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明朝工商税收过低的谎言

与宪政及其产权形态完全悖逆的专制制度环境导致了中国经济史上的灾难性后果




我们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人们在“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题目下面,对于能够证明中国在宋代以后、特别是明代中期(16世纪)以后太湖流域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史料做了穷尽式的发掘,以期证明在皇权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按照中国经济内部固有的轨迹本来也能够自发地产生近现代经济制度;而这几乎成为定论的结论今天仍然被看作是《白银资本》、《大分流》等的先声或同调。


但是这些老的和新的结论似乎都忘记了,皇权中国的城市,其性质与欧洲的“自由市”完全不同,因为所有中国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的首要功能,都是作为皇权体系大网上的一个个凝聚和传导权力的网结,这给城市经济规定了两个最重要的特质:第一,城市经济的模式必然被置于皇权体制的控御之下,这不仅表现在官营、禁榷等统治权力对经济的控制在两千年中始终极为强大,而且即使是城市民营经济,在整体上也必须首先以服务于皇权制度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前提,宋代著名民谣所说:“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行在”即皇帝住所)卖酒醋”,就生动地形容了政治发迹与经商发迹,两者都要仰赖于皇权这共同的核心。第二,由于城市经济首先服务于统治权力,所以从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消费品生产和服务业的分工与规模化、统治者所卵翼之寄生人群的激增、奢糜消费风俗的形成等等,所有这些启动城市经济繁荣的路径,都是以统治权力对全社会的超强控制和权力消费的急剧膨胀为前提;而一旦这种以残酷掠夺弱势群体为前提的“繁荣”达到了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承载极限,整个社会结构就会发生雪崩式的倒塌,一度繁盛的城市经济也就随之被周期性的流民造反或统治者间的战乱扫荡殆尽,其必然结果就是城市遭到毁灭性焚掠、人口锐减、工商业者流离失所和被大量屠杀,社会结构回落到专制权力的强度与社会利益相对平衡、但经济总量和生产水平大大萎缩了的低谷,并重新开始下一周期的盛衰轮回——也就是说,在皇权政体及其“一治一乱”的运行周期中,任何一定时段和内“商品经济”的繁荣都因为出于“权力经济”大背景的制约,所以它非但不可能导致近现代经济制度的产生和确立,相反连长期保持传统经济形态的平稳运行都从来是不可能的。


那么,上述“权力经济形态”与皇权社会中小民人身和财产法权形态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们知道,在中国皇权社会,对子民人身和财产权益的规定源出于这样的法理:皇帝乃是代表至高无上的“天”而拯救、抚育和统治天下万民,因而子民的一切人身和财产最终只能归属于皇权,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百姓)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等等7(直到不太久之前举世尊奉的“天大地大不如大救星的恩情大”、“万物生长靠太阳”等等至上的社会准则,仍然是这一法理的嫡传)。而由于亿万子民人身和财产权益根本不具备禁止统治权力阑入的“权界”,所以其一旦面对权力,则一切“市场行为”就立刻被完全扭曲。


概括起来,明清时代统治权力对市场的扭曲除了秦汉以来历朝沿袭的禁榷(盐铁茶酒等各种高额利润的商品禁止民间经营而由官府、甚至是由皇帝亲倖垄断专营)制度、官营手工业在相当大程度上无偿占用最优质经济资源等等之外,至少包括这样一些刺目的方面:其一,统治者依仗威势,在与商户的交易中用强买强卖、拖欠货款、贵卖贱买、名为购买实为强占等等手段大量渔利;其二,权力集团中从上到下的各级成员都蜂拥经营商业、并利用政治特权(甚至是司法和特务权力)而最大限度地攫取商业垄断利润;其三,因为没有人身和产权方面的保障,所以商人阶层只能“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以使自己安身立命和征得商业经营的出路;其四,皇权“恶税”制度给包括城市经济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带来灭顶之灾;其五,权力集团公开、大规模地掳掠工商阶层和百姓们的财产。


