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悲可叹的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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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如果我们把阶级斗争农民战争看作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农民军的领袖李自成,很容易因为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影响,认为农民阶级始终是代表历史潮流的先进阶级,对他们盲目地一味地给予赞扬和肯定,这就会造成偏差与误解。 与李自成同时期的另一位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曾说出“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的话为其大规模屠杀作辩解,诸如“古凶逆之惨,有屠城坑军者,未闻有屠山屠野,尽一省而屠之,至千里无烟,空如大漠,书契以来未尝有也”等描述其恶行的语句遍布于各种史书。张献忠败亡后,有40多万人的成都只


如果我们把阶级斗争农民战争看作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农民军的领袖李自成,很容易因为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影响,认为农民阶级始终是代表历史潮流的先进阶级,对他们盲目地一味地给予赞扬和肯定,这就会造成偏差与误解。

与李自成同时期的另一位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曾说出“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的话为其大规模屠杀作辩解,诸如“古凶逆之惨,有屠城坑军者,未闻有屠山屠野,尽一省而屠之,至千里无烟,空如大漠,书契以来未尝有也”等描述其恶行的语句遍布于各种史书。张献忠败亡后,有40多万人的成都只剩下二十余户居民,天府之国四川人口从至少三百万锐减到八万人,导致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湖广填四川。这中间当然也有死于天灾疾病饥饿的,但这些都比不过战争与屠杀。对于这样的杀人魔王,我能以其是农民阶级的出身就认为他是代表历史先进而肯定吗?对于李自成的分析我们的同样要慎重。




西方曾经历了“17世纪危机”,所谓的“17世纪危机”是指17世纪以西班牙塞维尔(Seville)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因西属美洲白银输入的大幅度减少而首次出现衰退,并造成欧洲各国政治、社会的严重不稳定,欧洲经历的所谓“普遍危机”。关于“危机”的准确起迄时间,它是否超出大西洋经济体的范围,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它是否可能与一个“小冰河时期”有关等等问题至今还是有争议的。但是这个危机包括气候反常粮食歉收和饥荒以及经济萧条和政治动荡,有证据显示,在从1620年到1690年的17世纪的70多年间,在某些时候(不一定是同时),在欧亚的许多地方,尤其在日本、中国、东南亚、中亚和奥斯曼帝国发生了气候、人口、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危机。 也就是说,中国即使没有受到西方的“17世纪危机”的波及,也经历自己的“17世纪危机”。


中国人是最讨厌战乱的,他们用“乱离人不及太平犬”这句通俗但形象的话来表达自己对的国泰民安的向往。但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替却多半由农民起义来完成的,这是因为中国的农民是靠天吃饭,而处在两条大河贯穿的温带大陆性气候的中华大地,水旱灾害时有发生,<<周礼>>就把救灾的“荒政”列为政府的职能。当天灾人祸发生的过于频繁,政府的“荒政”又无力解决人民的生存问题时,那么为了活命的农民就不可避免地要发动起义了。




李自成也是在从驿站下岗失业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身革命”的,在初发难的十几年间,他的“革命之路”走得并不顺利,与官军交战时胜时败,好几次都几乎陷于绝境。他在崇祯十一年大败于梓潼之后,仅偕十八骑突围而出,潜伏于商洛山中。到了崇祯十三年,在他才来了一个转机,这时的河南在连续经历了三年的蝗旱灾后,又来一次蝗旱,到了“ 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的地步,李自成领导的宣扬“三年免征”“均田免粮”的农民军自然是大受欢迎, 从此一帆风顺,陷北京,覆明室。 那么我们不免要问,李自成为何在兵败山海关后,一败再败不可收拾,最终身死九宫山?他辛辛苦苦建立的有着广泛群众基础大顺政权为何会在倾刻间土崩瓦解?难道真是农民军进京后迅速腐化堕落造成的吗?世界上真得有只用40多天就能腐化变质丧失战斗力的政权吗?




或许我们把李自成和他的“阶级兄弟”同样是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作一番对比,可能对我们解答上面的疑问有说帮助。






朱元璋的成功关键在于他执行了谋士朱升给他制定的“高筑墙,广集粮,缓称王”战略方针。 概括地说,就是要加强军事力量,巩固自己的地盘,先立于进可攻退可守不败之地;加强经济实力,以充足的给养支持军队和政权;不要过早地暴露称王称帝的意图,以避免遭到竞争对手的嫉恨和攻击。


反观之李自成,被称为“流寇农民”的农民军长期处于流动作战之中,东奔西跑没有自己固定的地盘。当然在军事力量若小时,农民军的流动作战具有较强的机动优势,能够在官军的围剿中突出重围。在这支屡次被打散而又屡次重新招募组建的军队中,能有多少是久经战火洗礼训练有素的老兵呢?以饥民沿路临时加入的饥民为主的根本不可能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也不可能经历多少战争的历练的军队,就是号称百万,又有战斗力可言呢,何况这还是支长期打游击没有大兵团作战经验的军队。占领不等于拥有,没有一块自己长期经营的根据地,短期军事胜利所占领的地区缺乏群众基础是难以固守,军事进攻的胜利可以威慑暂时顺从。一旦军事上梢有不利,已投降的地区会纷纷倒戈相向,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一败再败一发不可收拾。


没有根据地还带来里第二个问题即部队的后勤补给。朱元璋是通过军屯和在其势力范围内发展经济来解决问题的。李自成没有根据地以供给养,又实行“三年免征”“均田免粮”的政策,那么只有拷掠官绅追脏助饷这一个途径了。然而就是这拷掠官绅追脏助饷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大顺政权的灭亡。缙绅阶层是在古代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能不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直接关系到新政权的存亡。本来是以没收明朝皇亲国戚的家产和对贪官污历追赃助饷来解决的军队和政权经费的需要,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纪律约束也没有确定追赃对向的标准,这就使得追赃助饷很快变成了对所有官僚所有有钱人的抢劫活动,甚至变成了对占领区内所有人的打家劫舍强抢豪夺,与土匪无异,“贼兵满路.手揣麻索,见面稍魁肥,即疑有财,系颈征贿”“青衿白户,稍立门墙,无幸脱者”。这使得人心尽失,后来清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北京及整个华北地区,也可以说明人们对农民军是何等的失望与不满。







关于北伐朱元璋认为“元建国百年,守备必固。悬军深入,馈饷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殊非吾利。”他提出的作战计划是:我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移兵河南,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天下形胜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可席卷也。

相比之下,李自成的置左右之敌于不顾直捣北京的战略是何等的鲁莽,而山海关一役惨败之后,北京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皆不能守,又反过来说明朱元璋多么有先见之明 。

大军出发之初,朱元璋就晓谕将士:“此行非必略地攻城,要在削平祸乱,以安生民。凡遇敌则战。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或有遗弃幼孤在营,父母或亲戚来求者,即还之。”北伐军接近元都时,他又告诫说:“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无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室咸俾保全。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对比李自成的农民军进京后的大肆抢掠胡作非为,成败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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