不需要自己花钱,由此把达兰萨拉描绘成“人间天堂”。以至于国内一些生活一时不如意、不明就里的藏人投奔而去。而多数满怀希望而去的藏人,收获最多的还是失望。


为了安抚失望的“流亡藏人”,“西藏流亡政府”加强了“讲经布道”。据悉,“西藏流亡政府”始终没有停止过对藏传佛教的宣扬,而旁人则很难在政治意图与传统信仰之间画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据了解,到目前为止,“流亡藏人”已在印度的“流亡社区”建立了200座左右的寺院,有15000名以上的僧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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