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其人和抢救运动

孤独行走 收藏 2 3077


一, 为什么要谈一下康生


谈抢救运动不能不谈及康生。这是因为,康生确实在抢救运动中做了许多坏事,而“文革”后的党史界又已经把他定为抢救运动的发起者和主要领导人,甚至成为一切错误与罪恶的渊薮。我在前面的叙述中,曾一再提到这是对康生地位的过分拔高和对他在抢救运动以至整风中所起作用的无限夸大。而且这不是党史界个别现象,所不同的只是程度的区别和繁简的差异。所以康生的问题仍然有必要比较集中地谈一下。但这决不是要为康生翻案。康生并不是好人,对他开除党籍的处理也没错,因此不存在平反问题,而只是存在着对他的作用做实事求是的评价。如同邓小平说林彪、江青不算路线斗争, 丝毫无意减轻他们的罪责一样,否定康生是抢救运动的发起者和主要领导者,也不是要把他从坏人变成好人,而只是说出历史的真像,并在这个问题上附带做一点破除党史界普遍存在的绝对化倾向和“箩筐主义”的工作。但对此,在后面一篇笔记《延安整风创建了中共党史编纂学》中还会专门谈到,这里只是为了说明康生的作用,先提个头,作点名词解释。

所谓绝对化,是指被定性为坏人的人,就只能说坏不能说好,而且是“生来坏”、一贯坏,还要尽量夸大和增添他的过错与罪行,减少和埋没他的功绩与贡献。被定性为好人的人,特别是要保护的领袖和高级领导人,就只能说好不能说坏,也要尽量掩盖其过错和夸大以至凭空增加其贡献。所谓“箩筐主义”,则是绝对化的延伸或形象化。无论是被定性为好人还是坏人,都有各自的箩筐。好人的箩筐里只准装好的东西,除本人的外,也有些本来是别人的;关于缺点错误,则要尽量去掉,实在去不掉的就设法减轻和淡化,或者干脆装到坏人的箩筐里去。坏人的箩筐则相反,还装了许多并不属于自己的坏东西。党史研究中除绝对化和箩筐主义外,还有禁区和禁人的问题。禁区,这是人们都了解的。例如“文革”就越来越不能提了,连一些人物的电视文献片,演到“文革”时也一跃而过,使历史缩短了十多年。“文革”也和反右派、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等一样,已逐渐变成实际上的禁区。所谓“禁人”,这是实在无法表述而自行杜撰出来的一个名词。例如胡耀邦,大概没有人敢说他是坏人,倒是公认的大好人。但是他的著作和纪念他的书籍在内地不能出版,他的形象不得见诸报端和电视。至于赵紫阳,更不能提了,直弄到看签订英国归还香港的议定书的镜头或照片时,只看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看不到中方的签字人。和禁区不同,禁人们办的事可以公开,只是人不能出来,故名之“禁人”。

以上这种极端化、箩筐主义、禁区和禁人等,自然不会实事求是,只能做假,但要“打假”却又很难。一是“假货”和被隐瞒的真货都太多,打不胜打;二则“打假”显然不会被允许(指重要的,小事也许还可以)。因此,直到现在,党史界的造神和造假运动还呈上升趋势。只举近日所看到的两事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六期有一篇《〈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学术座谈会发言选登》,一位著名的党史教授在发言中说,“‘四人帮’企图把丰富多彩的中共党史缩小为‘十次路线斗争史’,是抱着毁党、篡党的阴谋的。” 这就使人如堕五里雾中。“十次路线斗争”明明是毛泽东1971年八—九月在外地巡视期间的谈话,每次“斗争”都讲得颇为详细, 什么时候又怎样变成了“四人帮”“毁党、篡党的阴谋”?这是不学党史的“文革”过来人都知道的史实,何况党史专家。他这样讲恐怕多半是由于已习惯于箩筐主义,把领袖所提站不大住的东西顺手装到“四人帮”的箩筐里,而且还上纲成为“阴谋”。另一个例子是,2003年第2期《炎黄春秋》载文说,北京皇城根遗址公园北部“一座挺立于五四大街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纪念浮雕中,居然没有陈独秀”。“熟知五四历史的人们敢于断言:它的寿命绝对长不了。”“因为它根本违背历史的真实,而近乎对历史的嘲弄。” 这种作法恐怕也不是领导人和设计者的疏忽,而属有意的造假,所以引起这位作者的愤懑。

