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的是劣等民族吗?(中)中国精英认可并坚守殖民话语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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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精英认可并坚守殖民话语的背景----摩罗 在戊戌政变之前,中国代表性的精英人物诸如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等都是坚定的“中体西用”论者,他们跟西方文化霸权保持着不失尊严的距离,基本上不认可殖民主义者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建构的妖魔化东方形象。一位西方人说:“中国人把英国人当作野蛮人,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文明人;英国人也普遍把中国人当作半野蛮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各民族中最文明的。”(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760页)由这条描述不难获悉,当时的中国精英的确曾经将前来提出各种强人所难之要求的英国人和其他欧洲

中国精英认可并坚守殖民话语的背景----摩罗


在戊戌政变之前,中国代表性的精英人物诸如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等都是坚定的“中体西用”论者,他们跟西方文化霸权保持着不失尊严的距离,基本上不认可殖民主义者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建构的妖魔化东方形象。一位西方人说:“中国人把英国人当作野蛮人,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文明人;英国人也普遍把中国人当作半野蛮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各民族中最文明的。”(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760页)由这条描述不难获悉,当时的中国精英的确曾经将前来提出各种强人所难之要求的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看作野蛮人。


跟英国人把未能满足他们全部愿望的中国人看作野蛮人相比,中国人把他们看作野蛮人显然是更加具有理由的,因为踏上中国领土的英国人,对中国人所干的都是勉强、逼迫、侵害、掠夺、屠杀、割地、设租界、强行传教等等野蛮勾当。而英国人以及所有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人所发表的各种评价,不过是狼为了吃掉羊所抛出的一种说辞。有一只狼先是说羊在河里喝水污染了他的水源,所以要问罪于羊。那只可怜的羊辩解说:“我在下游喝水,你在上游喝水,我怎么会污染你的水源呢?”那只狼于是恶狠狠地说,总之我要把你吃了,而不再挖空心思编造别的理由。人类的伟大在于能够建构庞大的符号体系,能够编造各种自欺欺人的说辞。西方殖民者对所有非西方世界都张着血盆大口,像那只狼一样恶狠狠地说:“总之你们的国民性很肮脏,我得把你们这些不文明的劣等种族全给吃了,以便造福于文明世界。”


随着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的节节败退,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他们在文化上抵制殖民者文化入侵和精神摧残的努力很难长期奏效。一个弱者在面临绝顶危机时难免随之出现精神崩溃。这样的全面崩溃出现在戊戌变法失败和八国联军屠杀之后。


戊戌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转折性事件,它使得中国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按照现代性价值理念改造中国、壮大中国的愿望遭遇重大心理挫折,他们对于通过迅速的富国强兵举措来抵制西方的屠杀与掠夺顿时完全绝望。精英群体在文化信心和民族信心崩溃之后,不得不接受了西方殖民者的文化霸权及其对中国的妖魔化描述,不得不从精神文化、民族性格甚至人种层面为中国的失败与绝望寻找原因。从此以后,这只无辜的羊真的认为自己国民性很肮脏,甚至常常怀疑自己确实污染过狼的水源,“否则那只狼为什么非得吃掉我不可呢?”——这只可怜的中国羊一百年来常常进行这样的现代性反省和人文思考。


以诞生于1902年的梁启超《新民说》为标志,中国精英人物逐步认可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许多批评。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鲁迅则将“国民性批判”发展为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在这个声势浩大的“国民性批判”和“传统文化批判”思潮中,中国现代的知识精英几乎全都声气相投。李大钊、胡适、钱玄同、蔡元培、梁漱溟、林语堂等等,竟相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留情地批评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最后达成一个共识,大家顺理成章地将“国民劣根性”看作中国不能及时实现现代化的最主要障碍。


由于五四新文化被后来的历史奉为主流,“国民劣根性”学说自然也有幸享有主流文化之尊,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为热闹、最为核心的主题之一。我们这几代读书人都是在这样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批判起“国民性”来一直觉得理所当然,而且,我们一直把西方社会和西方人作为我们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最重要的正面资源,看作我们在国民性改造方面的终极目标和理想。往往谁在批评国民性上表现得最为尖锐,谁就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和学者。当年陈独秀、鲁迅都是这样振聋发聩的,后来的柏杨、李敖、龙应台也是这样脱颖而出的。


前不久,借着给刚刚仙逝的柏杨先生送行的机会,我写了一篇简短的感想《但愿柏杨的“自虐时代”就此结束》,其中写道:


对照着“内修文明、外施暴力”的西方世界来寻找我们的国民劣根性,是近代以来一条错误的文化思路。可是知识精英们的思想一旦进入了这样的路径,一时就难于回头。他们如此擅长于反思自己的缺陷,可是,当他们的反思进入自虐状态时,他们对于自己的自虐状态却缺乏足够的反思,以至于长驱直入一百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种自虐倾向的集中表现,它使得自虐心理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自此以后,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于“西方性”的趋近和向往,成了我们的基本心理倾向。在鲁迅之后,中国最深刻的作家大多数都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他们对准中国文化、对准中国国民性,进行了狂轰滥炸式的扫荡。柏杨先生是继承鲁迅衣钵,用杂文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最有影响力的当代中国作家。


由于这种强烈的自虐倾向,我们五四运动以来所圈定的教育资源中,仅仅列入一些表面化的西方文化,本民族文化则完全排除在外。我们因为长期停留在国民劣根性的审视中,而放弃了对于更加深广的人性缺陷的研究,而人性的缺陷是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西方人的。在研究近代史的过程中,我们只看到了受害者出于自尊自卫本能的排外倾向,而看不到外国殖民者对于中国人的屠杀和掠夺。这种教育使得自虐心理内化为我们的本能,以至于一提起国人的某些缺点,我们就本能地像西方殖民者那样表现出厌恶和蔑视。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我们一百年来长期沉溺于“国民劣根性”的自虐体验中,从而大大耽误了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这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中国人应该及早从这种自虐倾向中摆脱出来,挺直腰杆做人。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和罪性,全人类只有一种人性,而人性的缺陷都是相通的、相同的。中国人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反思自己的所谓劣根性,而是像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人那样,切实地进行制度建设。


许多学界同人不能同意我的这些想法,针对我的上述言论提出了各种批评。批评者不但反复强调国民劣根性是千真万确实有其物,而且尤其突出地谴责我对西方殖民者的不恭,理由是对西方人的不恭就是对现代性的不恭,对西方人的拒绝就是对现代性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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