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亡明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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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李治亭/王桂平 明朝亡国,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约自明“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1],经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2],至“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3]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所谓神宗亡国,又从何时开始?“论者”并未进一步确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为其末年时,亡国之象已备,成“不可复振”之势,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实,明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

李治亭/王桂平


明朝亡国,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约自明“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1],经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2],至“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3]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所谓神宗亡国,又从何时开始?“论者”并未进一步确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为其末年时,亡国之象已备,成“不可复振”之势,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实,明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一反张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复萌,政局急转直下。这个贪财好利,集腐败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种种恶行,尽载于史册[5],已为人们所知,自不待赘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吕坤痛陈“天下安危”,他说:“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不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出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他诉说最近几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本费又各几百万矣。”由此可知“今国家之财耗竭”。他大声疾呼:“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6]



吕坤的这番话,是对万历十年以来,至二十五年之间计15年形势恶化的极为生动的写照。




努尔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吕坤指出明朝形势开始变坏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尽管当时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实际上已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说,明亡始自万历十年以后,而清之肇兴,明确的时间,亦在万历十一年。清与明,一兴一亡,同步进行。




努尔哈赤以起兵复仇为契机,迅速演变为对建州女真的统一。从整个明清兴亡的历史过程来看,努尔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开始,换言之,没有起兵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来同明朝的彻底决裂。当然,直到建国前,努尔哈赤并没有公开反明,相反,他还同明朝保持着朝贡的隶属关系。但是,随着他先统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扩张其势力,扩大其统一,却已引起明朝的有识之士的警觉,连连同朝廷发出警报。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礼部侍郎杨道宾上《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指出:“努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忧方大耳。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尔哈赤“蹂躏属国,勾连野人,迁徙诸朝,逆已形矣,恶已著矣,而督镇诸臣犹然以为未形未著,岂以为必抗旌犯顺,鸣钟向洛,乃称显逆显恶哉!”努尔哈赤与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脱离明朝,建立独立的政权[7]。




明朝对东北女真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早在明成祖时,已将女真分为三大部(建州、海西、野人),析卫所地站为262个,“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于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善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是时,部份边臣和朝臣主张:“夷狄自相攻击,见谓中国之利,可收渔人之功。”但这种主张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很危险。因为“国家本藉女直以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8],如任其兼并,实力“坐大”,将来势必“徐图内犯”,将把明朝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9]。




显然,努尔哈赤横刀跃马,在明朝边防重镇辽东外围东征西讨,从根本上破坏了明朝治理女真的政治格局,打乱了明朝对女真人的统治秩序,实际上已经开始反明。这一点,已为上述有识之士所看破,未来的事变,完全证实了他们的预见,可谓不幸而言中!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是明清兴亡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代,这就是努尔哈赤正式宣布建金国称汗,已把“意在自外”变为现实。后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清朝的勃兴,女真人开始再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一变而为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跻身于中国各民族之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给明朝敲响了丧钟。两年后,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著名的“七大恨”,向明朝宣战,首战抚顺、清河,拉开了明清(后金)长期战争的序幕。自此,女真(满洲)同明朝200多年的政治隶属关系彻底终结,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终于走上了同明朝争夺统治权的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努尔哈赤叛明,或称为反明,其义为一。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努尔哈赤建国称汗,进而向明朝宣战,是否具有正义的性质,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应当承认女真人由分散走向统一,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约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海西女真出现分合不定之势,先后有祝孔革、速黑忒、王忠、王台等著名的首领崛起,攻伐不已,其势互为消长。当王台势最盛时,曾被明朝“犁庭扫穴”的建州部女真,在沉寂了数十年后,再次复兴,涌现出王杲、王兀堂等强有力的人物,各控制一方,自行其是,所谓“海、建诸部日强,皆建国称汗。”[10]就是对当时形势的概括。努尔哈赤登上政治舞台时,正值群雄并起,各部展开弱肉强食的战争,都力图消灭别的部落,扩大自己的势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生动地描绘了女真各部斗争的景象:“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11]争夺土地、财产和人口,乃至建立个人的统治权,恰是女真社会大变动的生动反映。在努尔哈赤之前,约60余年中,那些女真的英雄们都曾各领风骚,称雄一方,却都没有达到统一女真的政治目标,昙花一现,如匆匆过客,先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唯努尔哈赤继其后,大展雄才,实现了先辈们的夙愿,重新把女真各部统一成为一个民族的整体。可见,女真由分散走向统一,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必然,尽管明朝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却无法阻止历史的前进。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女真的统一是历史的进步,应给予肯定。