这些看似都同康生和抢救运动无关,但由于它已成为普遍风气和不成文的戒律,所以讨论康生或抢救运动的问题一般也不得违犯。而且是禁区,有关资料又看不到,一些公开揭批康生的东西,不是只戴帽子不讲事实和根据,就是事实有误和以讹传讹。例如《康生评传》上有一节谈康生同饶漱石争当华东局书记 ,说“饶漱石在七届一中全上才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就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饶从未做过政治局委员),可是后来还有些文章在抄袭。这就是为什么在谈康生的时候要先交代一下这种绝对化偏向和箩筐主义现象的原因。


二, 关于对康生的一点评介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开除康生、谢富治党籍的决定中,提出的理由是:“鉴于康生、谢富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谢富治的党籍,撤消对他们两人的《悼词》,并向全党公布他们的反革命罪行。” 这当然是罪有应得。不过主要算的还是他们在“文革”中的罪行,至于其他历史问题,如康生在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的错误与罪行,就只是在《附件》中提到“在延安一再制造冤案,陷害大批干部”,没有提到抢救运动。这也从侧面说明,抢救运动是否错误尚无定论,即使错,罪责也不能完全推给康生。但我们算的正是康生在延安整风抢救中的帐,自然不能为中央这次决议所限。而且既然说康生“政治品质表现恶劣”,是个阴谋家、野心家,可他为什么会入党后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进入政治局四十年,还作到“善始善终”,位至中共中央副主席,死后落得个“全国人民爱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等美名? 可见,康生的一生还不能简单地只用一个“坏”字概括。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一分为二”同样适用于康生,特别是康生也确有能爬上去的客观条件和自身本领。因此讨论康生和毛泽东的关系及其在抢救运动中的作用之前,对康生作点简单评介并不是多余的。这里只谈与我们所讨论问题有关的几点。

(一) 康生一生中的重大罪行

康生并不是一些书籍和文章中说的生来尽做坏事。这种绝对化倾向当然是违背史实的。我们无须为康生评功摆好,但是他在民主革命时期除犯错误的一面外,也还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有一定贡献。在上海地下工作的八年,那可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而且大部时间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之下,如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特科的除奸保卫工作,为苏区输送干部,维持中央的联络机构。(至于康生是否在上海被捕叛变,说法不少,但中央决定附件只说存疑,未作正式结论,且附件竟还提到已证明完全错误的所谓“潘汉年内奸案”,因此这里也不作定论。)在驻共产国际时期,他也不光是同王明一起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还根据共产国际新的精神,多次联名写信批评博古中央的某些过左政策(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在他们一次来信后停下来的),维护和宣传毛泽东(指令博古中央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将毛从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为正式委员,大力宣传毛在苏维埃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在全苏二次大会上的报告等),特别是提出和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落实。回到延安后,康生很快就顺风转舵,和王明拉开距离,同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站在一起,使中央在同长江局的争论中可以合法使用书记处名义。他不但在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上就站出来支持毛泽东反对王明去武汉的意见,而且还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已酝酿推举毛出任总书记,并从此成为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和忠实拥护者。这也是他能够一直站稳脚跟并步步高升的基础。如果说,在延安整风前,康生还为革命做过一些好事,有一定贡献,那么以后他起的好作用就不多了。因此,综观康生一生,实在是贡献不多,罪恶极大。他的主要罪行大致可归纳为三项。

一是在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推波助澜,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这是本文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下面还会专门谈到。

二是制造和鼓吹个人崇拜。

他虽谈不上发明者和带头人,但也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个人迷信问题,是中国党在延安整风以来(自然包括抢救运动),特别是建国后,累犯重大错误的根本原因,也是康生之流赖以安身立命的关键所在。因此不能以“法不责众”和“人人有份”等为由,淡化和减轻个人崇拜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制造者们的责任。实际上,搞个人崇拜才是康生最大的一项罪行,其他犯罪多是由此产生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但这个问题在下面讨论康生和毛泽东的关系时还将涉及,这里就先不多谈了。