因为统治权力对市场的凌驾通过上述“五管齐下”的方式而在16—17世纪达到空前程度,所以对其说明需要很大篇幅,笔者只能另外撰文章详细介绍。这里只以统治者掳掠工商阶层时的极端横暴酷虐为例,说明在皇权社会的法权制度统治之下,工商阶层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是何等卑微,由此而使任何局部和一时的经济规模扩展,最终都只能落得悲剧性的结局。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热衷于以明代中后期(嘉靖、万历以后,即16世纪以后)为例,说明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有了如何可观的发展。而实际上,恰恰是以此时为标志,专制权力对于工商阶级的掠夺达到了空前恶性的程度,比如万历皇帝朱翊钧派出大批“矿监税使”(即经济钦差)前往全国各地的搜刮百姓、尤其是掳掠商人富户的财产:


(万历二十八年,即1600年)户部尚书陈蕖题:“迩自言利,小人奏收商税,(税使)一到地方,狼吞虎噬,截索等于御夺,搜括甚于抄封。商旅裹足,民心思乱。”8


以学者们经常用来证明“资本主义萌芽如何发展” 的纺织业状况为例。我们说,在16世纪前后的制度环境中,不论纺织业一度有过怎样的发展,但是其转瞬之际的衰落却无可避免。比如,据户部尚书赵世卿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对北京、河西务(“河西务”为当时督察漕运事务的衙门,设在今天津武清县)、山东临清、江西九江、江苏淮安等南北众多商业枢纽地的调查统计,可知清楚地知道统治权力恣睢暴虐对这一产业的毁灭性摧残:


在河西务关,(当地人)则称:“税使征敛,以至商少。如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馀名,今止三十馀家矣。”在临清关,则称:“往年夥商三十八人,皆谓沿途税使抽罚折本,独存两人矣”;又称:“临清向来段(缎)店三十二座,今关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今闭门四十一家;辽左,布商绝无矣。”在淮安关,则称:“河南一带,货物多为仪真、徐州税监差人挨捉,商畏缩不来矣。”其他各关,告穷告急之人,无日不至,不敢一一陈渎。……税使之害,尤有甚于(商人)跋涉风涛者,则苛征猛于虎之说也。”9


赵世卿这里所用“挨捉”一词,非常准确地说明了税监衙门对商人们实施的,乃是拉网式的追剿。而在当时“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10的大潮之下,类似恶果不仅举目皆是,而且由于统治权力网络的高度发达,其威势更是人们无可逃于天地之间:


近日御题黄纛,遍布关津;圣旨朱牌,委亵蔀屋。遂使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11


天下之势,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路,萧条巷陌,……商旅不行,货物不聚。12


而同时受到戕害剥夺的,则更包括作为工商业基础的国计民生、甚至是百姓生存所需最低限度经济条件。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富者贫,贫者死”13;“矿税流毒,宇内已无尺寸净地”14;“方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15


此时权势者对于民间工商业的摧残和掠夺,更是凭着空前野蛮的方式而实现的,由此而最充分地展示出日益专横的政治体制和法权制度加之于经济形态之上的牢笼是何等狰狞。比如朱翊钧派出专门掳掠富商的特使程守训凭着皇帝授予的无限威势,对江苏、浙江、安徽等江南几乎所有经济发达地区的商人进行了挖地三尺式的搜刮,其手段之残暴令举世胆战心惊:


