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中国“包产到户第一人”:孙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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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眼前的孙炳新,山西闻喜县南郭村村民,53岁,两鬓染霜,在丰收的麦仓前笑着说:“过去发愁吃不饱饭,如今发愁粮往哪里放!”   孙炳新30年前发起包产到户改革,与农民签订“秘密合同”,领山西之先,比起安徽小岗村干得更早些。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这位可以称为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第一人”却不为太多人所知晓。   为了能填饱肚子,孙炳新从15岁起以照顾亲人名义在河南平顶山市打工,1977年底他回到村里,当时23岁。   社员们认为孙炳新头脑活泛、见过世面,将他选为第三生产队的队长。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孙炳新说


眼前的孙炳新,山西闻喜县南郭村村民,53岁,两鬓染霜,在丰收的麦仓前笑着说:“过去发愁吃不饱饭,如今发愁粮往哪里放!”

孙炳新30年前发起包产到户改革,与农民签订“秘密合同”,领山西之先,比起安徽小岗村干得更早些。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这位可以称为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第一人”却不为太多人所知晓。

为了能填饱肚子,孙炳新从15岁起以照顾亲人名义在河南平顶山市打工,1977年底他回到村里,当时23岁。

社员们认为孙炳新头脑活泛、见过世面,将他选为第三生产队的队长。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孙炳新说:“当上了这个‘官’,没一点高兴劲儿,天天发愁怎么才能完成生产任务,还要让全队的人都吃饱肚子。”


一份比小岗村还早的“秘密合同”

孙炳新苦思了一冬天,在1978年的春耕时找到了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包产,春耕时我把活儿分开,包到每个人,先干完就先回家,没想到每个人都很积极,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现象基本没有了。”

为了保证口粮,孙炳新决定把棉花种植面积压到103亩,多出来的田可以种粮食。“我算了算,如果都按自留地那样干,就算减少一些棉花种植面积,队里的生产任务也能完成。”一个大胆的构想在孙炳新的脑中成型:把棉花承包给几户村民管理,每亩上交120斤皮棉,剩下的归个人。

“我把这个想法跟社员们一说,大家都说好”。有人怕孙炳新说话不算数,纷纷要求签合同:队里保证提供水、电、种子和化肥,并安排必要的帮干农户,在交够了规定的皮棉数后,就可记相应数量的工分,超产的皮棉都归农户。

每一份合同里,都有一句最关键的话:“不准泄密!”同样出于保密的考虑,这些本该人手一份的合同,起初全部交给孙炳新保管。

这份合同的落款日期是1978年3月,这比安徽小岗村那份轰动全国的“秘密契约”还早了8个多月。

因“创收”遭遇批判

到了秋天,棉花的产量让这些秘密合同的签订者们吓了一跳:当年秋天,19户社员承包地棉田总产8000多斤,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在交够了规定的产量以后,地里的棉花秆仍有不少未摘干净的棉花和棉桃。但真的要把这么多超产棉拿回家,谁也没这个胆。

“我们最后商量,把棉花秆说成是秸秆,拿回家当柴烧的;有几户棉田就在公路边,不敢直接拿回家,就由队里收了再折算成钱,每户发了80块,把这些人乐翻了天。”

没有不透风的墙,三队社员把带着棉桃的棉花秆拿回家的事,还是让其他人知道了。“到这时,我才知道包产到户是要坐牢的,就下定决心打死也不能承认。”

这事被汇报到县里,一些干部甚至已经嗅出他是不是在包产到户。当晚孙炳新就被找去谈话。

“公社反复让我写检查,我写了好几次都不过关,最后被交给了公安,天天不让我睡觉,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交代问题。当时我都快崩溃了,后来实在没办法,我就让一个农户把他家的合同交了上来……我当时想,完了!”

孙炳新是幸运的,他自己也没想到,两三天之后他就被放了出来。

“几天之后领导再找我谈话,表情明显不同了。原来就是那几天,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了,全国从上到下都开始学习会议精神,我搞包产到户成了先进。”公社党委书记郑喜贵还把交上来的“秘密合同”贴了出来,作为典型让干部们学习。

“公社书记去派出所领我的时候,我是掉着眼泪出来的。本来是坐牢的事,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却说可以做,坐了几天就放出来了,有点儿激动。”孙炳新被放出来,直接进了学习班学习三中全会精神。

“让农民吃饱吃好饭,才是天大的事”

1979年春,孙炳新干脆把队里的土地全部都承包给了社员,还把牲口、农具也分了下去。南郭的其他两个生产队也仿效此法,全部分田包产到户。

南郭村的做法却没有得到当时山西省委的支持,在这个诞生了“大寨精神”的省份,由于极左思想影响深刻,不允许出现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历史的遗憾由此而生,孙炳新与中国“包产到户第一人”,南郭村与“包产到户第一村”,擦肩而过。

1981年3月,山西省委书记地霍士廉来到闻喜考察,肯定了南郭大队的做法,要求大力推广孙炳新的经验,继续完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

后来,孙炳新继续担任生产队长,并在1982年至1984年间、在2003年至2005年两次担任南郭村的村委主任。

目前,他还任着和他改革时所任生产队长同样“级别”的职务——居民组长。如今的南郭村,全村年人均纯收入超过4000元,在1978年承包棉田的19户农民,现在年人均纯收入都超过5000元,其中还出现了百万元户。

记者问起孙炳新,怎么看待他当年的做法比小岗村早,却远没有后者的影响和名气,他十分淡然:“我就是一个生产队长,操心的事不过是怎么样才能让大家有饭吃,别的什么我都没想过。在农村,让农民吃饱饭,吃好饭,才是天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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