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南大客座教授严崇涛:中国建三峡大坝知识可“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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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中国建造长江三峡大坝的知识可以“出口”;新中两国的工程公司也能利用各自根据在地经验所发展出来的专长,携手到第三国家竞标高专业需求的工程项目。两国上个月签署的自贸协定,正好为这类商业协作提供理想的框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教授严崇涛上周五在北京发表主旨演讲,讨论了中国农业产业化的需要,中国产业升级的趋势,新加坡工业的发展道路,以及新加坡与中国这个洲际大国的一些共同点。 由南洋理工大学连氏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联办的这场研讨会,以“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品牌”为题。其


中国建造长江三峡大坝的知识可以“出口”;新中两国的工程公司也能利用各自根据在地经验所发展出来的专长,携手到第三国家竞标高专业需求的工程项目。两国上个月签署的自贸协定,正好为这类商业协作提供理想的框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教授严崇涛上周五在北京发表主旨演讲,讨论了中国农业产业化的需要,中国产业升级的趋势,新加坡工业的发展道路,以及新加坡与中国这个洲际大国的一些共同点。


由南洋理工大学连氏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联办的这场研讨会,以“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品牌”为题。其他演讲与发言人还有南大连氏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丁琦副教授、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等。


严崇涛在演讲中指出,新加坡和中国的工业化都是从低成本、低技术产品开始起步的。中国现在是处在“低成本,中高技术水平”的发展时期;新加坡则正快速发展成高成本经济体。


经济体发展的第四个时期应该进入“高成本、高技术”时期,当前的中国与新加坡,可以利用一些他们各自通过实际在地经验中得到的知识,来发展高技术经济。


严崇涛教授援引中国建设长江三峡大坝的例子说,1994年他与新加坡财政部长胡赐道一同受中国财政部之邀访问中国。在新方的要求下,中国财政部安排他们参观了三峡大坝工地。


大坝总工程师当时介绍说,三峡工程花费了很长时间,原因不是因为资金不足,而是因为他们做了大量的水文地理研究以找出防止大坝前的泥沙沉积的最有效方法。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会减低大坝的蓄水量,影响发电能力。


中国工程师最终找出了解决之道,就是在长江的上游建造一系列的小坝来限制泥沙量,这成为设计超级大坝所需要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工程知识。


严崇涛说,他最近为一组文莱学生授课时,被问到文莱可以如何在该国石油开采完之后还保持可持续发展,他就想到文莱与其将储备拿来购买美国国债,不如与中国合作,到水力资源丰富的非洲去兴建和运营水力发电大坝。


非洲有很多像长江这样的大河都可以筑坝发电,发出的电力能够帮助这些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剩余的电力还可以出口,回报率将高于投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


中国如果愿意帮助其他国家构建像三峡工程这样的水力发电大坝,就可以发展成为一个知识的出口国。


新中可联合竞标


下水道工程


在另一方面,新加坡虽然只是一个城市国家,却也投资于世界最先进的公共基础设施。新加坡正在建设世界上最大的下水道工程以节约土地。未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超级城市也会建设这样的下水道系统。这些工程也需要与建设大坝一样的水利工程专门知识,建造了三峡大坝的中国工程师们,将很有条件去设计与建设这些深下水道系统。


因此,新中两国的工程公司可以联合起来到外国竞标这类工程。


他在演讲中,也谈到中国的农业产业化的问题。有关如何将分散的小农地整合为有规模效益的农场的问题,他建议让农民出让土地,以此换得公司股份,公司再根据利润高低来给农民年度分红。这样,个体农民作为公司的职工继续在其土地上工作,同时获得以绩效为基础的收入。


只有当作为初级生产领域的农业发展起来并产生相当的经济剩余时,才能带动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后者则继续带动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发展。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出口飞涨,低成本的生产模式使贸易对中国十分有利,但美国、西欧、甚至日本都会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


严崇涛是新加坡经验丰富的资深“老公务员”,曾经当过新加坡交通部、财政部、贸工部,国家发展部和总理公署的常任秘书,即部门的最高行政长官,也担任过中央公积金局、建屋发展局主席等重要职务,退休后依然不时公开针对新加坡政府政策提出坦率的建议与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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