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沿海倭寇之乱-考验明卫所制度的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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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这样记载明中后期倭寇掠扰东南沿海的:

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农历十一月,倭侵莆田、温州、舟山之战。倭二百余入侵福建莆田及镇东卫(福建福清东南),明千户戴洪等战死。

倭又一股五十余入侵浙江温州、平阳县,明指挥祁嵩平阳百户所刘欲等败死。

倭又一股八十余入侵浙江舟山,明参将卢镗率军抵御,指挥闵溶战死。

倭犯兴化平海卫,千户邱珍等战死,又犯福清海口,泉州卫指挥佥事董乾镇战死。

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明抗倭惠安之战。

嘉靖三十七年春,新倭大至,犯浙江温台等府,台州之太平县数次被围攻。

四月,倭寇自浙江侵入福建之福州、兴化、泉州等地,皆登岸焚掠而去。

五月,倭攻惠安,明知县林咸率兵据城抵抗,倭败退,咸乘胜追击,至县境鸭山中伏牺牲。倭自海口出海,明参将尹凤引舟师追击,冲沉倭舟七,擒斩七十余人,追至东洋,又斩倭百余而还。

六月,倭复分掠兴、漳、泉等府,攻陷福清、南安二县。

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倭寇扰福沿海州县。

三月,柯梅之倭出舟山,驾帆南犯,泊于福建之浯屿(金门岛)。

四月,进攻福宁州,不克,移攻福安县,破之。

同时由广州亦有流倭往来诏安、漳浦间,于是福建沿海福、漳。泉等州,无不受倭害。倭进攻福州,不克,围攻一月,始解围去。

五月,倭陷永福县。

七月,倭又自福建流入温州,掠平阳、泰顺等地。

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明破倭平海卫之战。

明嘉靖四十一年,福建倭围攻兴化府城,月余,广东总兵刘显率兵赴援派兵与城内联络,中途为寇擒杀,倭寇冒充明军进城,骗使守将戒备松懈,倭寇即于夜间袭占兴化城。

四十二年二月,倭弃兴化城南下,破峙头(莆田东南),都指挥欧阳深进攻中伏,所部数百人皆战死,倭寇乘胜攻陷平海卫城(福建莆田东南九十里)。

福建巡抚谭纶指挥戚继光、刘显、俞大猷等三路军队,围攻平海倭寇,以戚继光为中路,刘显、俞大猷为左右路,戚军率军先登城,左右两路继之,大破倭寇收复平海,继又收复兴化。歼倭二千二百,溺水死者无算,并夺回被虏男女三千余。

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明破倭仙游之战。

十二月,兴化(福建莆田)残倭,联合新倭万余进犯仙游,围攻三日,福建总兵官戚继光率兵进击,败倭于城下,乘胜追击,次年二月又败倭于王仓坪(福建同安境)斩杀数百,坠崖谷摔死甚多,余倭数千逃窜,分据漳浦蔡丕岭(漳浦境)。

戚继光又兵分五路进剿,各持短兵器登崖进攻,俘斩数百。

残倭抢掠渔舟逃出海去,,至是福建倭寇逐平定。

2006年6月4日,台州旅游网,龚泽华的文章“戚继光和谭纶”一文中写道:“第二年1559年,(明嘉靖三十八年),戚继光和谭纶兵一起,转战台州,取得桃渚、海塘的胜利。

经过这几场大战,戚继光认识到光练兵不行,还得招兵,招募素质高的士兵很重要。

曹天佑部三千兵经训练后能冲锋陷阵,但一遇强敌便闻风丧胆,甚至弃甲而逃,主要是这些兵来自城镇,没有吃过苦,也没有受过倭寇之罪。

谭纶的 500兵招自南京,深受倭寇之害,对倭寇有深仇大恨。”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一股70人的倭寇登陆后竟深入腹地行程千里,从浙东窜入安徽、江苏,一路掠杀,还围着南京城兜了一个大圈,当时南京城驻军12万,却多不敢迎战,最后这股倭寇虽然被歼,但明军伤亡竟达4000人。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骚扰,一直掳掠到南京。

明万历15年,十几名倭寇到南京城外杀人越货,为所欲为。

清·张廷玉等 明史 卷二百二十二,列传第一百十,谭纶。

这里记载了,明代东南沿海抗倭时期,明朝嘉靖年间的兵部尚书、抗倭名将谭纶,时任兵部郎中,曾经在南京募兵 500人,抗击倭寇的历史史实。

谭纶经历了闽浙抗倭斗争,累升到兵部尚书,他在南京招的兵,取得抗击倭寇胜利后,根据明王朝当时的政策,安置居留到的东南沿海。

自此戚继光在浙江义乌矿工中,先后招兵一万六千人,组建了取得抗倭胜利的戚家军。


历史文献记载:倭寇并不都是倭国人。

“倭寇”实际上大多数是沿海居民,而头目也基本上是沿海富豪。造成倭患的原因是明代海禁政策造成的后果。正如当时负责海禁的赵文华所说的:“海上居民,近来海禁太严,渔樵不通,生理日蹙,转而为盗。”01

而其他靠海吃海的以经营海外贸易的也由于生计或巨额利润的诱惑,进而进行走私或海盗式贸易。

“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之愈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于是海滨人人为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02

不仅时人明智者有此认识,就是当局也有此认识。福建巡抚谭纶也说:

“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渔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03

“倭寇”其实大多数是中国人,他们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而不能从事正常的海外贸易活动,而且沿海少地、多贫瘠,无法依靠农业生存。从而转向走私、转为海盗,或假借倭寇名义骚扰沿海地区。正如张燮所说的:“顾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稇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不肯抟手困穷,于是所在连接为盗溃裂以出。其久潜综于外者,既触纲不敢归,又连接外夷,乡导以入。”04

“近日東南倭寇類多中國之人,間有膂力膽氣謀略可用者,往往為賊。

. . . 倭奴藉華人為耳目,華人藉倭奴為爪牙,彼此依附,出沒海島,倏忽千里,莫可蹤跡”。


然而看一支武装队伍的主流要看什么?要看其在为谁服务,看其武装的性质。否则,封建时代的军队主体是农民,却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日本侵华时期在华北、东北组织的伪军也就会因其主体为农民而成为农民武装了吗?而无论哪个时代,都是以少数领导者来支配大多数百姓。

至于投入倭寇的中国人中,其中多数普通百姓都是被蒙蔽、裹挟进去的,还有是元末起兵的张士诚、方国珍残部逃亡海外,再其余便是如王直这样的地痞无赖。且并非站绝大多数。倭寇“随处劫掠人口,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贼以掳民为先锋,使敌我兵而自脱去”。(采九德《倭变事略》)

再看战绩:嘉靖四十二年平海卫大捷“真倭首功二千二百余名颗”;四月二十六日夜,明水军“冲倭寇船四只,生擒真倭27名,斩首级20颗”(《谭襄敏公奏议》谭襄敏公即抗倭名将谭纶)。这些战斗之中均无“从贼”者,即无中国人。四十三年的仙游之战,围攻之贼“几二万”(戚继光《戚少保奏议》),其中“真倭实有万余”(《谭襄敏公奏议》)。可见,真倭绝非所谓的“十之一二”,甚至是倭寇之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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