三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作恶多端。

这正是犯事——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所在,自然不能不说。但是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又可谓汗牛充栋,而且其他有关材料也是一谈及“文革”中的坏事,大多要挂上康生的名字。所以对他做的坏事,既无须多所重复,也不必作什么分析论证。这里只从中央决定中处分他的主要根据(即主要罪行)“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说起。不过关于“篡党夺权”,也如同“路线斗争”一样,在过去的党史中使用得一直有点乱。如果说张国焘另立中央,是明目张胆的篡党夺权,那是不会有争论的。但从延安整风以来,批判的许多“篡党夺权”却不大容易站得住。例如一直批判六届四中全会以及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都是篡党夺权,(中共党史学的开拓者胡乔木直到临终还坚持“四中全会是夺权” 。)就已值得商榷。既肯定它是夺权,又不敢否认其合法性,这就不但说不清,而且显得自相矛盾。 还有些已彻底否定的“篡党夺权”,如1959年庐山会议中的“军事俱乐部”、“文革”初期的“刘邓司令部”等,就更不用说了。至于林彪、江青等人的篡党夺权,也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的。因为林彪成为副统帅和法定接班人,江青成为“文化革命”的“旗手”和前台总指挥以及后来进入政治局,都是毛泽东的安排和得到中央全体的拥护,并不是他们自己设法篡夺得来。而且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一开始是被说成混在一起的,后来才被分成了两摊,康生则明确是江青集团的“顾问”。谈到他们的篡党夺权问题,如果是指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夺到只听毛泽东一人指挥的(1966年毛泽东就明确说现在不要一线二线,他自己就是一线)中央文革之手,那很快就完成了,因为这只有毛泽东一句话就行。1967年11月27日《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就是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联署发出的。 实际上“九大”从筹备到召开,也都是在中央文革把持下进行的。1967年2月,毛泽东就已说过,“中央文革代替了书记处。” 全国各省市和地方机关的夺权,1968年冬也已全部完成,先后成立了各级的“革命委员会”, 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在这种情况下再提篡党夺权,就只能被理解为夺毛泽东的权了。关于后来林彪的设国家主席之争是否算得上篡党夺权,在此不论。但说江青要从毛泽东手中夺权,康生也直接参与,恐怕就值得考虑了。实际上,“文革”中康生对毛泽东表现得更加忠诚,而且正是由于揣摩到领袖意图,才对江青变得完全驯服,甘做她的一把杀手锏。

康生同江青本来就有一种特殊关系。他了解江青的底细,特别是被捕叛变问题,又对江青同毛泽东结婚有撮合之功。所以江青一直对他有点敬畏和感激,在延安时就一再说:这“老”那“老”,我只认一个“康老”。而康生对江青也不大在乎,人家都称“江青同志”,他却直呼其名。只是“文革”开始后连续发生的几件事,才使他这个感觉锐敏、老奸巨猾的阴谋家开始认识到了江青的“来头”和“厉害”。一是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建议改选政治局常委,并由他提出名单,让周恩来写出去征求林彪和江青的意见。江青提出邓小平不应排名第四(原排毛、林、周后,因系全票),应把“文革”组长陈伯达提到前面,但又说陈太软,压不住邓,还是陶铸厉害,把陶调上去。周恩来回复毛泽东,毛表示同意,于是就把陶铸由最后一名勾到了第四位。从这件事上已可看出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江青这时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了。第二件事是,同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这等于明确宣示,中央文革实际上是以江青为首,组长陈伯达已成傀儡。所以在几次会上,陈伯达讲话都说他这个“小小的老百姓”只不过是刘盆子(西汉亡后被赤眉起义军抬出来当皇帝的一个放牛的刘氏宗室),意思是“文革”小组由江青当家,他只是挂个名。但他又不能不跟着江青干坏事并承担责任。例如由于他们对陶铸不满,江青就封陶一个“最大的保皇派”,并在没有事先报告毛泽东的情况下,于1967年1月4日组织大会,让陈伯达讲话(陈陶也有旧怨),突然把陶铸打倒了。其实陈伯达的日子也不好过,曾一度想自杀,还对周恩来等人说过,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他已查了书,认识到共产主义者是可以自杀的(指法国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女婿拉法格自杀后列宁参加了悼念)。 这也许是陈伯达被认为后来转而投靠林彪的一个原因。对康生震动最大的还是第三件事,即毛泽东对所谓“二月逆流”的发火。他曾对人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主要是针对陈毅批评延安整风抢救和谭震林说江青比武则天还凶)。康生从此对江青俯首帖耳、百依百顺,不但言听计从,而且还为扫清江青“前进”道路的障碍献计献策。变化的明显也表现在连称呼都一下由直呼其名改为“江青同志”了。只要江青提到或暗示要整什么人,康生就会立即着人搞出材料,并上纲定罪。


4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精选
2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