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抗日-蒋介石

王绍华 收藏 0 342
导读:福建事变解决后,国民政府将入闽平叛的国军改编成东路军,并协同先前已存在的南、西、北三路大军,於1934年2月对以赣南为中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动攻击,形成四面合围、步步为营的“进剿”态势。总结了以前几次“围剿”的失利教训后,蒋介石训令了新的战法:“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这个战法脱胎於“严密封锁、发展交通、挺进游击、争取主动”的总体战略,在和红军的作战中起到了很有效的指导作用。当时中央红军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军事领袖周恩来和苏俄顾问李德的指挥下,全线抵御,浴血奋战,但

福建事变解决后,国民政府将入闽平叛的国军改编成东路军,并协同先前已存在的南、西、北三路大军,於1934年2月对以赣南为中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动攻击,形成四面合围、步步为营的“进剿”态势。总结了以前几次“围剿”的失利教训后,蒋介石训令了新的战法:“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这个战法脱胎於“严密封锁、发展交通、挺进游击、争取主动”的总体战略,在和红军的作战中起到了很有效的指导作用。当时中央红军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军事领袖周恩来和苏俄顾问李德的指挥下,全线抵御,浴血奋战,但终究无法扭转被动的局面,终于在10月10日成功突围,开始了坚毅壮阔的万里长征。

现在来看中央红军的这次征途,在湘江惨败以后并没有再遭到致命的军事打击,这自然和林彪、彭德怀的英勇善战有关,也和稳重的张闻天取代浮躁的博古成为中共总书记有关,当然,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成为了军事总负责周恩来的助手,从此他的远见和韬略为红军今后机动作战、灵活抗敌的战略原则提供了决策依据,也为中央能战胜张国焘的分裂路线提供了基本保证。但是红军能够在国军重兵围剿下安然抵达陕北吴起,除了上述原因,是否也和当时国府军事领袖蒋介石的政略决策有关呢?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在红军长征前,蒋介石最关心的问题已经不是剿共,而是和苏俄的秘密谈判。中苏复交在1932年12月12日,但之后双方虽然有着共同的对日战略利益,但邦交并不密切。自1933年5月的长城会战后,至1935年5月的河北事件止,这两年间日军侵华的脚步略有放缓,由军事进攻改为内部渗透,以分解拉拢各地实力派为手段,意图通过策动军阀反抗中央而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此时蒋介石虽仍在表面坚持“攘外应先安内”的国策,但其内心的政策指向,却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请看他1933年1月20日的日记:

“近日甚思赤匪与倭寇,二者必舍其一而对其一。如专对倭寇,则恐始末之匪乱以至覆亡,或如苏俄之克伦斯基土耳其之青年党,画虎不成,贻笑中外。唯以天理与人情推之,则今日之事,应先倭寇而后赤匪也。”

“应先倭寇而后赤匪”,就表示了以围剿为职志的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还未设立之时,蒋介石的政略重心已经转向日寇,而中共成为了他设想中的联合对象。毋庸讳言,当时的中共是共产国际的远东支部,而国际的领导者正是苏共中央。要想真正地和中共和平团结,共同抗日,则必须疏通好与苏俄的关系,于是,就在国军尚未进攻中央苏区腹地的时候,蒋介石在庐山召见了清华大学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教授,要他在访欧考察时完成一项绝密的外交任务:探测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

根据1971年莫斯科公布的外交档案,1934年10月16日,也就是红军长征发轫之时,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热情接待了到访的蒋廷黻并与之密谈。这位副外长当场代表政府表态:“在确定我们今天同......现今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关系时,我们……应当从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我们真诚希望发展、巩固两国关系”,“对于蒋介石,我们把他当成于我们友好国家领导人一样尊敬他,任何个人因素和偏见都不可能对我们产生不好的影响”。蒋廷黻听后十分满意,向苏方表态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国会同苏俄肩并肩地抵御来犯的敌人。”

蒋廷黻会后即给蒋介石发了报告,认为中国和苏俄“利害相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极宜树立”,蒋介石回电表示认同。但是如何培养友谊、树立互信呢?目前我们的历史学家只看到了蒋介石在外交上的努力。1935年4月,也就是红军四渡赤水、直逼贵阳的时候,曾有苏俄留学经历的黄埔一期生邓文仪上校奉调为驻苏使馆首席武官,专门负责联俄制日的军事情报交换和对于共产国际的联络工作。作为蒋介石的亲信,邓文仪的履新当能令莫斯科感受到南京政府实实在在的善意。文化方面,2月,梅兰芳大师应邀访苏,展开了可与日后“乒乓外交”媲美的“京剧外交”,他的表演艺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而在另一方面,苏俄的善意来得较为迟缓,直到是年7月才表现出来。当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分析了为了战胜法西斯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问题。根据会议精神,中共驻国际代表,也就是中共真正的领导人王明於8月1日起草了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郑重承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红军不仅对之停止敌对行动,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当时的红军盘桓於川西甘南,周恩来和张国焘率领的两支红军已经会师,正在整编重组,其中不乏误解和矛盾。如果他们能及时得知这个好消息的话,当可能够更深地体会合作抗敌的真意。