武英殿带衔中书程守训密旨访各处富商,搜求天下异宝。……(其侍从)旋盖车马,填塞街衢。首有金字钦命牌二面,继有二牌,一书:“凡告富商者,随此牌进”;一书:“凡官民人等,怀藏瑰宝者,随此牌进。”四介胄士骑执之。其他戈矛剑戟,拥卫如卤簿。臣为之色夺。又抎立京棍仝治为中军,另踞一船,逻卒数百辈,爪牙甚设,每日放告,专合四方积滑,揭首匿名鬼状,平空架影,今日械一人,曰:“尔富而违法!”明日系一人,曰:“尔家藏珍宝!”……凡稍殷实者,即罗而织之。其初逮也,不遽讯也,铁索锁项,三木曳身,令过都历市,遍使观者股栗,而后就讯。舟次设水牢,于舟中昼夜浸之,绝其食饮,……非法刑阱,备极惨毒。其人求死不得,无奈倾家鬻产,跪献乞命,多则万金,少亦不下数千。如仪真监生李良材、南京盐商王懋佶、淮扬江、高、汪、方、全诸家,立见倾荡丧身,人心汹惧,弃家远窜。而守训方饱于仪扬,又扬扬去之金陵、之太平、之芜湖、之徽州,且声言向苏杭矣。……其号于人曰:“我天子门生,奉有密旨,部院不得考察,科道不得纠劾!”16


这里值得留意的,不仅是权势者可以捕风捉影(“平空架影”)地随意诬告商人违法,并以刑讯、囚禁示众、逐户杀戮等各种“备极残毒”的手段勒索无数的商人,而且这种威势因为直接受命于“天子密旨”、所以是任何国家司法和监察机构都根本不能干涉的17。


同样惨目的例子在当时的政治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史料中随处可见,比如广东税使李凤及其爪牙陈保等人凌虐敲诈县令、抚按等大小官员,同时纠集海匪劫掠和杀戮沿海商人,其凶恶程度甚于倭寇:


罗织善良,钳制命吏,召集海盗,架使大船,截海商,登岸劫杀。在在见告,惨于夷寇,波水为红!18


在这种商业阶级连其最低限度的生命权和财产权都永远无法获得制度保障的环境中,则市场机会的平等、商业资本投资的广泛自由、国家公权对贸易的保障服务等等更高一级的“市场权利”,就更是完全不能想象的。


于是我们看到:在这种政治体制和法权制度中,任何优质的经济资源,不仅完全不能如彭慕兰等人所说的那样为经济形态向现代的发展提供的支撑,相反却由于统治权力的极端专横而成为了天下百姓(特别是工商阶层)杀身灭家的祸端,典型的例子比如税监陈增以盗掘矿产的罪名诬陷敲诈富户,仅仅三天之中就拘捕了五百多人19,所以当时人只能泣血哀陈:


天下富室无几,……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立罄矣!”20


自江南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称奉密旨挖金宝,募人告密。诬大商巨室藏违禁物,所破灭什百家,杀人莫敢问!21


这类例子说明,抛开制度环境而以为只要具备了某些经济资源就可以保证社会发展的看法,是与事实完全悖逆的。


而统治权力专制性对经济和社会极大戕害更有令人毛骨竦然的例子,比如福建税监高寀不仅网罗流氓充当打手、敲诈百姓、扣压抄没商人的货物、杀戮商人、焚烧民居,而且成批地剖解活生生的儿童、取出他们的脑髓来为自己制作恢复性功能的药物:


原奏官魏天爵、林宗文百计媚寀,由是得幸。忽进一方云:“生取童男女脑髓,和药饵之,则阳道复生,能御女种子。”寀大喜,多买童……(王毅注:原书下有缺页)22


这种以往只有在文学家杜撰恶魔行径的神话小说中才能一见的暴行,竟然在17世纪前后依靠中国权力制度而完完全全成为了现实;并且在西方宪政影响来临之前,此种权力制度的合法性没有受到过任何真正的质疑,更没有提出过任何可以切实取而代之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设计(因此传统的中国思想家们,两千年间只能在是否应该恢复“井田制”之类问题上打转儿23)。所以假使我们说,如此局面的笼盖之下竟然能够萌芽和发展出近现代经济和社会形态,竟然能够赢得“中国人自己走的道路”之类莫大荣誉,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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