其次,我们还应当承认,明朝对女真人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阻碍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必然激起他们的反抗。凡亲明的,明朝都给予扶持,反之,必欲消灭而后已;同时,又利用亲明的一方去镇压反明的一方,因而加剧了女真内部的斗争。如建州部王杲、阿台父子属反明派,哈达部王台是亲明派,则被利用来镇压王杲父子;海西部清佳砮、杨吉砮反明,也遭到打击。努尔哈赤的父、祖原属亲明派,却被明军杀害,虽属“误杀”,其实做了明朝“分而治之”政策的牺牲品。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实际是对明朝“分而治之”的民族压迫和统治的有力控诉。当然,在努尔哈赤之前,女真人尤其是在反明派的首领指挥下,曾屡次入边,袭扰汉人,造成了程度不同的财产与生命的损失。但明朝做为最高统治者,不能不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行政策的本质是民族压迫的。因此,努尔哈赤的历经30余年统一大部女真后,建国反明,不能认为是“犯上作乱”,因为他顺应了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常说,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是天然合理的,总是给予高度的评价。同样,努尔哈赤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领袖,率领女真人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也是合理的。




...............




明朝亡于神宗,而神宗之亡明,又始于辽东之丧失。神宗的腐朽统治,已使整个社会危机四伏,作为边防重镇的辽东地区,其形势急剧恶化,为努尔哈赤所乘,遂引发天下大乱,导致明朝迅速走向败亡。




神宗暴虐,倒行逆施,不顾国家安危,其中,为祸最烈莫过于重用大批宦官,充当矿税使,分赴全国各地,大肆掠夺民财。他们打着皇帝钦差的旗号,如狼似虎,无恶不作,引起民变、兵变、商变,天下骚动。矿税使的种种暴行,详载《明史》诸书,为治史者所熟知,不须赘引。




辽东是受害严重的地区之一。宦官高淮被派到这里,为害10年,民谣称:“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29]寥寥数语,已把高淮作恶刻划得淋漓尽致。其次便是辽东总兵李成梁,与高淮勾结,狼狈为奸;再是巡抚赵楫,也助纣为虐,为害地方。时人把他们三人称为辽东“三患”,换言之,实为“三害”。主要还是高、李二人,搞乱辽东,人心思逃,“生于辽,不如走于胡”,就是对当时人心趋向的真实写照[30]。在高淮、李成梁先后被赶跑或罢官后,辽东受害已深,形势进一步恶化。朝廷选将不得其人,兵备废驰,民穷财尽,国家财源枯竭。辽东陷入混乱之中。




围绕“辽事”问题,明朝廷臣议战守,迄无定策,由意见分歧,进而发展成宗派与门户之争,致使将相不和,文武对立,言官拨弄是非,朝政黑暗,正直大臣遭到陷害、排挤,乃至死于非命,招致战场上一败涂地。如,杨镐奉命首次伐后金,廷臣主要是言官们以“师老财匮”,累累发红旗催战。杨稿分兵四路冒进,在萨尔浒决战中被彻底击败,朝廷以“失陷封疆”罪,将他处死;王化贞与熊廷弼,以战守意见不一,意气用事,自行其是,致有广宁之逃,熊王二人被逮,先后被处死;大学士孙承宗自请督师关外,辽西的军事与政治形势得以改观,但因为不阿权贵,终被排挤出朝廷,只得告老还乡,让阉党分子高第担当孙承宗的职务;敢言战守的袁崇焕两度挫败后金的进攻,给明朝带来了希望,皇太极施离间计,明廷臣与崇祯不辨真伪,将他残酷处死。《明史》评论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34]在袁崇焕经略辽东时,擅自处死总兵毛文龙,明在海上防线渐致瓦解,自毁海上长城。至洪承畴率13万精兵援锦,本待徐图渐进,行以守为战的“持久之策”[35],却被兵部职方司张若麒与兵部尚书陈新甲所逼,改为速战速决而惨败,洪本人被俘,精兵猛将及大批物资毁于一旦。兵部尚书陈新甲也因瀉露与清和谈的机密而被杀。凡此种种,都是政治黑暗带来的恶果,内耗损失了自身实力,在强大的清朝面前只有被动挨打。尤其是宦官柄政、监军,利用“辽事”战守问题,对不合己意的文臣武将大肆排遣,无端陷害,如熹宗朝的魏忠贤与客氏相结,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崇祯初一度消除宦官干政,不久他又重蹈覆辙,利用宦官监军。这些本属皇帝的奴仆,不过是供酒扫庭院的无知之人,竟高居于将领之上,监督战守,瞎指挥,岂能不败!在明朝处于危亡瞬间之际,廷臣议宁远是否该放弃,吴三桂所率辽兵劲旅应否进京勤王,除了吴麟征力主撤宁远,调吴三桂进京以卫京师,廷臣们互相推委,却唱出祖宗土地不能随意放弃的高调,绝口不谈撤兵进京勤王,唯恐招惹祸端。最后一次挽救灭亡的机会失去了,当崇祯醒悟过来时,为时已晚,明朝终于难逃亡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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