关于上面所描述的种种当时不为世人所知的决定,蒋介石有着无奈而清醒的认识。1934年12月29日,他於日记中阐述了在民族危亡面前再一次“联俄容共”的良苦用心:“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

当时正值中共中央在乌江南岸召开猴场会议。中国革命史认为,此次会议和之前的黎平会议因为听取了毛泽东的建议,“纠正了红军的前进方向,也使其避免了被覆灭的危险”。而此刻的蒋介石,恰好也提出了“避免内战”的构想,并做出“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的重大决定。历史有时真是如此吊诡:国共两党领袖竟然同一时间做出方向相同的决策,使得那一支人民军队能够被挽救於绝境之中,最后发展成席卷大陆的红色劲旅。史家有云:“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是言信夫,是言信夫!

上述日记还表明,国民政府没有在长征路上严厉打击红军,尚有蒋介石另外一个策略在发生作用,那就是为了假借追击红军的名义,而清理川黔实力派,以建设大西南这个抗日复国的根据地,为即将到来的卫国战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早在1933年8月17日的日记中,蒋就有如此愿望:“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

根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的叙述:“1931年2月,(蒋)所拟订的对日作战全盘计划,特别重视大后方的经营。鄂、豫、皖剿共军事结束,即命他的基本部队胡宗南师移驻甘肃,赶筑公路,准备于开战时将中央政府迁往西北。第五次围剿胜利完成,1934年10月,整饬行政,推进建设,旋去成都,设行营于重庆,督导西南军政,中央的权力遂及于西南三省。此为近20年来未有之事,改定四川为将来抗日根据地。1936年4月,复莅成都、昆明、贵阳,设中央军官学校成都分校,认为四川为天然的根据地。”从中可见该策略的铺展和成效。

为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蒋介石在“联俄容共”、经略西南的同时,还对于当时处在半独立状态下的两广实力派和西南军阀的精神领袖胡汉民捐弃前嫌、推诚备至,邀请他们共图救亡建国大业。在他和冯玉祥、阎锡山的多次通电催促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主要成员都同意参加於1935年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集中全党力量“建设国家、挽救国难”。本次全代会正式放弃了蒋介石於1933年1月20日的日记就开始否定的“攘外应先安内”的国策,并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及宣布宪法草案案》,试图用一致对外和宪政体制作为号召,“以最大之忍耐与决心,保障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大会宣告:“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对和平为最大之努力。”

对于五全大会,已经安然结束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共中央的反应是敏锐的。天津的红色刊物《火线》就曾刊登中共领袖之一博古的文章,对于会议做出了评论:“在五全大会上,国民党几年来的基本政治口号,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是暗淡下去了,剿共反共的口号,在大会的宣言的基本纲领是不见了,训政时期宣布了结束,准备召集国民大会,对于叛逆殷汝耕下了讨伐令,这些都是明显的变更。”博古的结论代表了中共,为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争执画上了善意的句号。

局势演变到这个程度,蒋廷黻一年前提出的“友谊亟宜培养,互信极宜树立”的目的已经渐渐达成。根据五全大会的决策和蒋介石的安排,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开始谋求和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接触。1936年1月17日,经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意,王明在莫斯科和邓进行了第一次会晤-这是1927年7月汪精卫武汉分共以来,中共领袖和国民党领袖代表首次举行的直接的、平等的谈判。

从此,双方秘密信使乃至高层人物络绎於途,各自本着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放弃成见、求同存异,为着抗日御侮这一伟大目标共同努力。双方虽然在很多细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但是,从这时开始,“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土地革命,取消暴动政策,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苏维埃改为地方民主政府” (《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1940年7月7日)这一国共合作原则开始确立。随着之后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苏俄的书面支持和物质军援。由是,蒋介石酝酿於4年半之前的“联俄容共”政略一朝达成,中苏合作、国共联手,面对强敌的中国终于重新团结起来,去迎接更沉重而壮丽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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